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讲“政治正确”（政治禁忌），必然会在政治上你整我我整你，“打政治棍子”，“扣政治帽子”，搞得全社会乌烟瘴气，国无宁日。
有个微信公众号最近发了一篇署名“鄢烈山”的《再正确也不能不许争论》。首先得申明一下，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文章开篇说，“在价值观问题上如果不容异说，就变成了极端化宗教，定然堵塞进步之路。任何好东西走了极端都会自毁，变成自身的反面，绝对正确就是不正确。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制他人接受，再正确也不能不许争论”，这些话我是赞成的。
10年前，凯迪网上出现过一批假冒我姓名的文章，《人类的国界是自由》等等，思想观点与行文风格都很像我，不算辱没我，人家甘当活雷锋，我也就懒得管了。
但上面那篇附注声明“本文经过编者深度加工”的东东，却是我不能容忍的：它取材于2016年11月17日我新浪微博转发的周舵先生的文章《“政治正确”的最大不正确》。观点且不论，最起码的，第一，我不能掠人之美；第二，我根本没有文中所讲旅居美国时多次被黑人歧视的不愉快经历，我去年9月才有一次短暂的参团美国行，不能乱吹。
不过，倒是可以借此机会，认真谈谈我对“政治正确”的看法。
“政治正确”是洋词语，实际上它与“政治禁忌”同义。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当选后，人们有反思。我于11月13日发过一条微博：【“政治正确”造成的舆论假相】“人们分析美国总统大选揭盅前，为何民调显示与结果相反，因为接受调查的人慑于政治正确的禁忌，有些人留了一手，与实际投票相反。”
现在有人编辑“百度百科”的“政治正确”条，除了后边引证的国际新闻不知是否真实有效，前面的概括我基本认同：
“在西方价值观中的政治正确，是指在政治立场上违心地隐瞒真实想法与客观事实，在言语、政策、行为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极其照顾’（特权），无视强势群体的正常需求，一味要求其忍让、包容、退让、付出等。……政治正确的支持者倾向采用‘中立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文明语’（civility）来形容政治正确。反对者则认为政治正确属贬义词，与假道学、过度敏感、斤斤计较的意义近似。”
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主要表现在“种族、性别、宗教”三个领域。 在这些领域奉行“平等、多元、自由”本来是应当的。可是反歧视“矫枉过正”，却成了不顾事实不分是非，偏袒某些种族和宗教。
这一套在中国也有表现，比如，我家附近路口汉族不可摆摊，有的少数民族却可以搞烧烤夜宵；做祷告可以在家在寺庙在特定场所，而不应允许在马路上妨碍公共交通，这样的言论报刊不敢发表；我们媒体人都知道，“呵佛骂祖”或讲“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比喻很安全，但若一不小心“冒犯”了某些宗教信徒，则后果很严重，撤总编开除编辑绝非孤例。据说，中国的特色理由是“维稳”，那也是政治考量——无论如何，是看人打发而不是平等。
西方的且不论，就中国而言，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正确”有刻骨铭心之痛。
改革开放之前的28年里，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折腾中国，每次“政治运动”当然要有政治学习与动员，用当时的“政治正确”发动群众。
众所周知，林彪能爬到“副统帅”、写进党章的“接班人”高位，靠的就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那一套。
众所周知，毛泽东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靠政治手段强力推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三年大饥荒；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不愿吹牛而贯彻不力时，被痛斥为“死人办报，书生办报”而不是“政治家办报”，“文革”风暴来袭最早被祭旗，含冤自杀。“文革”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用政治运动推行“农业学大寨”，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主导反思，中共的基本路线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而进行法制建设。同时，他领导对“突出政治”的偏颇进行纠正，将党的教育方针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文艺工作的方向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什么不再“突出政治”，过来人谁不明白：什么都讲“政治正确”（政治禁忌），必然会在政治上你整我我整你，“打（政治）棍子”，“扣（政治）帽子”，搞得全社会乌烟瘴气，国无宁日。那个时代评价人，有一个说法叫“政治嗅觉（灵或不灵）”——卧槽，人不人，狗不狗的，靠嗅觉谋生不以为耻！
