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就极权主义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以及哈耶克对中国的意义做一次交流。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社会土壤和思想脉络，对此前面几位老师都有所介绍。因而，当我们借鉴一种理论用于中国现实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套用，而需理解性地解释现实。自由主义的思想、宪政民主的主张不能悬浮于空中，一定要落地，要观照中国社会现实，尤其要面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要关注普通民众的切肤之痛。解决中国当今的所有问题都有赖于我们对中国制度的了解，对这种体制的历史、特点、性质的判断。
我们知道，哈耶克是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始终睁大眼睛，以极其警醒的态度防范极权主义——经由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而达到的奴役状态。所以正像《哈耶克传》导论中所评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清晰、有力地阐述了拒绝社会主义的理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富有成效地拓展了那些论证，使之从经济秩序领域扩展至更一般的社会秩序领域』。那么，我们要知道，哈耶克竭力防范的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
哈耶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个误区：“已经取得的成就，被视为永保无虞、万无一失的财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取得的成就，被视作万无一失的财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哈耶克尚且如此警惕，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我们也以为在中国已经发生过的悲剧不会再发生，而实际上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清算罪恶，罪恶就会再度降临，悲剧也会重新上演。
今天主要谈三方面问题。
一、对政体的基本理解，关于政体的基本界定
我们要理解极权主义就要有所比较，要知道与之对应的民主政体、威权政体。
民主政体（Democracy）：政府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正式认可；公民有权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民主的基本理念：主张个人利益完全由个人自己决定，认为个人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利益的时候能够有保持国家繁荣所需要的最好的决策能力和智慧，应该允许所有人具有同等机会参与政治，并在制度上给予保证。民主社会总是以法律法治作为基础，强调公民有广泛的公民权，也包括持不同政见的权利。而不同的政府部门具有各自不同的职能，也就是实行行政、立法、司法部门的三权分立——权力分散与权力制衡。治理过程通过代议制来付诸实施；代议制机构分别被称为国会或议会。选举权是广泛的，选举是经常性的。民主政体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
另一种政体形式叫威权政体，也叫独裁政体（Authoritarianism）。这种政体以绝对权威的方式实现领导者统治权，领导者要有绝对的控制权，实质上是一种寡头政治，基本上不具备民主国家的要素，当然也不具备极权主义国家的要素。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威权政体，比如一些拉美国家、实行独裁的军政府国家等。威权政体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领导人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其二，领导人非常努力地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会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威权政体被认为是一种中间型、过渡型政体，可能会转向民主政体，也可能转向极权政体。从长远看，这种政体是不稳固的。
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政体是专制政治的一种极端形式，意味着由一个政党以及控制着这一政党的那些人对国家和人民实施专制性统治，也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控制、全面改造。它实行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对社会文化实行一种全面控制，创造一种全面的生活观念和一个统一的国家与社会。这样的政体概念首先被用于描述20世纪两种不同的体制，也就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统治下的德国。
卡尔·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为极权主义社会概括了六种重要标识：
（1）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2）一个由独裁者个人领导的政党；
（3）一种影响遍及四方的恐怖体制，把党和国家机构合为一体来反对极权统治的内外敌人；
（4）一种对大众传媒的切实而又严密的完全控制，由于技术现代化和复杂性，这一控制变得独一无二；
（5）一种对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控制；
（6）由国家官僚机构来指导和支配整个经济，或者至少是其最重要的经济部分。（苏联体制在经济上体现为高度的计划性、严重依赖行政指令；在政治上体现为高度专制和党政不分。）
对极权政体的理解中经济基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具体表现为经济规划和经济结构特点包括劳动力严密的管制、工业企业的特别编制，预算和工业生产计划等的统一方式。这些特点在前苏联时期比纳粹德国时更加全面和完善。当时纳粹德国的经济具有战时特点，在和平时期它包括国家指令性的部分，但同时也包括规模巨大的私人部分。所以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特点比纳粹德国更突出。
极权统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制性（镇压）暴力和意识形态暴力的完美结合。极权主义的宣传和对被统治者的社会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小孩的成长过程都有极权主义的灌输。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极权的经济制度与极权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而达到这种程度的支配，的确具有了生杀予夺的力量。
二、极权主义的历史形态与统治特征
全世界的极权主义国家屈指可数，除了前苏联、纳粹德国，还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以及北朝鲜。极权主义以最美好的理想为标榜，却制造出最邪恶的后果，也就是最巨大的人类灾难；极权主义从无限的理性出发，却走向极端的非理性；极权主义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成为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狂热的拥护者。它巨大的诱惑力从何而来？这巨大的迷团等待我们去破解。我简单地谈三个方面：
