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体制的解构与其建构过程一样，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各种方式的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这是毋庸置疑的，极权体制的解构需要各种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提高这个体制的维稳及运行成本、阻抗，通过这样的消耗促使极权机体的元件及构件一个个老化、坏死。最终导致这个体制的部分坍塌，这时候，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派会与体制外的温和派达成某种默契与联合，在积累的一定的社会危机情况下，通过各自的妥协与谈判达成宪政民主转型的目标。
当然极权体制的解构与建构能同步最好，当极权体制的元件及构件一个个老化、坏死时，置换上新的元件及构件，达成平滑转型的目的。但是，极权体制的当政者、统治集团不会轻易允许这样做，这样的行为往往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但是，我们可以预先准备好新的元件及构件，待条件成熟后再置换上，这个过程自然是个积累的过程，需要积累和储备一定的公民资源、公民力量以及政治人才。
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应遵循非暴力的总体原则，民间精英要了解非暴力抗争及社会运动的力量，并逐步建立信心。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清楚在遭遇对手咄咄逼人的进攻时，如何使用防御，以及如何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实现变革。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最大的难点在于，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强调和平方面，而非控诉不公正，因此就会受到现状的约束，他们出于被压迫者的利益考虑，排除暴力手段，于是他们就会被迫接受现有的权利架构，要么收敛起不满情绪，要么提出一些诸如呼唤和平、号召理性等不太现实的情感诉求。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筹码是，当争端演变为暴力活动时，劣势方必然损失惨重，一旦使用 了暴力手段，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太能从斗争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因此还不如施加一些有效的非暴力手段。
圣雄甘地自创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哲学，融真理、爱心与坚定于一体。信奉这一思想的人内心无比强大，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去忍耐并推翻那些仰仗暴力手段的人。甘地认为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暴力手段不可能带来一个和平的社会。人们可以虔诚地面对牢狱，微笑面对攻击，平静面对死亡。甘地不是一个煽动型的政治家，他平心静气地说了这番话，并以一种近乎专业的态度将它落实到行动上。所有这一切都包含着一种精明的政治敏感。甘地很有才能，不仅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且还找到了令英国人感到特别尴尬的问题，让对手只有招架之力。
非暴力抗争具有巨大的潜在能量，当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压迫时，以暴易暴会导致陷入险境，这时消极抵抗的方式应运而生。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非暴力抵抗就好比“一种道德柔术”，能让进攻者“失去道德平衡”。这依靠的是心灵的转变，而心灵的转变又取决于神经系统所引发的对他人遭遇的无意识同情反应。
暴力与非暴力强制并不存在什么严格的区分，“只要这种消极抵抗进入社会和物质的领域，并用物质手段来限制他人的行动和欲望时，它就是一种物质性的强制手段”。非暴力的优点在于防止“行动者产生愤怒情绪，而暴力冲突会产生这种情绪，以致引起双方的冲突”。另外，它还能展现人们对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兴趣。有意思的是非暴力抗争的组织者会注意到，当“被压迫群体绝望地处于少数地位，并且不能去发展足够的力量反对压迫者时”，非暴力是有潜在的战略价值的。这种战略有利于“被压迫者的解放”。
1955年11月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爆发了所有公交车因为种族歧视导火索引发的抵制。1956年年底，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车上的黑白隔离法则违反了宪法，这场抵制运动宣告结束。对那些希望从直接交锋中获取经验的人而言，这次运动有三个明显的要点。第一，经济效应能与政治效应发挥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任何行动都具有强制性。第二，随着抵制运动的持续，政治效应会不断升级，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会越来越关注这场斗争。第三，运动激起的反应越激烈，能从中得到的好处越多。
“如果抗议活动引发统治集团采取残酷手段进行镇压，那么抗议就成了一种有效的方式”。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目的是谈判，但要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制造一场危机，形成一种紧张气氛，这样才能使三番五次拒绝谈判的群体被迫直面这个问题。这场运动寻求的是将问题变得引人瞩目，使之不再遭到忽视”。
