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章一，如此开宗明义地写到：“凡所见之城邦皆为某种共同体，而一切共同体之建立皆是为了某种善业。
人类的所有行为即是为了心中的善。既然所有共同体都以此为目的，那么代表最高、涵盖最广的社会政治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
我们可以从《孟子》一书中看出，孟子一生之中与两位诸侯国君王比较要好，一位是魏国的梁惠王，一位是滕国的滕文公，但为什么滕国成为了他的“仁爱”和“善政”思想的实验田？其根源在于，战国中后期，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夜，大国诸侯之间忙于合纵连横、杀伐征战，成就霸业。
孟子的“仁者爱人”之术当然不会受到诸侯的采纳，而处于大国夹缝中、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小滕国自然是被征伐和兼并的对象。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孟子与滕文公相见恨晚，惺惺相惜，成为理论与履践的最佳搭档。滕国不但是善政的试验田，而且还使孟子思想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由理想中的“仁政”变为现实中的“善政”和“善治”，从而摸索出一种封建时期的善治模式。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家及一些开明、亲民的政治家追求善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往往是“人亡政息”，事与愿违，善治的初衷也往往被恶政、苛政及暴政的现实所打破。这是由于权力的腐蚀作用，不加制约、限制及制衡的公权力，势必造成当权者腐化变质、滥用权力，以致演变成恶政、苛政或暴政，任意蹂躏民众的自由权利。
滥用权力的当政者、官员往往是社会悲剧的始作俑者，而不加约束、限制的公权力往往是社会陷入动荡的根源。宪政的落脚点在于限制公权，令公权力和当政者在界定的行使权力的范围内活动，避免越界行使权力及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同时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宪政之所以可以实现善治，是宪政体制因为通过限制公权，避免权力受到腐蚀，受到制约、限制及制衡的公权力和当政者才不至于腐化变质，才不致于因为滥用权力而导致恶政、苛政或暴政，宪政框架下加以限制、约束及制衡的公权力才不致于社会悲剧、社会动荡及王朝灭亡的发生；同时，宪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民众追求幸福的人生初衷、目的才成为可能。
“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在于权力过分集中、公权力掌控过多的资源及权力不加制约，民众没有充分享有生命、自由、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制订规则，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但现在，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政府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逐渐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人”。
现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这个“主人”统御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和制衡。政府不但可以任意征税，任意提高财政收入和任意花钱，而且可以任意决定货币政策（如任意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且任意制定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向。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权力没有边界，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政府官员腐败寻租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等等。”（韦森）孙中山先生曾经论述过民权与民生的关系，时过境迁，在当代背景下：““欲富民，必赋私权。这是唯一正确的富民途径。
由于一个经济社会受到个人私心的约束，受到资源的约束，受到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必须先赋予私权，然后基于自愿交换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所谓私权，从广义上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权利：保障老百姓经济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并给予保护，以及基本的生存权利。要富民强国，首先要赋予老百姓经济上的充分自由选择权利。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
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由此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要富民强国，同时还要给老百姓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并给予保障。所谓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就排斥了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它是经济自由的保证。这样，它的产权是明晰界定的。
私有产权在信息与激励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一旦个人产权得到保护，个人利益与产权一致，劳动成果和产权收益不被他人分享，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就极大地调动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竞争意识强。同时，私有产权必然导致分散决策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此信息更容易对称，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富强，从而形成了激励相容的结果。
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根本因素就是民营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体。要保持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仍要进一步地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这才是经济长久发展的根本出路。
除了上述两点权利，还要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安宁，从而确保经济得到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自身的能力有限或机遇不佳，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人在竞争中无法生存，这时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施予保护，来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安宁有序。
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一旦个人拥有了这三种私权，让他们充分竞争，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即使事先不决定任何制度安排，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economic core)极限定理，在非常一般的技术条件下，其结果也能得到和竞争市场一样的配置结果，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市场机制不是人为发明的，而是一种有其内在逻辑的社会选择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田国强）
由此可见，通过宪政“限制公权力、保障个体自由和权利”这一制度化的安排，避免了“人亡政息”的历史兴亡周期率。宪政之路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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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毕康：宪政与善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章一，如此开宗明义地写到：“凡所见之城邦皆为某种共同体，而一切共同体之建立皆是为了某种善业。