1、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质；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那么就会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比如中国文革时期的『精神原子弹』、『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等，达到登峰造极。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
2、极权主义的基础；是群众，著名思想家阿伦特概括为『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结构的群众』，哈耶克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指那些崇拜国家、迷恋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任何事情“组织化”、“有计划”的人，有着“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极权统治热衷于群众动员，喜欢“大规模群众运动”。群众作为被统治者积极参与其中，在被支配被统治过程中学会被统治，所以是一种以共谋达成的统治。
3、极权主义的权力技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一种很强的组织依赖，也就是通常宣传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种组织性和我们一般所说的社会组织不同。因为这是一个强制性、不可退出的组织。
运动式治理。有一种“仪式”偏好，比如开大会、标语、口号、象征等。“运动”作为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的机制，包含大量的仪式性表演和象征形式，或者不如将政治运动理解和解释为国家仪式和革命仪式。我们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国家仪式定义为：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或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我在做农村调查时发现，改革开放前，本来最需要重视天时、地理环境的农业生产过程，都当作“运动”来搞，即以运动的方式发动和组织农业生产的过程。所以我把它叫『运动经济』。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极端体现。农民种的农产品种类由上级决定，黄土高原不适合种植玉米小麦，但指令性计划必须种这些。比如指定农民种叫作『江青一号』的玉米，无论收成如何都必须种，所以农民说“那阵种地没自由，说话也没自由。”
精神控制术。范围更广，控制人们的记忆、情感、情绪、情结甚至感觉。大家在《1984》中能看到这一点，对任何方面都是控制的。这一点在历史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按照统治的需要篡改、伪造历史，扭曲、改变人们的记忆。
审美特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大一统、要求整齐划一。比如朝鲜的《阿里郎》、中国擅长而至今仍存在的大型团体操，追求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步调，完全一致的行动。看上去很震撼，整齐好看，但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审美偏好。比如我们看到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中几千个流浪孩子被送去深山里劳教，在大饥荒时饿死数千（有记录的2680人），仅仅因为当时城市中为了整齐划一、干净好看，觉得流浪儿童有碍观瞻，制定政策要多少个“无”——其中之一是“无流浪儿”。
对极权主义我可以告诉大家最容易的两个辨识指标：有没有宣传部；审美偏好——是不是大一统。有失简单但很明显。
现在我们可以对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做一比较：
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在统治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是专制统治，但二者仍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极权体制是全面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极权体制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而威权体制下不存在全面调控的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可以存在，尤其是威权政体的政府努力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极权体制下各种民间组织、社会组织被全面取消，社会空间被全面占领，不存在独立的自治空间；而威权体制之下有社会组织存在，前提是这些组织不反对独裁统治，不试图推翻现政权；极权之下对于私人生活的干预控制达到一种极致；但威权政体下并非能全面控制私人生活空间；最后一点，极权主义对意识形态和宣传比如新闻、出版、舆论全面掌控；而威权统治无法全面控制新闻、言论、出版和舆论。比如民国时代国民党的统治从来没有管得住大学、新闻、出版。
三、中国社会转型困境与哈耶克的意义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过程中，也正处在转型的困境中。转型过程始于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运作实行全面控制和垄断。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看到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和自主的社会生活的存在，社会被国家严重挤压而难以存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空间不存在。年长者可能知道单位-社会：城市中的单位组织；农村中的人民公社。作为独立个体、拥有财产权利的人和作为自由人组成的社会都不存在。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自主提供了契机，使得经济逐渐从国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开始尝试着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并未带来市场秩序的形成，有限的开放后依然是权力-市场经济；社会空间也并未随之自然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对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占有，使得权贵体制日渐坐大，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虽然可以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自主发育提供契机，但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公民社会都不会从天而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依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我概括为『社会主义竟然没有社会』。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立国，但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很难以正常的方式存在。