从中国大陆的极权体制演变着眼，我们会发现： “极权主义从威权3.0版蜕变到1.0版，而要从普通的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转变，只是增加个人‘阻抗’是远不够的。‘权力零阻抗’的纯粹极权体制固然风光不再，个人对于公权侵犯具备一定的反抗能力，但分散孤立的个体毕竟是弱小的，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微不足道。虽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失效，但是传统威权的一党专制与恐怖治国手段依旧，极大制约了社会自主与自治。如果没有导致内乱外困的突发事件，威权统治者自身也不犯重大错误，对民间力量分化瓦解，有效抑制了反对力量的生长，并顽固拒绝政治改革，那么这种‘开明专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威权统治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稳固，是因为一方面，和纯粹的极权统治不同，一般意义的威权不仅不那么反人性，还有效利用了人性共同的弱点；另一方面，从极权到威权的退化过程只需要人性的自然释放，而不需要太多积极行动。只要国民不再相信极权制造的谎言，不再崇拜极权领袖的偶像，不再主动参与极权国家组织的各种政治运动，极权体制即已基本退化到威权1.0版。然而，要进一步增强个体对公权侵犯的“阻抗”，甚至组织起来公开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用选票表达自己的集体政治意愿，则需要相当的勇气才能克服威权制造的恐惧感。在政治层面上，威权体制的微观社会管理和恐惧制造机制依然存在。能否克服这种恐惧，取决于公民力量和威权力量的对比。如果威权统治者铁了心要血腥镇压任何抗议，而且确实有效控制了军队和警察，那么期待公民流血抗争是不现实的。 要脱离威权统治，国民需要积极争取并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公民行动也需要得到体制内的默许和容忍。这是为什么对于宪政转型来说，体制内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从前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来看，和平转型需要体制内占主导的改革力量。开明改革力量能够宽容对待社会的政治改革诉求，并能有效控制军队，使之在官民对峙过程中保持中立。以下简要比较中俄两国的转型历程，进而分析中国宪政转型的难点。
从1989至今，中国政治基本上胶着于‘后极权’”模式，处于威权1.0与3.0版之间的某一个地带，不妨称之为‘威权2.0版’。一方面，经济改革不仅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由此带来经济、人身、思想、表达等各个方面的自由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民可以说有了事实上的言论自由；尽管言论自由并未获得宪法上的制度保障，其事实存在表明个体抗拒国家侵权的“阻抗”已经大大增加。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网络言论已进入公共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强大到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改革。最近发生的‘雷洋事件’”、湖北与江苏等地的高考家长抗议‘减招’等中产阶级维权行动，可以算是“孙志刚模式”的最新注脚。另一方面，人民仍然无法改变国家，无权决定影响其日常生活的法律、政策和资源流向，也无法保护其生存权和财产权不受庞大既得利益权贵集团的侵犯。事实上，后极权国家本身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维持极权秩序。从互联网‘防火墙’到网络监控员和‘水军’‘五毛’，从‘朝阳区群众’到不断升级的各地维稳力量，国家微观社会控制力量空前强大。
在这个意义上，‘后极权’与‘新极权’往往只是程度之别，二者其实都在不断维持、修复、强化既有的极权体制。近几年，中国在党政集权、纪检反腐、舆论管控等方面被认为呈现新极权趋向。虽然这些措施不可能使中国回到毛时代，但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受到进一步分化与削弱，政治转型依然欠缺足够的动力与压力。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或持续的系统性因素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国将继续游离于威权2.0版附近。
极权主义是一个超级利维坦。建造这个‘巨无霸’很难，而一旦建成并让它跑起来，即带有巨大的惯性，也很难让它停下来。或许，时间是惟一有效的减速器。等它慢慢疲劳了，原始部件一个个坏掉，才有可能出现转机。当然，如果它差一点栽个跟头，也不排除其自我反思、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等到它修复、更新乃至强化了身上的某些部件，并继续运转下去，还能延长极权的寿命。极权转型本来就难，中国转型更难，因为它不仅有两千多年绝对主义皇权传统，而且规模庞大，可供政权调配和利用的资源很多。和北朝鲜之类的小国相比，大国维持极权要困难得多，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打破‘权力零阻抗’状态，维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成本和挑战要比小国大得多。