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海关将原中顾委委员、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口述往事”定为“禁止进出境物品”予以没收。李锐的女儿李南央依法起诉北京海关。北京三中院最近决定对这个案子第十次延审。旅居美国的李南央女士近日对美国之音叙述了这个案件的始末，并表示只要活着，就要将官司打到底。
记者：李南央女士您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背景。您状告北京海关的案子，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李南央：就是这本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是当年2002年的时候，国内还是比较宽松的，开始兴起了口述历史。有的大学啊什么的开始有了口述历史这么一说。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还有丁东他们，就开始做这么事情，就一直存在那个地方了，但是就没有整理出来，一直没有整理出来。然后等到我把《李锐日记》、《父母昨日书》，还有平反时的那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呢，我反过头来有时间就跟我爸爸说，要不这个口述我来帮你整理？整理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历史价值。整理完了以后，先是想在国内出（版）的，但那是不可能的。
记者：这本书是在哪儿出版的？香港吗？
李南央：是在香港出的。在香港出了以后呢，老头儿得看啊。你得带回去啊，对不对？而且当时是我有30本样书，我爸有30本样书，做录音的丁东有30本样书，所以那次带了将近50多本。当时是2013年吧，2013年10月份的时候，我、我先生、我女儿、还有我的洋女婿（美国女婿），我们四个人（分别带了这些书），就是为了行李不超重嘛。那天特别不巧，头一天是新疆人开车撞金水桥，结果那一天就特别的严，每一个人都搜，每一个人都搜。但是我们箱子都过去了。我们就是大意了。因为他（每个人）都要扫，所以队排得很长，就另开了一个扫描机。我女儿是那个扫描机的第一个人，第一个人一下子就扫出来她有书了，有书就打开箱子了。我们把所有的行李票都贴在我女儿的飞机票上了，结果他们一下就说，你还有另外三个箱子。按理说，这都应该违反常规了，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海关了，你就不能再把我们从海关外面提溜回去了。就又把我们从海关外面搞回去，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而且是书就扣，不光是这一本书。所以当时我从香港带回来的很多书、杂志、还有朋友送的书全部扣掉了。完了我就说，你看我有返程机票，你说不适宜带到大陆，那么你就存着，我出去的时候，你让我带出去，总可以吧？这也不行。（他）说不可能。他说：“你只在大陆停留七天，我根本不可能给你答复”。然后我当晚就上网了，就把海关扣书的事儿上网了。结果，第二天海关就打电话过来了，他一开始说七天之内，根本不可能给你有任何答复。但是我一上网，海关马上就打电话过来了，指名道姓说《李锐口述往事》不能进大陆。那我就觉得，你把我逼到死角上了。李锐是你共产党的老党员了，对吧？80多年党龄了。（他）是你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是你党史的专家。他这本书是实事求是地讲述一生，你点名道姓的说这本书不能进，也就是说它是犯法的，对吧？这就侵犯了李锐的名誉权，也侵犯了我这个作者的名誉权。那咱们就要说道说道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打这个官司。
记者：告的是北京海关对不对？
李南央：对，告的是北京海关。
记者：这个案子的最新进展是什么？
李南央： 没进展。唯一的一次就是2015年的时候跟法官见过一面。那个时候法官的态度，我觉得还挺信心满满的。他说：“我们会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程序。”所谓下一个程序就是开庭、审理。 而且我们律师就说：“你先开庭，对不对？海关说他们的道理，我们说我们的道理。然后你再判案。对吧？”你总要听双方的陈述之后，你再判案。你现在的程序倒过来的，你是先定好了怎么判这个案子，你再开庭。所以，你开不了庭。这不符合法律的，你应该先开了庭，听我们双方的陈述。然后你再去合议庭，再判。当时那个法官，合议庭庭长说的很清楚。他说：“你相信我们，我们会很快进入下一个法律程序。但是就没有很快了。所以跟后来习近平执政的方向（有关），就是党对司法的干预，或者不叫干预，现在叫控制,一切在党中央的控制之下，在习近平一个人的控制之下。现在越来越严，越来越严，我们跟法官都没法见面了。
记者：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定期发延长审限通知书，至今已经延长了十次了。那么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表面上看，法庭在限期内发出延审通知书是一种程序上的合法，也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法律，那么你怎么看中国法庭这么做法？你认为这符合公正和正义吗？你都做了哪些努力？