政治是最没有定准的，因为它本来就该是最务实的，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博弈的，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千变万化的。林语堂上世纪三十代用英语写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讲，官方与民间像拔河一样，都试图让社会政治舆论偏向自己一边。鲁迅1927年冬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也说，政客在夺取政权之前与之后对文艺的态度是相反的——之前赞赏文艺批判现实社会秩序，之后打压批判现实政治者。至于民众的政治无定准，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有预见，民粹主义导致暴民专政，是他最担心的政治局面。
这就是说，原本就没有什么可坚持不变的“政治正确”，而“尊重事实”、“讲真话”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永不会过时，比宗教的“十诫”、“八戒”还应持久遵循。
补充说两点。一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当然包括讲不正确观点的权利，而仍然有效的法律包括宪法，在思想言论层面也可以自由讨论而应无禁忌。
我曾在一篇论战文章《言论自由没有“宪法底线”》（仍可见于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4日）里写道：“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角度讲，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不会止步，真理也不会终结。正是基于以上‘共识’，美国有推出宪法修正案；中国在‘文革’后制定的新宪法，也要不断修正……为言论自由设置什么‘宪法底线’，岂不是断绝了中国宪法与时俱进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到此止步了吗？中华民族的历史终结了吗？”
如果现行宪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是可以讨论的，那还有什么神圣的“政治正确”是不可以言说的呢？
补充说明第二点。也是在2007年，我在新京报发表过一篇《反歧视理当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现在看来，当褒义词借用“政治正确”这个西方左翼用语是不妥的。在中国，一方面，像赵本山的小品歧视残疾人，人们在很多场合对女性极不尊重（现在中国正流行傻X、装X、二X等一大套不断扩展的时尚用语），没有什么禁忌；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对一些民族和宗教的偏袒，很像引进了欧美搞的“政治正确”。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讲什么“政治正确”了。
2017.03，05
转自：零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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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政治正确”与“打棍子”
什么都讲“政治正确”（政治禁忌），必然会在政治上你整我我整你，“打政治棍子”，“扣政治帽子”，搞得全社会乌烟瘴气，国无宁日。
有个微信公众号最近发了一篇署名“鄢烈山”的《再正确也不能不许争论》。首先得申明一下，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
文章开篇说，“在价值观问题上如果不容异说，就变成了极端化宗教，定然堵塞进步之路。任何好东西走了极端都会自毁，变成自身的反面，绝对正确就是不正确。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强制他人接受，再正确也不能不许争论”，这些话我是赞成的。
10年前，凯迪网上出现过一批假冒我姓名的文章，《人类的国界是自由》等等，思想观点与行文风格都很像我，不算辱没我，人家甘当活雷锋，我也就懒得管了。
但上面那篇附注声明“本文经过编者深度加工”的东东，却是我不能容忍的：它取材于2016年11月17日我新浪微博转发的周舵先生的文章《“政治正确”的最大不正确》。观点且不论，最起码的，第一，我不能掠人之美；第二，我根本没有文中所讲旅居美国时多次被黑人歧视的不愉快经历，我去年9月才有一次短暂的参团美国行，不能乱吹。
不过，倒是可以借此机会，认真谈谈我对“政治正确”的看法。
“政治正确”是洋词语，实际上它与“政治禁忌”同义。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当选后，人们有反思。我于11月13日发过一条微博：【“政治正确”造成的舆论假相】“人们分析美国总统大选揭盅前，为何民调显示与结果相反，因为接受调查的人慑于政治正确的禁忌，有些人留了一手，与实际投票相反。”
现在有人编辑“百度百科”的“政治正确”条，除了后边引证的国际新闻不知是否真实有效，前面的概括我基本认同：
“在西方价值观中的政治正确，是指在政治立场上违心地隐瞒真实想法与客观事实，在言语、政策、行为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极其照顾’（特权），无视强势群体的正常需求，一味要求其忍让、包容、退让、付出等。……政治正确的支持者倾向采用‘中立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文明语’（civility）来形容政治正确。反对者则认为政治正确属贬义词，与假道学、过度敏感、斤斤计较的意义近似。”
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主要表现在“种族、性别、宗教”三个领域。 在这些领域奉行“平等、多元、自由”本来是应当的。可是反歧视“矫枉过正”，却成了不顾事实不分是非，偏袒某些种族和宗教。
