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作演讲却不做炸弹；撰写博学的文章而不是各种宣言。他们既不是抽象的理论家，也不是社会平等主义者。他们不消灭他人，也不毁灭自己。美国革命没有恐怖时期，也不存在应运而生的独裁者——没有克伦威尔，没有波拿巴。］
［千万不要以为北美殖民地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是一回事：从社会层面上去看，美国社会，这块土地上的社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起于“美国革命”这个质变的起点。所以，堪称“激进”。所谓的本质变化，最重要标志就是“平等”，革命后的美国社会开始走向平等。］
［之所以说美国革命“不革命”，或者说并非激进，其关键就在于它是自上而下革新，而非自下而上爆发。］
大家都熟悉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平等口号不是法国革命的发明。在1640年英国革命中，就已经有了被称为“平等派”（也有翻译成“平均派”）的政治派别，他们都是伦敦的激进议员，有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他们的主张今天看来，带点社会主义色彩。
平等，是一个很自然会产生的追求，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口号。在古代，大家一开始当然很认命，理所当然就认为：“贫贱在命，富贵由天。”上层演出宫闱争权夺利戏码，底层民众却非常坚忍地吞咽自己的命运。渐渐的，平等诉求会悄悄上升。虽然它会从底层自然产生，可是，要成为一个理论，或者要在一个国家逐渐推动平等，或者要突然迅速推向社会变成一个变革口号，多半是起于衣食无忧，甚至有着优裕生活的知识精英。他们敏感地怀揣着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心和道德感，也继而混杂着以改变社会为使命的理想抱负和个人雄心。一开始，知识精英和贵族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后来才逐步扩展到平民士绅阶层。只要看看各国绝大部分现代革命领袖，就会知道，知识精英中的某一个部分，才是一个地区改天换地的原始推动。
英国平等派的精神领袖利尔伯恩，就是个中产阶级乡绅家的孩子。在政教合一的时候、尤其是古代，一个人的政治活动往往就是宗教的教派活动。政治家从属的政治派别，一般都是顺着宗教派别一路顺下来的。年轻时候的利尔伯恩，就因为投身清教徒的宗教宣传，数次进入类似中世纪地狱般的英国监狱。他凭着信仰支撑，吃尽苦头，才熬得出来。
所谓清教徒这一派，也就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乘坐著名的“五月花”号移民北美、被美国人认做先驱的那一群人。可是，千万别以为清教徒就只是宗教受害者。小小英国，教派之复杂令人头晕目眩，在1640年英国革命之后的六年，有人数出来，当时英国教派，就有一百八十个以上，其中不乏在不同时期轮番相互争斗，迫害他人，清教徒也不例外。即便是到了北美，清教徒也还有迫害教友派的记录。利尔伯恩只是赶上了清教徒比较倒霉的年头罢了。
到了1640年英国革命的内战时期，利尔伯恩成了国会军的陆军上尉，做过保皇军的战俘，通过交换战俘才回到家。从此，他成为平等派最著名的宣传者。利尔伯恩一度是军队英雄、英格兰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他反对克伦威尔，写了上百本政治鼓动小册子，当然，又开始进监狱，算起来他一辈子断断续续一直在坐牢，1655年是他最后一次出牢门，两年之后去世，年仅四十三岁。
平等派有自己的制度设计和理念，也很超前。他们提出了几个版本的《人民公约》，最初版本是要求宗教自由，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马上实现彻底民主，使得成年男子都能够参加选举。他们定义权力的合法性非常现代，即“所有权力的本质来源于全体人民”，由此推出他们版本的制度构架，就是权力机构以平民院为主，国王和贵族院都可以不要，即便要的话，也必须隶属于平民院。他们的概念确实相当激进，就是权力落到越底层越好，越能体现民主。他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英国宪法。
在农业社会，平等派诉求的一个关键落点，自然是“土地”。他们要求，凡有关土地的立法，必须每个利益相关者，不论贫富都有发言权、决策权。现在看来，当然绝对“政治正确”。可是，当时英国人还活在十七世纪，英国国会，即便是“平民院”，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真正的广大“平民”，显然还是没有信心。
在那个时候，国会中所谓平民院的“平民”议员，只是对比有世袭 “贵族” 头衔来讲的一个“平民”概念。就是说，哪怕是百万富翁、财产超过贵族，只要没有国王承认的贵族头衔，他即便当选为国会代表，还是只能进“平民院”。当时的平民院议员们，远不是普通平民百姓代表，或者贫苦农民代表的意思。平民院议员，不少人是土地、大资产拥有者，他们的多数，会自然敏感和担心，这么一来，势必导致穷人立即要求立法，平分土地平分财产，推行极端平均主义，那可如何是好？应该公平地说，在那个时候，这完全是可能的。
