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玉：亚文革的历史遗产及其动员能力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后极权统治的现实认识常常自相矛盾的一部分革命公知，一方面他们推出了一个新极权的概念，这看起来应该是分析后极权如何获得了新的生存动力以及新的自我适应机制，但他们的结论通常是非常乐观的，后极权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了。既然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存动力并且异化为新极权，那么结论就应该是极权新生而不是溃败，之所以反而推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窃以为他们在运用论语心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和纠缠不休的素质论几乎是一回事，既认可素质不是宪政前提只是宪政结果，又为了驳斥素质论抛出了一个高素质论，然后在此基础上预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将风起云涌，社会已经全面觉醒，财产权意识催生的权利意识——又是一个中产阶级决定论的老调，将会推动中囯以不可逆的方式浩浩荡荡迈向宪政事业的历史潮流。

这诸多假设之中隐约可见一个矛盾模型：后极权本身的生存动力是分赃制，经济基础则来源于全球化红利，现在他们在论证假设为新极权的对象时，从中抽象出了一个“极权统治合法性及其动员能力呈梯级递减，社会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除了政权革命，所有社会自组织建设和训练都是为极权维稳”的预言模型，以此作为革命话语推销的理论原点。这一话语体系其中矛盾何在？

如果我们承认极权社会（姑且不论是后极权还是新极权）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资源全面的垄断之上，由此对社会意志和人心进行全方位的毒化，消解并且阉割了社会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政治成为禁脔，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雾霾的极权空气，社会在谎言和恐惧之下成长为犬儒社会。如此也就绝不会推出一个高素质论的结论，在后全球化时代去全球化大潮之下沿用全球化的社会经济遗产来预判未来社会变革曲线，推出一个文革不会重来的结论，这，恰恰忽略了亚文革历史遗产的事实存在。

不厚公子唱红打黑的壮观场景，百城联动反日大游行的动员能力，毛粪市场的活动能力及其反人类的行为机制，这些都是堂而皇之不可抹杀的亚文革历史遗产，如何可以预言文革不可重来？如何可以预言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市场主体？此中玄机在于，高素质论可以讨好大众，以毒攻毒的文革复辟可以反噬极权本身，全部的预判都在于这一美好的革命愿望。

然而，后极权面临去全球化的经济困境，个人淫威的统治危机，随时可能呼唤出文革的鬼影，政治流氓装神弄鬼的的意志冲动，都在预示亚文革复辟事实上正在悄悄地进行，广场舞和红色歌曲一结合，就是最新的忠字舞。这一危机实际仅仅存在于权力斗争的内在需要而已，只有用与不用这一手段的问题，没有可不可能的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危机的历史遗产在去全球化的外资撤离中，已经有劳工运动彰显出来，此外房地产官商勾结动用公权力强拆，造就了一个松散但却庞大的维权访民群体，环境危机导致的即时性反抗，已经开启了社会运动的帷幕。要预言后极权崩溃的模型，前苏联几乎是唯一可资借鉴的对象：内讧。

当下任何社会运动分析机制，必须基于去全球化这一囯际大气候之下，才有可能把握到全息的历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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