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飞因2015年参与纪念六四死难者活动被抓。之后，于2017年3月被中共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徒刑，所突现的不仅是极权之下无自由可言的政治性窒息，同时也因其事件中包含的历史状态，在社会分裂的议题上，中共再次以入侵的形象勾勒出了强盗式的政治逻辑。此种对社会平民予以政治审定的行为本身，反映的即是极权内部虚弱而失重的实质。是在于它通过对强盗思维的确认，使自身置于反人类的漩涡中，并由此形成对人权和历史的双重压迫。尽管这种压迫一定是徒劳的（“六四”作为已经存在的政治事件，不可能因为掩盖和遮蔽而消失），但与常态之下基于社会平等的民主观念相反的是，极权及一切非民主性统治权力，由于天然地惧怕自由和史实，惧怕史实中包含的无法面对的历史真相，以及因权力膨胀所导致的在极权体中加剧的空洞感，由此，对一切社会反抗的参与者进行政治迫害就变成了事实。
参与回顾、纪念六四历史，在一方面是作为对历史分界的理性确认，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在陈云飞的行为中，蕴涵着平民精神的重新创建，是对当下大陆成为中共沦陷区之后的个人超越。尤其是在现状及未来趋势深陷于观念、意识及利益的不确定时期，陈云飞以其独立个人的形象中迸发的强烈的现代公民意识，以及如盗火者一般坦然、无畏的姿态，甚至还包括他奇特的、作为争取民主自由先行参与者群体中的一员，所表现出的在时代架构下睿智而鲜明的个性、风格……这种种的一切，都无一例外地展现出了在与中共极权的抗争中，大陆民众所具有的勇气和胆量。尤其是当他面对判决坦然而笑，以胜利之姿表示要上诉，而理由是“判决太轻”时，这种令人感动、使人悲伤但却鼓舞人心的行为，不仅反映着大陆民众反抗邪恶政治的决心，也一样通过当代景观和历史图卷的呼应与共振，呈现了现代平民其内在身份的重要变迁，即：从奴隶回到个人，从不断被污名的“平庸之恶”升格为正直而具体的时代良心，以血肉之躯，反驳了极权知识阵营长期以来附加于民众精神中的“暴民”理论；凡此种种，经陈云飞及和他一样依然怀着民主热忱的大陆民众的烘托、锻造和凝聚，成为一个时代现实的象征。
在陈云飞笑称判决太轻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因权益日益受损的状况下，一种既是个人的也是来自族群的自我救赎。他通过“轻”来达到非对称形态下无论是政治亦或社会属性的“重”，并且这种“重”是无限的，超出了极权入侵大陆、使之成为非民主地域的在全球境况中的危机感，也就是中共通过判决具有异议并敢于进行交锋的人士，表示它自身在社会领域内的虚无性。然而，这仅仅是其中被揭露出来的一小部分。须知以权力进行作恶在本质上和杀人没有实际差别，尤其是在民众不信任权力、社会不信任政治的时代，这种以个人行为传达的反抗精神，以及通过对历史进程的缅怀纪念，不仅是对正当价值观念的捍卫，同时更是对公共价值和人类价值的捍卫。是宁可面对极权的凌辱但却丝毫不会后退一步，甚至还要凭借自身作为弱势的一员却反而向前大跨一步，以激昂、爽朗和无惧的形象，击碎中共的狰狞面目，使社会抗争在当代空间的秩序内，获得了深刻且明晰的完整性，提炼并确证了民主运动的现代涵义，也就是：协同、共和，以及进入本原。
中共政治的邪恶因其“没有意外的恐怖”而使得大陆民众始终处于暴政的阴影下，要洞穿、击碎并反抗此种源于政治的不平等体系，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更要能从大陆的人性意识出发，并以此铸造一种基于现实现状的绝不屈服的独立形象。当反抗成为一个公民的必经之路时，这种选择就是对特权批判的突破，是不屑于隐瞒或进行技术遮掩的正直反映。陈云飞的行为，超出了在一般反抗层面上作为良心追随者的意识。他用非同凡响的个人语言和肢体表达，将极权牢牢地钉在了时代的黑暗低潮中，并使得对人权进行侵害的行为（如迫害、审判、拘押）等一系列反人类行径，在延续的过程中走向中断和分隔。而当陈云飞身穿睡衣面对来自中共的判决时，这种戏剧性的、异于常规方式的反抗景观，产生了将邪恶放大并形成巨大反差的效果，在没有悬念的空间中，将现实的暴力导向政治及历史记忆，使六四大屠杀再一次成为中共的情绪障碍，并经此裂变，在当下全球动荡的形态中，廓清了大陆因中共而成为绝望之地的根源所在。
大陆民主运动因形态复杂的线索而持续地处在搁置和孤悬的实际窘迫中，观念的差异性则又阻碍了在社会及政治版图上进行深度考量的转型进程，当知识阶层仍然使用早已落伍的视线进行社会言说时，现实反抗的空洞特性就会逆变为极权生长的土壤。换而言之，极权利用的正是来自受害群体中不自觉为极权进行辩护的言论，并以此生成统治的必要性，同时亦为撕裂社会群体找到足够的借口和理由。这就是保守特性配合极权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奴役的根本原因。而陈云飞则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存在，他是站在时代悬崖之上的人，他以俯视极权的身姿承担着获取并传递民主之火的职责，是因为他深知纪念六四的本质已经在时代的转换中得到了更深刻的转变，也即，一切罪恶政权不会因民众的退却主动消亡，正如一切嗜血狂魔不会因他人的忍让而手下留情。正因为存在着敢于反抗的个体和敢于直面对视的群体，时代才不会因为无法承受自身的屈辱而甘于沉沦。因此，陈云飞的抗争、围观和参与社会运动的选择，就是在历史之外对历史的延续，为的是：体现一个民族在政治上进行反抗的权利、义务和高度。