为了在国会能够通过《人民公约》，平等派把《人民公约》的最后版本作了大幅修改，例如，英国当时的重要国情是，新教当道，就必须在宗教自由中剔除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另外，在选举权中改为仅“有产者”才能拥有选举权，等等。虽然作了这些调整，他们的主张也得到了部分民众和军队支持，可是《人民公约》还是没有被国会通过。
最后，平等派军人也诉诸兵变，却很快失败。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他们在英国存在的时间很短：1645年开始组成，四五年之后，如一阵风吹过，就速速退出政治舞台。
那么，平等派议员大多不也是地主士绅阶层吗？这就是我前面说起的，“平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其实起于上层知识精英，到一定火候，他们对民众的同情会超越单纯保障自己的个人利益。道德感、正义感等等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会变成对现实的切实推动。可是，人的心理状况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秘密，所以，既然能够有如此激情，置自身利益于不顾、推动一个全然“利他”的法案，那么，积极推过头，也就是所谓激进，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也许有人要问了，假如1640年英国革命中的平等派获胜，是不是就会立法“打土豪分田地”了？这就是历史诡秘的地方了。历史走了右边那条路，即便你能预料和大致判断另一种走法会发生什么，你也没有历史的“事实证据”铁口论证：假如它走左边那条路，就一定会走出你预料的结果来。这就是到今天，一些问题大家还会激烈争辩、却可能永远没有结果的原因。
例如，一边说，甲的改革方案好；一边说，乙的改革方案好。假如现在已经按照甲方案改革了，虽然你可以拿出种种理论估计，说假如按照乙方案改革会如何不好，可是，你永远休想真正说服固执己见的对方。因为那个“乙方案”的历史之路没有走过。
所以只能说，从当时的英国状况看，显然还是可以看到平等派主张中社会准备不足的一面：政教合一，国会、民众都还深陷在非理性的宗教迫害狂热中，不仅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非常普遍，至关紧要的是，还没有明确提出对个人权利“不得立法剥夺”的概念。那是将近一百五十年之后，美国才确立的对立法本身的限制。
平等派再往民间走一步，它已经有了无政府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他们可谓红色思潮的先驱。例如，零星出现了一些被叫作“掘土派”的小农业社。其中一个是由叫作温斯坦利的掘土派领袖发起的。就在查理一世被砍头的三个月后，1649年4月，他带着三四十人，在泰晤士河边、沃尔顿附近的一个荒坡上，开荒种地，组织了一个小小“公社”。刚建立公社，温斯坦利就发表了一篇宣言，叫作“真正平等派的高标准”。他宣称地球是上帝赐给人类和动物的共同财产，谴责人类相互奴役，使得土地为少数人所有。所以“地主都是窃贼。唯公有制，才能制止所有的罪行仇恨”。他们向四邻宣传，说有朝一日大家都会放弃自己的财产，成为“公社社员”。他被后人看作是一个乌托邦空想家，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们虽然刨的是荒地，也没碍着谁，可是联想他们的“共产宣传”，就令四邻和政府都颇为不安。他们在各种骚扰之下，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了。
掘土派全部加起来也没多少人，却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政治理想都无法与宗教脱节，温斯坦利还有一本小册子《自由法的平台》，看他描述他理想中的基督教社会，我发现那其实是修道院模式：没有工资，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他的主张也被大家称为“基督教共产主义”。他的《正义新论》还描绘了没有政府的理性社会，历史学家认为，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都是受了他的影响。
当然，平等派并非自行消亡，他们的消失和克伦威尔的军事化强压有关。由于在国会得不到支持，平等派转而寻求在军中发展，一度得到广泛支持，建立起一个军中政治舞台。他们活像是自投罗网：处理军中事务，正是军事首领克伦威尔的强项，收拾平等派绰绰有余。一个最出名的故事是，克伦威尔抓来军中的暴动首领，全部送上军事法庭判死刑，然后让他们抽签，抽到“处死签”的，当场枪毙。
有意思的是，克伦威尔被平等派骂得狗血淋头，他也毫不留情把他们强压下去。可是，据说他还是很同情平等派的，只是认为他们所提倡的民主和其他平等主张，对于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实在太“早”，若在当时推行，只可能给英国带来混乱。他始终怀着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因此对一切公有制的建议都不屑一顾。革命之后，他相信铁腕才能维持秩序。也许，十七世纪的英国只能如此，左右为难，没有一条十全十美的道路，确确实实，也因为文明进程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平等派对决国会多数派以及克伦威尔，这大概是有关“民主”和“民主时机”最早的考量和对决了。