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北朝鲜仍然维持着极权统治，而中国自1978年之后就在某些地方突破带动下走向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然而，一旦进入威权2.0体制，大国无论在国内维稳还是国际抗压能力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在后极权状态下，威权力量是天然组织化和中央化的，维权力量则必然是分散、零星、个体性的，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因此，中国转型不仅是一个世纪命题，而且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文化、规模、体制惯性都决定了中国是转型难度最大的国家，转型失败本不足为奇。但是从本文的分析看，中国转型显然并非不可能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极权体制的形成，绝对主义传统固然难辞其咎，但两次大战之间世界法西斯化和日本入侵等国际因素亦不可忽视。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逆转，自由民主早已成为主流国际共识，并和经济繁荣与国家强盛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虽然自由民主理念的渗透尚不足以改变体制本身，中国的规模、体量和相对成功的经济发展也使之有能力将自身隔离于外部压力，但是中国的国内改革至少得以在一个和平友善的外部环境中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从登峰造极的威权3.0版走到2.0版甚至更远。今后的路虽然也很难走，但是假以天时地利，加上我们这一代人争气，没有理由走不出极权的魔咒。归根结底，战胜极权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极权体制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公民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中国转型既是一个艰难的政治使命，也是对自己勇气、智慧和人性潜力的真实考验，更是我们将这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资源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难得机会。”
为了宪政民主共和自由这个理想，吾辈应携手努力上下求索并实现之，漫漫长路，始于足下。
2017-03-14
参考书目、资料： 1、《战略：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弗里德曼著
2、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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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毕康：极权体制解构的方略
极权体制的解构与其建构过程一样，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各种方式的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这是毋庸置疑的，极权体制的解构需要各种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提高这个体制的维稳及运行成本、阻抗，通过这样的消耗促使极权机体的元件及构件一个个老化、坏死。最终导致这个体制的部分坍塌，这时候，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派会与体制外的温和派达成某种默契与联合，在积累的一定的社会危机情况下，通过各自的妥协与谈判达成宪政民主转型的目标。
当然极权体制的解构与建构能同步最好，当极权体制的元件及构件一个个老化、坏死时，置换上新的元件及构件，达成平滑转型的目的。但是，极权体制的当政者、统治集团不会轻易允许这样做，这样的行为往往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但是，我们可以预先准备好新的元件及构件，待条件成熟后再置换上，这个过程自然是个积累的过程，需要积累和储备一定的公民资源、公民力量以及政治人才。
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应遵循非暴力的总体原则，民间精英要了解非暴力抗争及社会运动的力量，并逐步建立信心。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清楚在遭遇对手咄咄逼人的进攻时，如何使用防御，以及如何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实现变革。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最大的难点在于，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强调和平方面，而非控诉不公正，因此就会受到现状的约束，他们出于被压迫者的利益考虑，排除暴力手段，于是他们就会被迫接受现有的权利架构，要么收敛起不满情绪，要么提出一些诸如呼唤和平、号召理性等不太现实的情感诉求。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筹码是，当争端演变为暴力活动时，劣势方必然损失惨重，一旦使用
了暴力手段，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太能从斗争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因此还不如施加一些有效的非暴力手段。