而在同样深度的政治谱系中，因遭遇历史和对历史现实的具体回顾，所形成的要求权利的公民运动，它在本质上就已经区别于简性维权形态的被动行为，从而能够得以在被极权切割的破碎空间里产生抗争行为的完整性。较之于其他类型的极权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共极权构成的断裂性序列中，因其仍然残留着东方帝国心态的顽疾，和对社会民众进行历史惯性的奴役要求，在同等时间的世界状况内，必将产生“恒定—波动”的权力制度体，以达到权利和资源层面上对民众双重压榨的需求。同时，中共以特权形成共恶集团，天然地视民主为敌人，又因其仇恨心态的驱使，日复一日建立大陆式集中营，营造社会整体的窒息和危机感，且不断撕裂民众的生活和精神空间，以重复断裂之状，意图生产政治恐慌，以谋求其特权属性不被更改、替代和暴露。因此大陆的一切就是不平等的畸形政治写照，是单一权力通过技术对普遍民众进行施压的政治图景，在这其中，不存在改良的空间，更不具备主动改良的实质意愿。
陈云飞的形象，从历史脉络出发，则意味着对现代政治陷阱的个人超越，一如在此之前及在此之后依然会涌现的进行社会反抗的大陆民众一样。他是对曹顺利、屠夫、黄文勋、彭明等一系列构成大陆民主进程的当代良心的回应和呈现。是基于日渐沉沦的某些海外民运形象的反向逆转，就像一切单纯的民主先行者们所作的那样，他们是把权利和勇气交给普通民众和整体社会而不是交给虚幻之神的人。他们是大陆未来状态的描绘者而不是占有者，并且在这一点上，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和陈云飞心中的答案并无二致，即，在通向反极权的道路上，来自黑暗中共的判决太轻，根本无法撼动大陆民众向往自由的决心和勇气，甚至，连整个审判过程都显得毫无必要，虚张声势，乏味而无聊。
以平凡个体的思想担当，陈云飞同时也塑造了另一种不同于现实反抗的个人姿态，他运用看上去不那么严肃的影像，精心构建社会反抗的新地平线，并在现实深处，用轻描淡写的风格，重新勾勒自由身份和民主意志的图像。这种极具智慧的个体担当，使他能站在非常精准的位置上，逃离因极权压迫所产生的内心不安和恐慌。并且不但如此，他还借用来自中共的压力反作用于这个时代进行普遍作恶的权力，使中共的形象在穷兵黩武的夹缝中无处藏匿、难以逃脱。
要摆脱来自社会困境和政治隔断的极权陷阱，以及因权利不公所导致的区域盲点，则首先意味着在进行民主反抗的过程中，对个体信念的充分考验和对自由立场的真实检验。大陆作为帝国权术的延续之地，并不因其仍具有黑暗统治而消失它迈向自由的愿望。由陈云飞所体现的，也并非是孤立的个案，而是说，他传承着大陆民众反抗暴政和向往民主的坚定信念，正如同在他的笑声中，包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逆转力量，那就是，当中共开始对他进行审判，他同时也以更强烈的意志审判着中共。在这场与黑暗较量的抗争中，他就已成为一个坚定的盗火者，是这片大地的希望之光。而反向审判所带来的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反抗，不仅是对中共邪恶本质的揭露，是因为当审判成为政治批判时，必然要澄清在极权与社会不平等的长期对峙中，不存在任何一类可以不经反抗与争取却能唾手可得的民主机制，极权更不会在突然中转换视野，以悲天悯人的胸怀体恤大陆民众的悲苦，却反而一定会比过去更为暴力，以变本加厉的政治高压奴役大陆民众。
大陆社会革命的底色，正是依仗于如陈云飞那样生于平凡但能超越极权心态的良心之子，他们在为反极权斗争注入有力血液的同时，也赋予了现实以单纯的亲近感。这种缔结着族群色彩的个人意志，通过自身的不断付出，业已成为民主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份。他们是民主转型的进程中对未来趋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指引性力量。因为平凡和平凡中凝聚的光芒四射的动人气质，更因为平凡中蕴涵的坚韧而直接的可贵品质，是使我们从沉沦之地步入希望的曙光。在陈云飞的身上，散发着民主理性迷人而亲切的气息，他是能让对民主怀着仇恨的独裁者发出颤抖的人，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当代良心捕捉者的身份，更源于他毫不畏惧、明朗而热忱的身影中，承载着唤醒并引领社会民众步入自由之岸的生动气息。由此，在穿过历史迷雾和现实的困境之后，陈云飞不会因为审判而屈服。甚至，毫无疑问的是，他必将会对膨胀而血腥的中共形成足够的震撼，并使一切邪恶对自身的冷酷产生动摇。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