这种转型到一定程度会陷入无法继续的困境，孙立平老师定义为『转型陷阱』，指的是经济体制发生变革，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没有改变。所以孙立平老师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形成的是强大、不受限制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想把过渡性体制定型化，保持这种权力-市场经济，以便占有并攫取巨大的资源和财富，保持不受限制的权力。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哈耶克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他主张的市场经济、自发秩序、扩展秩序、分立知识等对于中国转型具有委大的启发和意义。而且哈耶克的论证不是基于道德立场，而是基于一个根本的事实：知识是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 这也正像米塞斯所说：“这些空想家热衷于设计地球乐园的各种规划，而所有这些规划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乌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须无条件地首先服从于其创建者，尔后还得继续服从于其继任者。”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理性的极度扩张、公权力的僭越，这些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都会导致奴役状态的产生，无论它们以多美好的理想、形象、表现形式出现，包括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梦都是这类美好乌托邦的标榜，而它们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会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导致奴役和死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理论对于今日中国尤为重要，强调自由的价值、自由的状态、人的自由的权利；世界多样性存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市场都应该是多样的。这一理论提醒我们一定要警惕那种大一统，大一统意味着控制，用一个头脑思考、用一张嘴说话，控制和垄断一定会导致整个生态的破坏。
每个公民从实现和保护自身权利做起。今天大家会觉得很多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自己起不了任何作用，我想实际上实现个人的权利就是达致正常社会的起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今天讲改革的动力，它应该来自于社会，而不是顶层的权力。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今天我们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我们不是等待制度的改变，好的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我们每个公民的行动就是推动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一点也是哈耶克给予我们的启示。
转自：李娟儿的米小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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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关于极权主义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考
今天我们就极权主义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以及哈耶克对中国的意义做一次交流。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社会土壤和思想脉络，对此前面几位老师都有所介绍。因而，当我们借鉴一种理论用于中国现实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套用，而需理解性地解释现实。自由主义的思想、宪政民主的主张不能悬浮于空中，一定要落地，要观照中国社会现实，尤其要面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要关注普通民众的切肤之痛。解决中国当今的所有问题都有赖于我们对中国制度的了解，对这种体制的历史、特点、性质的判断。
我们知道，哈耶克是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始终睁大眼睛，以极其警醒的态度防范极权主义——经由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而达到的奴役状态。所以正像《哈耶克传》导论中所评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清晰、有力地阐述了拒绝社会主义的理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富有成效地拓展了那些论证，使之从经济秩序领域扩展至更一般的社会秩序领域』。那么，我们要知道，哈耶克竭力防范的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
哈耶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个误区：“已经取得的成就，被视为永保无虞、万无一失的财产”。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取得的成就，被视作万无一失的财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哈耶克尚且如此警惕，这一点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我们也以为在中国已经发生过的悲剧不会再发生，而实际上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清算罪恶，罪恶就会再度降临，悲剧也会重新上演。
今天主要谈三方面问题。
一、对政体的基本理解，关于政体的基本界定
我们要理解极权主义就要有所比较，要知道与之对应的民主政体、威权政体。
民主政体（Democracy）：政府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正式认可；公民有权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民主的基本理念：主张个人利益完全由个人自己决定，认为个人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利益的时候能够有保持国家繁荣所需要的最好的决策能力和智慧，应该允许所有人具有同等机会参与政治，并在制度上给予保证。民主社会总是以法律法治作为基础，强调公民有广泛的公民权，也包括持不同政见的权利。而不同的政府部门具有各自不同的职能，也就是实行行政、立法、司法部门的三权分立——权力分散与权力制衡。治理过程通过代议制来付诸实施；代议制机构分别被称为国会或议会。选举权是广泛的，选举是经常性的。民主政体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