圣雄甘地自创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哲学，融真理、爱心与坚定于一体。信奉这一思想的人内心无比强大，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去忍耐并推翻那些仰仗暴力手段的人。甘地认为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暴力手段不可能带来一个和平的社会。人们可以虔诚地面对牢狱，微笑面对攻击，平静面对死亡。甘地不是一个煽动型的政治家，他平心静气地说了这番话，并以一种近乎专业的态度将它落实到行动上。所有这一切都包含着一种精明的政治敏感。甘地很有才能，不仅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且还找到了令英国人感到特别尴尬的问题，让对手只有招架之力。
非暴力抗争具有巨大的潜在能量，当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压迫时，以暴易暴会导致陷入险境，这时消极抵抗的方式应运而生。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非暴力抵抗就好比“一种道德柔术”，能让进攻者“失去道德平衡”。这依靠的是心灵的转变，而心灵的转变又取决于神经系统所引发的对他人遭遇的无意识同情反应。
暴力与非暴力强制并不存在什么严格的区分，“只要这种消极抵抗进入社会和物质的领域，并用物质手段来限制他人的行动和欲望时，它就是一种物质性的强制手段”。非暴力的优点在于防止“行动者产生愤怒情绪，而暴力冲突会产生这种情绪，以致引起双方的冲突”。另外，它还能展现人们对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兴趣。有意思的是非暴力抗争的组织者会注意到，当“被压迫群体绝望地处于少数地位，并且不能去发展足够的力量反对压迫者时”，非暴力是有潜在的战略价值的。这种战略有利于“被压迫者的解放”。
1955年11月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爆发了所有公交车因为种族歧视导火索引发的抵制。1956年年底，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车上的黑白隔离法则违反了宪法，这场抵制运动宣告结束。对那些希望从直接交锋中获取经验的人而言，这次运动有三个明显的要点。第一，经济效应能与政治效应发挥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任何行动都具有强制性。第二，随着抵制运动的持续，政治效应会不断升级，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会越来越关注这场斗争。第三，运动激起的反应越激烈，能从中得到的好处越多。
“如果抗议活动引发统治集团采取残酷手段进行镇压，那么抗议就成了一种有效的方式”。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目的是谈判，但要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制造一场危机，形成一种紧张气氛，这样才能使三番五次拒绝谈判的群体被迫直面这个问题。这场运动寻求的是将问题变得引人瞩目，使之不再遭到忽视”。
从中国大陆的极权体制演变着眼，我们会发现：
“极权主义从威权3.0版蜕变到1.0版，而要从普通的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转变，只是增加个人‘阻抗’是远不够的。‘权力零阻抗’的纯粹极权体制固然风光不再，个人对于公权侵犯具备一定的反抗能力，但分散孤立的个体毕竟是弱小的，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微不足道。虽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失效，但是传统威权的一党专制与恐怖治国手段依旧，极大制约了社会自主与自治。如果没有导致内乱外困的突发事件，威权统治者自身也不犯重大错误，对民间力量分化瓦解，有效抑制了反对力量的生长，并顽固拒绝政治改革，那么这种‘开明专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威权统治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稳固，是因为一方面，和纯粹的极权统治不同，一般意义的威权不仅不那么反人性，还有效利用了人性共同的弱点；另一方面，从极权到威权的退化过程只需要人性的自然释放，而不需要太多积极行动。只要国民不再相信极权制造的谎言，不再崇拜极权领袖的偶像，不再主动参与极权国家组织的各种政治运动，极权体制即已基本退化到威权1.0版。然而，要进一步增强个体对公权侵犯的“阻抗”，甚至组织起来公开显示自己的政治力量，用选票表达自己的集体政治意愿，则需要相当的勇气才能克服威权制造的恐惧感。在政治层面上，威权体制的微观社会管理和恐惧制造机制依然存在。能否克服这种恐惧，取决于公民力量和威权力量的对比。如果威权统治者铁了心要血腥镇压任何抗议，而且确实有效控制了军队和警察，那么期待公民流血抗争是不现实的。
要脱离威权统治，国民需要积极争取并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公民行动也需要得到体制内的默许和容忍。这是为什么对于宪政转型来说，体制内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从前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来看，和平转型需要体制内占主导的改革力量。开明改革力量能够宽容对待社会的政治改革诉求，并能有效控制军队，使之在官民对峙过程中保持中立。以下简要比较中俄两国的转型历程，进而分析中国宪政转型的难点。
