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3∙31西单事件”四周年，正义不在当下，历史会记住这些勇士。
转眼间又到了三月底，四年前的2013年3月31日，对于“新公民运动”来讲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那天下午，在北京市西单文化广场，十几个“公民”朋友张打横幅并演讲，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从而达到了新公民运动的一个高潮，但新公民运动由此也遭到中共的全面打压，前后陆续60多人被传唤；被起诉、羁押和判刑的有近30人。
新公民运动早期做了很多救助访民、代理维权案件、教育平权、废除劳教等活动。自2012年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成为其主要议题。该项诉求虽然合情合理，而且比较温和，但还是为当局所不容，最终导致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打压。
新公民运动是由许志永主持的公民组织（前身为公盟）提倡、发起的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民间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的纲领诉求：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其二是社会的，即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
2012年10月，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提出了倡导官员财产公开活动的议题，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不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建立起财产公示制度，就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印度、越南等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中国香港、澳门及台湾也已建立起了完善的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在中国大陆，要求官员财产申报的呼声已持续了20多年，早在1988年就有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议案。新公民运动推动的官员财产公开的议题有道义高度，有操作空间，同时又是社会热点，比较适合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契机。
在2012年12月9日世界反腐日，许志永、丁家喜等68人倡议并征集联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征集签署方式有邮件、短信和街头征集等，但遭受中共极力打压，特别是网络对相关信息封锁得很厉害。同时期，张昆和阮云华发起“官员财产公示，南北传承公民行活动”。2014年初，他们从珠海出发，经十多个大中城市，一个多月后到达北京。一路上，他们全程被监控、围追堵截，还被带到派出所问询。自2014年1月份，北京街头多次出现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活动，先在朝阳公园，最后是3月31日在西单广场。整个打压过程也是一步步升级，开始只是警察堵截，后来传唤和拘留，最后直至逮捕判刑。
有关“3∙31事件”可以看出：
1、新公民运动整体的诉求合情合理——甚至说得很谦卑，是凡正常的文明社会起码所应具备的，并没有提出什么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激进的主张。这些诉求都是中共讨论多年的议题，并有利于政府反腐。开始，这些诉求仅是在网上征集签名，最终因为网上封锁太厉害，才有限地到街头倡议。但是，中共当局对之进行严厉打压，多人遭重判。这说明中共专制统治容不下一丁点民意的表达。
2、习近平上台后，中心工作就是强化“习核心”，即强化他的集权统治。习高调反腐，目的之一就是清洗其政治对手，巩固其权力。同时，为了强化其统治，严厉镇压民间公民运动。习上台后，对民间维权及异议声音的打压远远超过江、胡时代。“3∙31事件”以及以后的“709事件” 都是“习核心”清除公民运动的具体行径。
3、习上台之后，特别强调依法治国，以显示其开明，赢取民心。但是“3∙31事件”表明，习的“依法治国”仅仅是个招牌、口号。“3∙31事件”中，当局多是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治罪受害人。江西新余的刘萍和魏忠平仅仅是举牌声援北京的新公民成员，就被重判六年半。从现场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中该罪名根本成立不了；反之“3∙31事件”中所有参加街头呼吁者都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宪法、法律都旨在保护公民权利，但是“3∙31事件”受害人仅仅因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就被判刑入狱，而“官员公示财产”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必要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表达自由言论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结社的权利，但是“3∙31事件”表明，中国公民不仅没有这些权利，而且为争取这些权利还要被治罪。