李南央：在第七次（延审）的时候，我启动了第二个程序，这是律师告诉我的。什么是第二个程序？就是说，三中院这样久拖不决，可以通过北京市。因为它（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是通过北京市监督的，不叫领导，是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我可以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写信，让他们根据《宪法》，《宪法》里有一条。还有就是《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也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法院违法的话，人大可以启动监督程序，而且可以变成一个监督提案。法院要回答我，什么要这样处理。结果，这个信都没法寄，连收都没收。后来律师说，你要是到信访办，那就泥牛入海，一点用都没有了。我说，那好，我通过联邦快递，FedEx, 我直接寄过去，对吧？好歹有个收条，这信我收到了。我可以从这一天追溯你什么时候给我回答。我（的信）是寄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最后我寄出去以后呢，这个联邦快递给我打电话，是美国这边的联邦快递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这个地址，人家拒收。”我说：“是不是搞错掉了，你把你联邦快递北京办事处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直接跟他沟通。”然后，我直接给北京打了长途电话。他说：“你这个地址没有错，确确实实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但是他们不收，他们说要是想收的话，你得先跟主任联系上。主任说同意收，我才会给主任。” 你没有主任的电话号码，我怎么能够找到主任，我找不到主任。然后他就说：“没有主任的直接允许，我们办公厅不敢收这些。” 这根本就是个托词，所以第二个程序又阻断了。那么我走最后一个程序，是什么程序呢，就是提案，人大常委提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提案修改行政法。
《刑事诉讼法》其中有一条。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无限延审，（因为）它没有上限，它没有说你最多可以延审多少次，或者说你最多最多不能超过一年、两年，它没有这个限。所以这是一个口子。以前有过提案的，就说要把这个改了。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留这个口子，有的案子它要是不想判就可以永远不判。但是我还是要通过这个提案。就是以我李南央状告海关这个特殊案例，告诉你们，你们延审了十次，对吧？这个《刑事诉讼法》要不得，这一条一定要改。你要改成最多不能延审多少次，最多不能到一年、两年，对吧？因为法律是有时效的，没有时效就没有公正。结果你知道是什么结果？我从香港找到国内大陆，最后我找到了一个人大代表，居然找到了一个活人，其他人都不敢接这个案子。一个香港的人大代表说我要保留我这个说话的权利，这个事情我不能管。最后（我）找到了一位，我不愿意点他的名，他还是一个名人的后代，而且他的父亲是饱受共产党折磨的，他是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他把我所有的材料都要去了，他说我看完后给你答复。但是没有答复。下一步，我就要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就是三中院你不审；北京市人大不监督；人大常委的提案，没有人代表你去修正这个提案，去提这个修正案。这三个程序全部是死路啊，都是铜墙铁壁啊，是走不通的。但是这个案子我还是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我死的那一天。有人就讲，老头子要活到百岁。老头子不在了，他们就把我抓起来啦？他抓起来我也要打啊，只要我活着，这个案子我是一定要打到底的。
记者：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案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李南央：我自己不好评价。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母亲》在中国大陆跟读者见面，是通过湖南的《书屋》杂志。他们第一个把我这篇文章介绍到大陆去的，当时书屋的主编跟我说：“ 《我有一个这样的母亲》这篇文章奠定了你在中国文学上的一个历史地位。你这个案子，跟这个一样，仍然在历史上会有一定的地位的。”
我觉得我倒是不这么想。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公民，我要让你共产党知道，你不能人人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你想怎么关押就怎么关押。有人敢跟你说不！有人跟你说，我是公民，你欺压到我头上，用非法的手段来对付我。我要对你说不。我要通过你所设定的合法的手段跟你抗争。
转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