这一套在中国也有表现，比如，我家附近路口汉族不可摆摊，有的少数民族却可以搞烧烤夜宵；做祷告可以在家在寺庙在特定场所，而不应允许在马路上妨碍公共交通，这样的言论报刊不敢发表；我们媒体人都知道，“呵佛骂祖”或讲“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比喻很安全，但若一不小心“冒犯”了某些宗教信徒，则后果很严重，撤总编开除编辑绝非孤例。据说，中国的特色理由是“维稳”，那也是政治考量——无论如何，是看人打发而不是平等。
西方的且不论，就中国而言，我们这一代人对“政治正确”有刻骨铭心之痛。
改革开放之前的28年里，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折腾中国，每次“政治运动”当然要有政治学习与动员，用当时的“政治正确”发动群众。
众所周知，林彪能爬到“副统帅”、写进党章的“接班人”高位，靠的就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那一套。
众所周知，毛泽东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靠政治手段强力推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三年大饥荒；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不愿吹牛而贯彻不力时，被痛斥为“死人办报，书生办报”而不是“政治家办报”，“文革”风暴来袭最早被祭旗，含冤自杀。“文革”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用政治运动推行“农业学大寨”，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主导反思，中共的基本路线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而进行法制建设。同时，他领导对“突出政治”的偏颇进行纠正，将党的教育方针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改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文艺工作的方向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什么不再“突出政治”，过来人谁不明白：什么都讲“政治正确”（政治禁忌），必然会在政治上你整我我整你，“打（政治）棍子”，“扣（政治）帽子”，搞得全社会乌烟瘴气，国无宁日。那个时代评价人，有一个说法叫“政治嗅觉（灵或不灵）”——卧槽，人不人，狗不狗的，靠嗅觉谋生不以为耻！
政治是最没有定准的，因为它本来就该是最务实的，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博弈的，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千变万化的。林语堂上世纪三十代用英语写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刘小磊译）讲，官方与民间像拔河一样，都试图让社会政治舆论偏向自己一边。鲁迅1927年冬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也说，政客在夺取政权之前与之后对文艺的态度是相反的——之前赞赏文艺批判现实社会秩序，之后打压批判现实政治者。至于民众的政治无定准，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有预见，民粹主义导致暴民专政，是他最担心的政治局面。
这就是说，原本就没有什么可坚持不变的“政治正确”，而“尊重事实”、“讲真话”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永不会过时，比宗教的“十诫”、“八戒”还应持久遵循。
补充说两点。一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当然包括讲不正确观点的权利，而仍然有效的法律包括宪法，在思想言论层面也可以自由讨论而应无禁忌。
我曾在一篇论战文章《言论自由没有“宪法底线”》（仍可见于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14日）里写道：“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角度讲，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不会止步，真理也不会终结。正是基于以上‘共识’，美国有推出宪法修正案；中国在‘文革’后制定的新宪法，也要不断修正……为言论自由设置什么‘宪法底线’，岂不是断绝了中国宪法与时俱进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到此止步了吗？中华民族的历史终结了吗？”
如果现行宪法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是可以讨论的，那还有什么神圣的“政治正确”是不可以言说的呢？
补充说明第二点。也是在2007年，我在新京报发表过一篇《反歧视理当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现在看来，当褒义词借用“政治正确”这个西方左翼用语是不妥的。在中国，一方面，像赵本山的小品歧视残疾人，人们在很多场合对女性极不尊重（现在中国正流行傻X、装X、二X等一大套不断扩展的时尚用语），没有什么禁忌；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对一些民族和宗教的偏袒，很像引进了欧美搞的“政治正确”。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讲什么“政治正确”了。
2017.03，05
转自：零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