读那段历史，发现当时英国的政治鼓动真是了不得，一方面，政治传单小册子满天飞；另一方面，正因为政教合一，教堂布道也兼为政治讲坛，对其他教派的抨击也就是政治辩论本身。所以，几番政治较量下来，平等派、掘土派这样的激进政治小派别，当然斗不过政治宗教双重强权。可是，在他们离去之后，关注点在普通人利益的平等新主张，却已经深入人心。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640年在英国广为鼓动的平等、无政府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初构想，不同程度影响了后来的法国、欧洲和美洲。
美国建国前后长期与奴隶制并存，但社会矛盾却并未普遍尖锐，这或许多少让人觉得费解。事实上，奴隶不仅是分散的，而且处于一个无力反抗的状态。不论是北美奴隶制的始作俑者英国禁止奴隶交易的立法，还是独立前后的美国各州的逐步废奴，都是从那些并非奴隶、甚至他们本来或许还可以从奴隶制获益的白人知识阶层开始的。他们或者从宗教出发，或者从今天我们的时髦说法“普世价值”出发，开始冲击和废除这个制度。黑奴本身在废奴运动中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在他们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自己并不会形成社会的冲突一方。倒是对奴隶制观点不同的白人自由人社会，在他们之间争论甚至打得不可开交。不论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国会，还是在立国前后的美国，都是如此。
这种有关“大是大非”，关乎社会往前迈出关键一步的争论，社会是否有个容许公开讨论的机制，确实很不一样。广泛而公开的争论，就让社会对“价值”和“利益”，有了一个思考、权衡的机会。禁止奴隶贸易和废奴，不仅是一个对待奴隶制的具体操作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议题，一旦匣子打开，飞出来的东西很多，“平等”就是其中之一：社会是不是可以为了利益最大化，把一部分人维持在一个非人道的生存状态之下？习惯这样几百年一路讨论下来的国家，结果，他们就变得什么都要讨论都会怀疑，却绝对不会全社会上上下下一起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普世价值”这个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对于他们，已经逐渐自然就被排除在“问题”之外了。
对于美国革命“不革命”的话题，在美国也是有争议的。比如说美国布朗大学有个教授戈登·伍德，他写过一本书，叫作《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他说美国人总是愿意把自己的“革命”说成是温和而不是激进的，其实不然。
说美国革命“不革命”，听上去是有点奇怪， 还打了八年独立战争呢，都激进到战争的地步了。战争状态是一个非常状态，在战争中，很多和平时期的法律会失效，激进会自己跑出来。曾经在美国南方一度盛行的民众私刑，起源就是在独立战争之中：原来的政府正常的司法功能被战争阻断，自然就开始产生出民间的“替代办法”来。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军管时期”、“军法从事”这样的字眼，听上去总是“不善”。
再说，独立战争是长达八年的非常状态，同母国有整整八年的战争敌对状态，战争必然意味着你死我活，流血牺牲，本来没多大仇恨的，都会在血与火当中制造出深仇大恨来。如此从母国脱胎换骨打出来，头脑一发昏，很容易生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来。再说，这怎么都是彻底改变一个社会的机会。照托马斯·杰弗逊的说法，变成一张白纸，可以画自己的图画了。
革命前后的美国，无疑是发生了变化的。这就是戈登·伍德的意思，他想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北美殖民地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是一回事：从社会层面上去看，美国社会，这块土地上的社会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起于“美国革命”这个质变的起点。所以，堪称“激进”。他所谓的本质变化，最重要标志就是“平等”，革命后的美国社会开始走向平等。
比如说，在殖民时期，后来组成美国的十三块殖民地，他们虽然是“邻居”，可是相互之间的互通声气，远远比不上它们各自与英国的联系。从心理上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英国国王的臣民，每个人都对国王效忠。不仅他们和国王之间不平等，随着王权存在，社会就是重等级的。在戈登·伍德看来，这个观念“激进改变”的起点，就是“从臣民到公民”。
在北美，这个观念变化的时间点，最近有了档案文本的验证。就在2010年，经过档案专家考证，“从臣民到公民”观念转变，正是发生在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之中。这个秘密还是不久前在美国国家图书馆被揭开的。