在民间，有些朋友认为“3∙31”活动过于冒进，从而导致新公民运动遭受全面打压，影响了官员财产公示活动的持续进行。实际上，“3∙31”活动当日，整个活动持续了不到10分钟，围观的总共一百余人，而且大部分人是在警察粗暴执法后过来看热闹的。演讲的内容不过是“中国是我们全民的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不是共产党的私家花园，不是你们予取予夺的私家仓库”、“我们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不对吗？我们要求杜绝贪官、裸官不对吗？”“ 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人民交的税养活你们，是要你们为人民服务，使国家进步。”
笔者认为“3∙31”活动遭受全面打压，并不是这次活动的错。作为集权统治，当局从来不允许公民公开表达反对的声音，对于街头活动更是坚决镇压。习上台后，为了强化“习核心”，更是加大了镇压的力度。无论有没有“3∙31”活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异议者、人权律师等等，注定都是要被镇压的，这是中共集权统治的本质决定的。为了维护政权，其可以完全不顾脸面、道义和法律，可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对任何人进行镇压，没有底线。“六四”不说明问题吗？在2015年的“709案件”中，人权律师都只是依法辩护，根本谈不上是“异议”，也没有街头抗议，他们的原则是秉持法律，但是遭受的打压比新公民诸君要残酷得多，罪名也从“聚众扰序罪”升到“煽动颠覆罪”，甚至“颠覆罪”。在此事件中，包括律师和维权人士在内有300多人遭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威胁、恐吓、剥夺生计、放逐、酷刑、重判……让全世界瞠目结舌。
在我看来，“3∙31事件”尽早地揭开了“习新政”虚伪的法治画皮未尝不是件好事。“3∙31事件”是一块试金石，检测“习新政”根本没有政治改革的意愿，甚至比前届政府更专制、更严酷。中共宣传的反腐、“中国梦”都只是巩固其权力的遮羞布，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赵家”的长治久安。
从“3∙31”镇压新公民运动，到2014年镇压声援香港占中，再到2015年迫害人权律师，“习核心”的集权统治是逐步升级，中国不但没有丝毫启动政治改革的迹象，甚至还大幅度地政治倒退。短短数年，“七不讲”已经升级到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宣称决不允许司法独立。国家，“赵家”的国家；财富，“赵家”的财富；权力，“赵家”的权力，应该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之后最黑暗的时期——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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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纪念“3∙31”财产公示活动四周年
谨以此文纪念“3∙31西单事件”四周年，正义不在当下，历史会记住这些勇士。
转眼间又到了三月底，四年前的2013年3月31日，对于“新公民运动”来讲是个里程碑式的日子。那天下午，在北京市西单文化广场，十几个“公民”朋友张打横幅并演讲，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从而达到了新公民运动的一个高潮，但新公民运动由此也遭到中共的全面打压，前后陆续60多人被传唤；被起诉、羁押和判刑的有近30人。
新公民运动早期做了很多救助访民、代理维权案件、教育平权、废除劳教等活动。自2012年始，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成为其主要议题。该项诉求虽然合情合理，而且比较温和，但还是为当局所不容，最终导致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打压。
新公民运动是由许志永主持的公民组织（前身为公盟）提倡、发起的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民间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的纲领诉求：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其二是社会的，即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
2012年10月，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提出了倡导官员财产公开活动的议题，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不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建立起财产公示制度，就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印度、越南等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中国香港、澳门及台湾也已建立起了完善的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在中国大陆，要求官员财产申报的呼声已持续了20多年，早在1988年就有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议案。新公民运动推动的官员财产公开的议题有道义高度，有操作空间，同时又是社会热点，比较适合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契机。
