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政治正确”与“打棍子”

什么都讲“政治正确”(政治禁忌),必然会在政治上你整我我整你,“打政治棍子”,“扣政治帽子”,搞得全社会乌烟瘴气,国无宁日。

有个微信公众号最近发了一篇署名“鄢烈山”的《再正确也不能不许争论》。首先得申明一下,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文章开篇说,“在价值观问题上如果不容异说,就变成了极端化宗教,定然堵塞进步之路。任何好东西走了极端都会自毁,变成自身的反面,绝对正确就是不正确。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制他人接受,再正确也不能不许争论”,这些话我是赞成的。

10年前,凯迪网上出现过一批假冒我姓名的文章,《人类的国界是自由》等等,思想观点与行文风格都很像我,不算辱没我,人家甘当活雷锋,我也就懒得管了。

但上面那篇附注声明“本文经过编者深度加工”的东东,却是我不能容忍的:它取材于2016年11月17日我新浪微博转发的周舵先生的文章《“政治正确”的最大不正确》。观点且不论,最起码的,第一,我不能掠人之美;第二,我根本没有文中所讲旅居美国时多次被黑人歧视的不愉快经历,我去年9月才有一次短暂的参团美国行,不能乱吹。

不过,倒是可以借此机会,认真谈谈我对“政治正确”的看法。

“政治正确”是洋词语,实际上它与“政治禁忌”同义。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当选后,人们有反思。我于11月13日发过一条微博:【“政治正确”造成的舆论假相】“人们分析美国总统大选揭盅前,为何民调显示与结果相反,因为接受调查的人慑于政治正确的禁忌,有些人留了一手,与实际投票相反。”

现在有人编辑“百度百科”的“政治正确”条,除了后边引证的国际新闻不知是否真实有效,前面的概括我基本认同:

“在西方价值观中的政治正确,是指在政治立场上违心地隐瞒真实想法与客观事实,在言语、政策、行为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极其照顾’(特权),无视强势群体的正常需求,一味要求其忍让、包容、退让、付出等。……政治正确的支持者倾向采用‘中立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文明语’(civility)来形容政治正确。反对者则认为政治正确属贬义词,与假道学、过度敏感、斤斤计较的意义近似。”

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主要表现在“种族、性别、宗教”三个领域。 在这些领域奉行“平等、多元、自由”本来是应当的。可是反歧视“矫枉过正”,却成了不顾事实不分是非,偏袒某些种族和宗教。

这一套在中国也有表现,比如,我家附近路口汉族不可摆摊,有的少数民族却可以搞烧烤夜宵;做祷告可以在家在寺庙在特定场所,而不应允许在马路上妨碍公共交通,这样的言论报刊不敢发表;我们媒体人都知道,“呵佛骂祖”或讲“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比喻很安全,但若一不小心“冒犯”了某些宗教信徒,则后果很严重,撤总编开除编辑绝非孤例。据说,中国的特色理由是“维稳”,那也是政治考量——无论如何,是看人打发而不是平等。

西方的且不论,就中国而言,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正确”有刻骨铭心之痛。

改革开放之前的28年里,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折腾中国,每次“政治运动”当然要有政治学习与动员,用当时的“政治正确”发动群众。

众所周知,林彪能爬到“副统帅”、写进党章的“接班人”高位,靠的就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那一套。

众所周知,毛泽东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靠政治手段强力推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三年大饥荒;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不愿吹牛而贯彻不力时,被痛斥为“死人办报,书生办报”而不是“政治家办报”,“文革”风暴来袭最早被祭旗,含冤自杀。“文革”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用政治运动推行“农业学大寨”,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主导反思,中共的基本路线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而进行法制建设。同时,他领导对“突出政治”的偏颇进行纠正,将党的教育方针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文艺工作的方向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什么不再“突出政治”,过来人谁不明白:什么都讲“政治正确”(政治禁忌),必然会在政治上你整我我整你,“打(政治)棍子”,“扣(政治)帽子”,搞得全社会乌烟瘴气,国无宁日。那个时代评价人,有一个说法叫“政治嗅觉(灵或不灵)”——卧槽,人不人,狗不狗的,靠嗅觉谋生不以为耻!

政治是最没有定准的,因为它本来就该是最务实的,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博弈的,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千变万化的。林语堂上世纪三十代用英语写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讲,官方与民间像拔河一样,都试图让社会政治舆论偏向自己一边。鲁迅1927年冬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也说,政客在夺取政权之前与之后对文艺的态度是相反的——之前赞赏文艺批判现实社会秩序,之后打压批判现实政治者。至于民众的政治无定准,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有预见,民粹主义导致暴民专政,是他最担心的政治局面。

这就是说,原本就没有什么可坚持不变的“政治正确”,而“尊重事实”、“讲真话”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永不会过时,比宗教的“十诫”、“八戒”还应持久遵循。

补充说两点。一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当然包括讲不正确观点的权利,而仍然有效的法律包括宪法,在思想言论层面也可以自由讨论而应无禁忌。

我曾在一篇论战文章《言论自由没有“宪法底线”》(仍可见于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4日)里写道:“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角度讲,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不会止步,真理也不会终结。正是基于以上‘共识’,美国有推出宪法修正案;中国在‘文革’后制定的新宪法,也要不断修正……为言论自由设置什么‘宪法底线’,岂不是断绝了中国宪法与时俱进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到此止步了吗?中华民族的历史终结了吗?”

如果现行宪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是可以讨论的,那还有什么神圣的“政治正确”是不可以言说的呢?

补充说明第二点。也是在2007年,我在新京报发表过一篇《反歧视理当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现在看来,当褒义词借用“政治正确”这个西方左翼用语是不妥的。在中国,一方面,像赵本山的小品歧视残疾人,人们在很多场合对女性极不尊重(现在中国正流行傻X、装X、二X等一大套不断扩展的时尚用语),没有什么禁忌;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对一些民族和宗教的偏袒,很像引进了欧美搞的“政治正确”。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讲什么“政治正确”了。

2017.03,05

转自:零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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