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熊飞骏的“呈堂供词”!

熊飞骏

2014年秋,我在成都第一次见到飞骏,浓眉大眼,膀魁腰圆,让我一下想起《资治通鉴》中守义不辱的齐之壮士田横的形象来,放在明、清以远,以飞骏的块头,必是良将,放在几十年前,像他这样爱憎分明的人,也可能跟着红军去闹革命,这不是笑话,飞骏祖上,就出过好几位红军战士和多位红色赤卫队员。

飞骏人生的改变,似乎也与他红色家族有关,飞骏出生在大别山区,当年红色革命的摇篮,他打小就听爷辈们讲当年闹革命的故事,飞骏说,他听的都是原始的最接近事件真相的版本,打土豪的残酷和阶级杀戮的惨烈,听得他寒毛直竖,及至文革武斗、打倒“封资修”和扫除一切牛鬼蛇神,飞骏在经历青涩、懵懂的成长岁月后,红色基因并没使他朱出于红而胜于红,反倒在菁英如林的右翼阵营,他很快就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锐。

飞骏说,童年惊骇后回过神来的反思,让他有一种别样的叛逆精神,并对意识形态中的蒙昧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有了深刻的抵触和批判。

上世纪80年代,飞骏从高考的独木桥上突围,考取了同济医科大学,那时,社会正热传十等公民的幽默桥段,医生排在公仆、大盖帽和承包商后,成为“剖开肚子要红包”的四等公民,专业炙手可热,钱途远大,如果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今天的飞骏,就可能是中华名医了。

但飞骏终究还是弃医从文了,原因很简单,他发现现实诸事皆行之不公,令他内心焦灼难安,人们乐享歌舞升平,还刻意粉饰黑暗,“很多阿Q长着人的身体,却生着畜牲的眼睛”(见《专制国家是一匹脱缰下行的奔马》)。这种“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的感概,比鲁迅当年在日本仙台学医时对国人的伤感更加触动人心。

也可以这么说,飞骏确实有着鲁迅一样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他在“社会进步是从一个人的坚守开始的”一文中说:“社会变革确实需要平民大众的广泛觉醒,但如果没有一个人率先在那里呐喊,如果每个民众都随大流拒绝做第一个先驱者,平民大众会有广泛觉醒的那一天吗?”

这与鲁迅在《呐喊》中的家国情怀如出一辙,鲁迅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诱因。

其实,这种愤世嫉俗又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包含了浓郁的中国式的悲情色彩,从鲁迅到熊飞骏,中国行走了近百年,直到今天抵达互联网社会时,我们看到的却是:进步的中国灵魂仍在原地踏步!

从四等公民急速滑落至十等公民,差不多就是从米箩筐跌进了糠箩筐,注定会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但这种决绝,却代表熊飞骏责任与道义的双重回归,江湖从此多了一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骚人墨客。

文如其人,中国特色的公知们大抵如是。飞骏认为中国仍须启蒙,他以自身的转变作见证:“一个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民族必然泯灭公道、正义和良知!一个没有公道和良知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但启蒙究竟是什么呢?又该怎么做?飞骏开出的社会处方是:唤醒民众权益,推动社会和平转型。

毕竟是拿手术刀的,拿笔仍是个人情怀轻重缓急抉择后迫不得已的置换,因此,飞骏的文字从来都是由浅入浅,缺少空灵,结构也不娴熟,他不玩技巧,不玩深沉,甚至也没有李大眼们那种灵机一动的冷幽默,但飞骏的文字一上线,就会以人文百科式的展示,让底层民众一看就懂,一读就会,这才是真正抓心的方式。这就好比民主是一座庞大复杂的大机器,飞骏的文字就是简明易懂的使用说明书,这是飞骏拥有众多粉丝并获得影响中国百大名博的原因。

我作了下简约的统计,飞骏从2007年3月16日发出第一篇博客算起,十年间,他透过自媒体总计发布了近800篇社会与时政观察类文章,甚至许多文章还被官媒推广和引用,平均每月发稿近7篇,如此笔耕不辍,需要何等坚韧的毅力和文化积累呢?事实上,飞骏潜意识里仍是医务工作者的襟怀,他思想丰富的博客正是他想要为中国社会开出的“救世良方”。

2016年,飞骏将这十年的创作心血集结成文,自费印刷了《中国在这里反思》(150万字)和《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2万字)两部思想启蒙论著,旋即被湖北红安有关部门以“非法经营罪”入局。思想入罪,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两部书,170万字的呈堂供词,也够洋洋洒洒的了。只是如此大动干戈,飞骏在其论著的字里行间,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一、关于民主:飞骏认为柏拉图在构造《理想国》蓝图时,忽视了人类社会根本不可能有完人和超人,故,民主选择不是寻找追求最好的,而是反对最坏的,争取次坏的,团结最不坏的! 民主是妥协,是共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赢家通吃、唯我独尊,更不是两利相衡取其重!

二、关于国富民弱:飞骏认为做大蛋糕相当于经济建设,切好蛋糕则取决于政治体制。但中国国富民弱的现状,显明的是体制的不均衡导致政府分配不均,也即是政府财富与人民的私有财产不是正比关系,多数还是反比关系!富了政府必穷了人民!

三、关于权力:飞骏以为,人类世界最容易作恶的是权力,不加限制的权力是催毁一切美德和良心的海洛因。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应对不公不义的公权力说不,而不是一窝蜂迎合权力,争先恐后对政府和官员谄媚。把良知和真话视为畏途。

四、关于爱国主义:飞骏指出,那些动不动就高呼爱国口号者多是愚顽之辈,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只会打击真正的爱国志士,在非常时期又最容易贪生卖国。爱国本来是一种高尚的族群情感,但当下却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某类“商标”。真正的爱国是什么?就是对特权利益集团说不,推动国家以公平公义的方式完成社会转型。

如此看来,飞骏的见识和体统着实令人钦佩,他如同这个时代的先知,站在社会分化与聚合的矛盾中央,振臂发出“惟愿公平似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样的箴言,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既然如此,飞骏说:做自己该做和能做的,其余的交给上帝吧!

鲁迅曾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入木三分的谶言,于飞骏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褒赏,于我等却是责任与道义的警示。

然,大风起兮云飞扬,雾霾散时见蓝天!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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