托马斯·杰弗逊的《独立宣言》手稿一直被陈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我们去参观过的。记得那还是好几年前的感恩节。那天我真的很奇怪，在这么个节假日，还飘着点零星小雨，就是会有那么多人，不少人还带着小孩，辛辛苦苦在国家档案馆门前，排很长很长的队。他们不为别的，居然就是为了在灯光昏暗的展厅亲自看一眼、也让孩子看一眼那玻璃柜子里几页发黄的文件。我跟着队列，慢慢从玻璃柜子前移过，那不是普通玻璃柜，实际上是无氧保险柜。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手稿，被夹在两层有机玻璃中间，泛着神秘的历史幽光。我心里却发着很不相干的感叹：那时候的人用鹅毛写出来的字，真是漂亮啊！
直到去年，这份文件才从像三明治一样的保护层里被取出来。它已经八十年没有动过了，国家图书馆的专家决定对它的保存状况作个基本检查。
检查《独立宣言》的女科学家，瘦瘦的菲娜拉·弗朗兹，是个细心人，她在检查文件的时候，发现在“公民”两个字上有那么一点点污迹，她怀疑那是经过修改后的痕迹。那么，在用“公民”这个现代概念表述未来的美国人之前，杰弗逊写的是什么呢？经过一层层的现代光谱技术分析，最后发现，被“公民”遮盖掉的正是“臣民”一词。在寻求独立的瞬间，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对一个宗主国告别，而是要预告一个新制度的诞生，在宣布独立的同时，他们已经悄悄宣告了这个新国家要“走向共和”。
称呼也很有讲究，在制度变更中，新称呼是否泛滥、是否压倒一切，也是革命和激进与否的一个标志。
美国《独立宣言》诞生十几年后的法国革命，也宣布“共和”，并且全体国民都成了“公民”。不同的是，法国社会的一切传统称呼几乎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再有先生女士和太太小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见面都只道“某公民”。这种称呼的泛滥，无形中改变了称呼的感觉，它隐隐带有规范和强势：新社会对于自己脱胎出来的“旧社会”，有一种压倒一切彻底否定的优越感。新社会成了传统社会理所当然的杀手。当它试图消除个人的个性特征，试图抹去色彩、把枝枝丫丫都打掉，唯剩其“公民身份”的时候，貌似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可回头一看，简直搞不清怎么会阴差阳错，这些“公民”的集合，却根本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了。
这种称呼细节的变革风行，必是激进革命的标志。令人无法不感到惊奇的是，同样的剧情，一百多年后又在红色革命中重演，1917年以苏俄牵头、随行甚众的红色革命中，一声“同志”也响遍半个地球，持续的时间之久、范围之广，都是法国革命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而当激进之风扫过，社会温和下来的标志，就是多元化的传统称呼又悄悄浮出水面。
美国人回过头去看自己的“革命”，也注意到这些细节，看来看去觉得自己的“革命性”自叹弗如。不错，他们的独立战争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战争，他们只是打跑了英国国王的军队。他们自己人没有相互过不去，没有对留下来失败的“亲英派”进行清查整肃、大开杀戒，没有在平等口号下让富人财产被剥夺殆尽。从细节上看，老爷、阁下的称呼虽然渐渐消失，而“先生”、“女士”、“小姐”的称呼依旧，更何况，他们的国父们，就是原来殖民地“旧社会”的官员，还是戴着英国传统生硬的鬈鬈假发，上面扑满香粉，一副出入宫廷的打扮。社会也没有骤变，“公民”一词只停留在官方文件和学者文章里，与民间称谓无缘。
戈登·伍德形容这些美国革命者，一点不符合历来大家印象中的“革命形象”。他们没有“义愤填膺，斗志昂扬，不顾一切”，没有“为了事业不惜杀人流血”，“似乎总是出入于客厅或立法大厅，而不是活动在地下室或大街上。他们作演讲却不做炸弹；撰写博学的文章而不是各种宣言。他们既不是抽象的理论家，也不是社会平等主义者。他们不消灭他人，也不毁灭自己。美国革命没有恐怖时期，也不存在应运而生的独裁者——没有克伦威尔，没有波拿巴”。
我想，之所以说美国革命“不革命”，或者说并非激进，其关键就在于它是自上而下革新，而非自下而上爆发。当然，自下而上爆发革命的意思，并不都是民众在忍无可忍处境下的自然爆发，在近现代，更有一些革命者，是依据理想主义，在社会冲突并不尖锐的地方鼓动，以承诺一个更好社会来引发革命。
说美国革命“自上而下”的意思，是原来的殖民政府的上层官员们主导、领着民众进行的一场独立战争和制度变革。所以，我都觉得它是上下齐心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把英国宗主国这一层忽略不计的话，就殖民地本身来说，它并不是民间对殖民地政府和制度的推翻和反抗。所以“它没有农民起义，没有火烧城池，更没有监狱暴动”。 它的基础，也就是以前说过的，北美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它不是一个社会状况恶劣的地方。按照戈登·伍德介绍的《弗吉尼亚刑法》，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总督有时反而是有点滥用了赦免权，“有些地方，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死囚都是被赦免”的。
从“独立”去看，是上下齐心，从“制度变革”来看，同时是原殖民地官员的上层精英，是他们替底层民众思考了这场制度变革的“革命”，底层民众是理解、赞同的，然后，通过民主制度，民众批准了这个变革。而这个民主制度，正是“上层”为他们设计的。
上海书评|2014-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