在2012年12月9日世界反腐日，许志永、丁家喜等68人倡议并征集联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征集签署方式有邮件、短信和街头征集等，但遭受中共极力打压，特别是网络对相关信息封锁得很厉害。同时期，张昆和阮云华发起“官员财产公示，南北传承公民行活动”。2014年初，他们从珠海出发，经十多个大中城市，一个多月后到达北京。一路上，他们全程被监控、围追堵截，还被带到派出所问询。自2014年1月份，北京街头多次出现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活动，先在朝阳公园，最后是3月31日在西单广场。整个打压过程也是一步步升级，开始只是警察堵截，后来传唤和拘留，最后直至逮捕判刑。
有关“3∙31事件”可以看出：
1、新公民运动整体的诉求合情合理——甚至说得很谦卑，是凡正常的文明社会起码所应具备的，并没有提出什么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激进的主张。这些诉求都是中共讨论多年的议题，并有利于政府反腐。开始，这些诉求仅是在网上征集签名，最终因为网上封锁太厉害，才有限地到街头倡议。但是，中共当局对之进行严厉打压，多人遭重判。这说明中共专制统治容不下一丁点民意的表达。
2、习近平上台后，中心工作就是强化“习核心”，即强化他的集权统治。习高调反腐，目的之一就是清洗其政治对手，巩固其权力。同时，为了强化其统治，严厉镇压民间公民运动。习上台后，对民间维权及异议声音的打压远远超过江、胡时代。“3∙31事件”以及以后的“709事件” 都是“习核心”清除公民运动的具体行径。
3、习上台之后，特别强调依法治国，以显示其开明，赢取民心。但是“3∙31事件”表明，习的“依法治国”仅仅是个招牌、口号。“3∙31事件”中，当局多是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治罪受害人。江西新余的刘萍和魏忠平仅仅是举牌声援北京的新公民成员，就被重判六年半。从现场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中该罪名根本成立不了；反之“3∙31事件”中所有参加街头呼吁者都保持了良好的秩序。
宪法、法律都旨在保护公民权利，但是“3∙31事件”受害人仅仅因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就被判刑入狱，而“官员公示财产”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必要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表达自由言论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结社的权利，但是“3∙31事件”表明，中国公民不仅没有这些权利，而且为争取这些权利还要被治罪。
在民间，有些朋友认为“3∙31”活动过于冒进，从而导致新公民运动遭受全面打压，影响了官员财产公示活动的持续进行。实际上，“3∙31”活动当日，整个活动持续了不到10分钟，围观的总共一百余人，而且大部分人是在警察粗暴执法后过来看热闹的。演讲的内容不过是“中国是我们全民的中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不是共产党的私家花园，不是你们予取予夺的私家仓库”、“我们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不对吗？我们要求杜绝贪官、裸官不对吗？”“ 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人民交的税养活你们，是要你们为人民服务，使国家进步。”
笔者认为“3∙31”活动遭受全面打压，并不是这次活动的错。作为集权统治，当局从来不允许公民公开表达反对的声音，对于街头活动更是坚决镇压。习上台后，为了强化“习核心”，更是加大了镇压的力度。无论有没有“3∙31”活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异议者、人权律师等等，注定都是要被镇压的，这是中共集权统治的本质决定的。为了维护政权，其可以完全不顾脸面、道义和法律，可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对任何人进行镇压，没有底线。“六四”不说明问题吗？在2015年的“709案件”中，人权律师都只是依法辩护，根本谈不上是“异议”，也没有街头抗议，他们的原则是秉持法律，但是遭受的打压比新公民诸君要残酷得多，罪名也从“聚众扰序罪”升到“煽动颠覆罪”，甚至“颠覆罪”。在此事件中，包括律师和维权人士在内有300多人遭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威胁、恐吓、剥夺生计、放逐、酷刑、重判……让全世界瞠目结舌。
在我看来，“3∙31事件”尽早地揭开了“习新政”虚伪的法治画皮未尝不是件好事。“3∙31事件”是一块试金石，检测“习新政”根本没有政治改革的意愿，甚至比前届政府更专制、更严酷。中共宣传的反腐、“中国梦”都只是巩固其权力的遮羞布，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赵家”的长治久安。
从“3∙31”镇压新公民运动，到2014年镇压声援香港占中，再到2015年迫害人权律师，“习核心”的集权统治是逐步升级，中国不但没有丝毫启动政治改革的迹象，甚至还大幅度地政治倒退。短短数年，“七不讲”已经升级到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宣称决不允许司法独立。国家，“赵家”的国家；财富，“赵家”的财富；权力，“赵家”的权力，应该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之后最黑暗的时期——但是，“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