来自重庆、在深圳哥士比鞋厂打工的周建容，离开这个世界已3年了。2014年7月17日5点48分，她因参与劳工集体维权，从工厂的4楼车间跳楼身亡。她的绝命地，是她工作过12年、曾经有过美好幻想的地方。
为了忘却的纪念？不，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位正直、刚烈的中国劳工，为争取劳工人权而殉难，以其决绝之死，树立了世界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心灵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她的忌日，因而被中国劳工界命名为“中国劳工受难日”（简称工难日）。
让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史实：2014年春夏，哥士比公司进行了工人不知晓的股权变更，后要变更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此前，它已严重欠薪，有近4个月的工资没有支付给工人；工人的加班费、高温补贴、社保费权益也没有依法及时足额兑现。如果资方用变更名称、股东、法人代表等手段进行金蝉脱壳，那么诸多工人的重大权益将严重受损。因此，工人们要求资方披露信息，进行集体协商，尊重工人权益，但被资方拒绝。5月26日，600多名工人集体停工维权，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向资方发出谈判要约，资方竟以开除参与集体停工的工人为手段，在工人选举的代表被行政拘留的情况下，资方更加强硬，从6月12日起，分批开除了109名参与集体维权的工人，周建容于7月12日被开除。此时，周建容已经50岁，已在这里打工12年。因为被开除后，就难以就业，失去了生计，她愤然自杀，以死抗争。
或许有人会认为周建容想不开，或许有人主张等待地方总工会、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仲裁和司法机关的救助，而很少有人能够同情式理解如此以死抗争的劳工。2010年春夏，十几名青春年少的富士康雇员以死抗争时，也没有引起国人多大的反响。同样，周建容的死，也很快无声无息。
但是，如果我们还保留点物种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基本人性，对他人有些恻隐同情之心，如果我们具有最低限度的事实认知、逻辑分析能力，都会追问：资方何以如此？中国劳工何以至此？这是个人原因产生的个案，还是制度原因导致的悲剧？希望何在，出路有吗？
问题的直接诱因是哥士比资 方的霸权与非法解雇给维权工人的打压，但根源在于中国劳工不能依法、有效、持久地组织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集体人格和意志，与资方抗衡；地方公权力机构为了经营本地GDP而亲商爱商，难以公正、及时、有效地执行劳动法，劳动法治遥不可及；资方没有受到劳工组织力量的制约，也缺乏法治的约束或强制，自然骄横跋扈，肆意压迫工人。
此类问题，在人类近几百年市场经济历史上，屡屡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制度进步的强大动因。中国也不能疏离于此规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从19世纪后期至今，人类社会的基本经验是：确认劳工们有联合、团结以形成自己的组织、集体力量的权利；劳工组织有权和资方开展力量相对均衡的集体谈判，共同决定工资福利等劳动条件，资方有义务和劳方诚信谈判；如果资方拒绝诚信谈判，劳方可组织罢工，对资方施加压力，促其妥协。
只要私有产权、市场经济存在，解决劳资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以上方法。因此，国际社会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宪章、系列公约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确认了上述权利，并将“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集体谈判权利、罢工权利”明确列为基本人权。此类人权对应着国家义务、职责：国家必须以其国内政策、法律，充分有效地保障这些权利。“劳工人权——国家义务、法律制度和实施机制”，构成了现代劳动法治的框架与核心，是市场经济的通则。我国对这些权利也没有否认。
回到周建容、富士康十几名青年劳工为了维护权利和尊严而以死抗争的案例，应当看到其中的必然性、普遍性原因，“劳工权利贫困，平等博弈机制残缺、公权力严重渎职，资本恣意妄为，公众无知冷漠”的问题，清晰可见。
出路只能是：认真对待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教训，尊重人类社会的通则，全面承认和有效保障劳工的基本人权，特别是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集体谈判权利、罢工权利；强有力地约束地方公权力，须在劳资之间中立、公正，积极解决劳资矛盾，建立健全劳动法治。唯有此道、此路，中国的劳资关系才可能基本公平、公正、和谐，实现劳资共享发展成果。
在国家劳工政策、立法短期内不能实质性变革的情况下，珠三角的工人们近年来自发创造了“工人代表制”的维权模式，对中国的劳工人权、劳动法治形成了实质性的推动，值得各界深入持久的关注。工人们自选代表，对其明确授权，由其代表工人们和资方进行真正的劳资对话、集体谈判；如果资方拒绝，劳方基于正当目的，对资方强力施压，迫使资方理性妥协。已有很多成功案例，也有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学理上的科学性、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或许，这种真正的制度革新和积极效果，能够告慰周建容和富士康的死难劳工们。
我们大家都来读一读中国表示拥护的《世界人权宣言》、已正式加入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吧，让人权和法治的光辉，给周建容和全体劳工以温暖和力量，照亮中国的未来。
转自：新浪博客——工友文宣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