另一种政体形式叫威权政体，也叫独裁政体（Authoritarianism）。这种政体以绝对权威的方式实现领导者统治权，领导者要有绝对的控制权，实质上是一种寡头政治，基本上不具备民主国家的要素，当然也不具备极权主义国家的要素。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威权政体，比如一些拉美国家、实行独裁的军政府国家等。威权政体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领导人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其二，领导人非常努力地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会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威权政体被认为是一种中间型、过渡型政体，可能会转向民主政体，也可能转向极权政体。从长远看，这种政体是不稳固的。
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政体是专制政治的一种极端形式，意味着由一个政党以及控制着这一政党的那些人对国家和人民实施专制性统治，也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控制、全面改造。它实行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对社会文化实行一种全面控制，创造一种全面的生活观念和一个统一的国家与社会。这样的政体概念首先被用于描述20世纪两种不同的体制，也就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统治下的德国。
卡尔·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为极权主义社会概括了六种重要标识：
（1）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2）一个由独裁者个人领导的政党；
（3）一种影响遍及四方的恐怖体制，把党和国家机构合为一体来反对极权统治的内外敌人；
（4）一种对大众传媒的切实而又严密的完全控制，由于技术现代化和复杂性，这一控制变得独一无二；
（5）一种对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控制；
（6）由国家官僚机构来指导和支配整个经济，或者至少是其最重要的经济部分。（苏联体制在经济上体现为高度的计划性、严重依赖行政指令；在政治上体现为高度专制和党政不分。）
对极权政体的理解中经济基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具体表现为经济规划和经济结构特点包括劳动力严密的管制、工业企业的特别编制，预算和工业生产计划等的统一方式。这些特点在前苏联时期比纳粹德国时更加全面和完善。当时纳粹德国的经济具有战时特点，在和平时期它包括国家指令性的部分，但同时也包括规模巨大的私人部分。所以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特点比纳粹德国更突出。
极权统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制性（镇压）暴力和意识形态暴力的完美结合。极权主义的宣传和对被统治者的社会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小孩的成长过程都有极权主义的灌输。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极权的经济制度与极权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而达到这种程度的支配，的确具有了生杀予夺的力量。
二、极权主义的历史形态与统治特征
全世界的极权主义国家屈指可数，除了前苏联、纳粹德国，还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以及北朝鲜。极权主义以最美好的理想为标榜，却制造出最邪恶的后果，也就是最巨大的人类灾难；极权主义从无限的理性出发，却走向极端的非理性；极权主义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成为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狂热的拥护者。它巨大的诱惑力从何而来？这巨大的迷团等待我们去破解。我简单地谈三个方面：
1、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质；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它不同于帝国时期、王朝的统治；同时强调其现代性也是强调它力量的强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那么就会表现为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心灵。我们从历史上的极权主义国家可以看到纳粹德国所谓的意志的胜利，纳粹德国、前苏联、中国都有过的改造人的精神、灵魂、造新人运动；比如中国文革时期的『精神原子弹』、『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等，达到登峰造极。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设计基于人的德性：无私、忘我、利他，奉献和牺牲，我们可以感到这已经带有宗教性质，其与自由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完全相悖。
2、极权主义的基础；是群众，著名思想家阿伦特概括为『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结构的群众』，哈耶克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指那些崇拜国家、迷恋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任何事情“组织化”、“有计划”的人，有着“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极权统治热衷于群众动员，喜欢“大规模群众运动”。群众作为被统治者积极参与其中，在被支配被统治过程中学会被统治，所以是一种以共谋达成的统治。
3、极权主义的权力技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一种很强的组织依赖，也就是通常宣传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种组织性和我们一般所说的社会组织不同。因为这是一个强制性、不可退出的组织。
运动式治理。有一种“仪式”偏好，比如开大会、标语、口号、象征等。“运动”作为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的机制，包含大量的仪式性表演和象征形式，或者不如将政治运动理解和解释为国家仪式和革命仪式。我们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国家仪式定义为：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或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我在做农村调查时发现，改革开放前，本来最需要重视天时、地理环境的农业生产过程，都当作“运动”来搞，即以运动的方式发动和组织农业生产的过程。所以我把它叫『运动经济』。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的极端体现。农民种的农产品种类由上级决定，黄土高原不适合种植玉米小麦，但指令性计划必须种这些。比如指定农民种叫作『江青一号』的玉米，无论收成如何都必须种，所以农民说“那阵种地没自由，说话也没自由。”
精神控制术。范围更广，控制人们的记忆、情感、情绪、情结甚至感觉。大家在《1984》中能看到这一点，对任何方面都是控制的。这一点在历史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按照统治的需要篡改、伪造历史，扭曲、改变人们的记忆。