从1989至今，中国政治基本上胶着于‘后极权’”模式，处于威权1.0与3.0版之间的某一个地带，不妨称之为‘威权2.0版’。一方面，经济改革不仅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由此带来经济、人身、思想、表达等各个方面的自由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民可以说有了事实上的言论自由；尽管言论自由并未获得宪法上的制度保障，其事实存在表明个体抗拒国家侵权的“阻抗”已经大大增加。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网络言论已进入公共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强大到足以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改革。最近发生的‘雷洋事件’”、湖北与江苏等地的高考家长抗议‘减招’等中产阶级维权行动，可以算是“孙志刚模式”的最新注脚。另一方面，人民仍然无法改变国家，无权决定影响其日常生活的法律、政策和资源流向，也无法保护其生存权和财产权不受庞大既得利益权贵集团的侵犯。事实上，后极权国家本身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维持极权秩序。从互联网‘防火墙’到网络监控员和‘水军’‘五毛’，从‘朝阳区群众’到不断升级的各地维稳力量，国家微观社会控制力量空前强大。
在这个意义上，‘后极权’与‘新极权’往往只是程度之别，二者其实都在不断维持、修复、强化既有的极权体制。近几年，中国在党政集权、纪检反腐、舆论管控等方面被认为呈现新极权趋向。虽然这些措施不可能使中国回到毛时代，但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受到进一步分化与削弱，政治转型依然欠缺足够的动力与压力。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或持续的系统性因素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国将继续游离于威权2.0版附近。
极权主义是一个超级利维坦。建造这个‘巨无霸’很难，而一旦建成并让它跑起来，即带有巨大的惯性，也很难让它停下来。或许，时间是惟一有效的减速器。等它慢慢疲劳了，原始部件一个个坏掉，才有可能出现转机。当然，如果它差一点栽个跟头，也不排除其自我反思、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等到它修复、更新乃至强化了身上的某些部件，并继续运转下去，还能延长极权的寿命。极权转型本来就难，中国转型更难，因为它不仅有两千多年绝对主义皇权传统，而且规模庞大，可供政权调配和利用的资源很多。和北朝鲜之类的小国相比，大国维持极权要困难得多，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打破‘权力零阻抗’状态，维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成本和挑战要比小国大得多。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北朝鲜仍然维持着极权统治，而中国自1978年之后就在某些地方突破带动下走向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然而，一旦进入威权2.0体制，大国无论在国内维稳还是国际抗压能力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在后极权状态下，威权力量是天然组织化和中央化的，维权力量则必然是分散、零星、个体性的，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因此，中国转型不仅是一个世纪命题，而且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文化、规模、体制惯性都决定了中国是转型难度最大的国家，转型失败本不足为奇。但是从本文的分析看，中国转型显然并非不可能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极权体制的形成，绝对主义传统固然难辞其咎，但两次大战之间世界法西斯化和日本入侵等国际因素亦不可忽视。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逆转，自由民主早已成为主流国际共识，并和经济繁荣与国家强盛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虽然自由民主理念的渗透尚不足以改变体制本身，中国的规模、体量和相对成功的经济发展也使之有能力将自身隔离于外部压力，但是中国的国内改革至少得以在一个和平友善的外部环境中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从登峰造极的威权3.0版走到2.0版甚至更远。今后的路虽然也很难走，但是假以天时地利，加上我们这一代人争气，没有理由走不出极权的魔咒。归根结底，战胜极权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极权体制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公民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中国转型既是一个艰难的政治使命，也是对自己勇气、智慧和人性潜力的真实考验，更是我们将这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资源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难得机会。”
为了宪政民主共和自由这个理想，吾辈应携手努力上下求索并实现之，漫漫长路，始于足下。
2017-03-14
参考书目、资料：
1、《战略：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弗里德曼著
2、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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