人类的所有行为即是为了心中的善。既然所有共同体都以此为目的，那么代表最高、涵盖最广的社会政治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
我们可以从《孟子》一书中看出，孟子一生之中与两位诸侯国君王比较要好，一位是魏国的梁惠王，一位是滕国的滕文公，但为什么滕国成为了他的“仁爱”和“善政”思想的实验田？其根源在于，战国中后期，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夜，大国诸侯之间忙于合纵连横、杀伐征战，成就霸业。
孟子的“仁者爱人”之术当然不会受到诸侯的采纳，而处于大国夹缝中、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小滕国自然是被征伐和兼并的对象。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孟子与滕文公相见恨晚，惺惺相惜，成为理论与履践的最佳搭档。滕国不但是善政的试验田，而且还使孟子思想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由理想中的“仁政”变为现实中的“善政”和“善治”，从而摸索出一种封建时期的善治模式。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家及一些开明、亲民的政治家追求善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往往是“人亡政息”，事与愿违，善治的初衷也往往被恶政、苛政及暴政的现实所打破。这是由于权力的腐蚀作用，不加制约、限制及制衡的公权力，势必造成当权者腐化变质、滥用权力，以致演变成恶政、苛政或暴政，任意蹂躏民众的自由权利。
滥用权力的当政者、官员往往是社会悲剧的始作俑者，而不加约束、限制的公权力往往是社会陷入动荡的根源。宪政的落脚点在于限制公权，令公权力和当政者在界定的行使权力的范围内活动，避免越界行使权力及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同时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宪政之所以可以实现善治，是宪政体制因为通过限制公权，避免权力受到腐蚀，受到制约、限制及制衡的公权力和当政者才不至于腐化变质，才不致于因为滥用权力而导致恶政、苛政或暴政，宪政框架下加以限制、约束及制衡的公权力才不致于社会悲剧、社会动荡及王朝灭亡的发生；同时，宪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民众追求幸福的人生初衷、目的才成为可能。
“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在于权力过分集中、公权力掌控过多的资源及权力不加制约，民众没有充分享有生命、自由、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制订规则，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但现在，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政府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逐渐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人”。
现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这个“主人”统御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和制衡。政府不但可以任意征税，任意提高财政收入和任意花钱，而且可以任意决定货币政策（如任意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且任意制定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向。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权力没有边界，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政府官员腐败寻租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等等。”（韦森）孙中山先生曾经论述过民权与民生的关系，时过境迁，在当代背景下：““欲富民，必赋私权。这是唯一正确的富民途径。
由于一个经济社会受到个人私心的约束，受到资源的约束，受到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必须先赋予私权，然后基于自愿交换的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所谓私权，从广义上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权利：保障老百姓经济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并给予保护，以及基本的生存权利。要富民强国，首先要赋予老百姓经济上的充分自由选择权利。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最重要。
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实践表明，哪里的政策一松动，哪里的自由度更大一些，哪里的经济效率就更高，由此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要富民强国，同时还要给老百姓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并给予保障。所谓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就排斥了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它是经济自由的保证。这样，它的产权是明晰界定的。
私有产权在信息与激励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一旦个人产权得到保护，个人利益与产权一致，劳动成果和产权收益不被他人分享，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就极大地调动了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竞争意识强。同时，私有产权必然导致分散决策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此信息更容易对称，机制灵活，市场反应灵敏，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富强，从而形成了激励相容的结果。
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根本因素就是民营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体。要保持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仍要进一步地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这才是经济长久发展的根本出路。
除了上述两点权利，还要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安宁，从而确保经济得到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自身的能力有限或机遇不佳，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人在竞争中无法生存，这时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施予保护，来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安宁有序。
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一旦个人拥有了这三种私权，让他们充分竞争，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即使事先不决定任何制度安排，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economic core)极限定理，在非常一般的技术条件下，其结果也能得到和竞争市场一样的配置结果，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市场机制不是人为发明的，而是一种有其内在逻辑的社会选择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田国强）
由此可见，通过宪政“限制公权力、保障个体自由和权利”这一制度化的安排，避免了“人亡政息”的历史兴亡周期率。宪政之路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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