审美特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大一统、要求整齐划一。比如朝鲜的《阿里郎》、中国擅长而至今仍存在的大型团体操，追求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步调，完全一致的行动。看上去很震撼，整齐好看，但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审美偏好。比如我们看到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中几千个流浪孩子被送去深山里劳教，在大饥荒时饿死数千（有记录的2680人），仅仅因为当时城市中为了整齐划一、干净好看，觉得流浪儿童有碍观瞻，制定政策要多少个“无”——其中之一是“无流浪儿”。
对极权主义我可以告诉大家最容易的两个辨识指标：有没有宣传部；审美偏好——是不是大一统。有失简单但很明显。
现在我们可以对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做一比较：
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在统治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是专制统治，但二者仍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极权体制是全面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极权体制以计划经济为基础；而威权体制下不存在全面调控的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可以存在，尤其是威权政体的政府努力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极权体制下各种民间组织、社会组织被全面取消，社会空间被全面占领，不存在独立的自治空间；而威权体制之下有社会组织存在，前提是这些组织不反对独裁统治，不试图推翻现政权；极权之下对于私人生活的干预控制达到一种极致；但威权政体下并非能全面控制私人生活空间；最后一点，极权主义对意识形态和宣传比如新闻、出版、舆论全面掌控；而威权统治无法全面控制新闻、言论、出版和舆论。比如民国时代国民党的统治从来没有管得住大学、新闻、出版。
三、中国社会转型困境与哈耶克的意义
中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过程中，也正处在转型的困境中。转型过程始于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运作实行全面控制和垄断。在这样的体制下很难看到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和自主的社会生活的存在，社会被国家严重挤压而难以存活，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空间不存在。年长者可能知道单位-社会：城市中的单位组织；农村中的人民公社。作为独立个体、拥有财产权利的人和作为自由人组成的社会都不存在。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自主提供了契机，使得经济逐渐从国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开始尝试着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并未带来市场秩序的形成，有限的开放后依然是权力-市场经济；社会空间也并未随之自然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和对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占有，使得权贵体制日渐坐大，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虽然可以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自主发育提供契机，但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公民社会都不会从天而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依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我概括为『社会主义竟然没有社会』。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立国，但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很难以正常的方式存在。
这种转型到一定程度会陷入无法继续的困境，孙立平老师定义为『转型陷阱』，指的是经济体制发生变革，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没有改变。所以孙立平老师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形成的是强大、不受限制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想把过渡性体制定型化，保持这种权力-市场经济，以便占有并攫取巨大的资源和财富，保持不受限制的权力。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哈耶克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他主张的市场经济、自发秩序、扩展秩序、分立知识等对于中国转型具有委大的启发和意义。而且哈耶克的论证不是基于道德立场，而是基于一个根本的事实：知识是分立在所有人的心智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 这也正像米塞斯所说：“这些空想家热衷于设计地球乐园的各种规划，而所有这些规划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乌托邦中的居民都必须无条件地首先服从于其创建者，尔后还得继续服从于其继任者。”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理性的极度扩张、公权力的僭越，这些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都会导致奴役状态的产生，无论它们以多美好的理想、形象、表现形式出现，包括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梦都是这类美好乌托邦的标榜，而它们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会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导致奴役和死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理论对于今日中国尤为重要，强调自由的价值、自由的状态、人的自由的权利；世界多样性存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市场都应该是多样的。这一理论提醒我们一定要警惕那种大一统，大一统意味着控制，用一个头脑思考、用一张嘴说话，控制和垄断一定会导致整个生态的破坏。
每个公民从实现和保护自身权利做起。今天大家会觉得很多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自己起不了任何作用，我想实际上实现个人的权利就是达致正常社会的起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今天讲改革的动力，它应该来自于社会，而不是顶层的权力。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今天我们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我们不是等待制度的改变，好的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我们每个公民的行动就是推动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这一点也是哈耶克给予我们的启示。
转自：李娟儿的米小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