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社会的进步从“一个人的坚守”开始

许志永访谈_公民近几年专注民众启蒙和推进社会进步事业,常听到文友发出如下抱怨:

社会变革需要公众的广泛觉醒。我身边的人只对升官发财股票物价和孩子升学感兴趣,没人在意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广大民众都在急功近利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整个社会根子已烂不可救药,你一人在那里呐喊管个屁用?

…………

文友的抱怨不无道理:多数中华大国民平素只在意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不怎么关注国家社会大趋势和潜伏的危机;更不会关注公道、正义、真理、良知等必然影响多数人“小家庭未来”的终极价值,只有超越忍受极限的不公和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才大叫冤枉和命苦;正如韩寒在《淡革命》一文中所说“大部分中国人一幅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

飞骏这里要问一句:

社会变革确然需要平民大众的广泛觉醒,但如果没有一个人率先在那里呐喊,如果每个民众都随大流拒绝做第一个先驱者,平民大众会有“广泛觉醒”的那一天吗?

不会!

社会变革是从“一个人的坚守”开始的!

没有一个人敢为天下先;没有一个人舍得放弃个人小家庭的急功近利;没有一个人为了公民社会的“大爱”主动牺牲亲朋好友的“小爱”;没有一个人勇于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良知正义;没有一个人面对公众的麻木冷漠仍无怨无悔地坚守呐喊,平民大众永远也不可能有“广泛觉醒”的那一天;社会永远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最不坏的政治体制。

民主政治则起源于基督教。

当今世界的文明发达国家基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基督教世界囊括了人类90%以上的智慧和近80%的财富。基督教能够取得今天这样无与伦比的文明成就,就是从耶苏“一个人的坚守”开始的。

耶苏传道初期,没有几个人理解他,几乎每个人都烦他;官员富人争相迫害驱赶他;多数普通民众则把他当成傻子神经病。他终其一生只收了区区12个信徒,其中一个还当了叛徒出卖了他,和专制统治者一道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苏当年面对的“公众愚昧麻木”程度比今天严重百倍!

可耶苏从来也没有灰心气馁过,甚至也不曾沮丧失望过。

社会变革通常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习惯于“革命性巨变”的中华大国民对身边正在进行的点滴变革通常视而不见。

在良心思想者的努力启蒙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一样在经历虽然缓慢但却有益的变革: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十年前多数国民动不动就慷慨激昂发威要用导弹“炸平台湾岛”;今天依旧如此发威的国民已变成少数,多数国民则对海峡对岸同胞的民主成就心向往之。

“一个人的坚守”,“一点一滴的坚守”,变化虽然不易察觉,但或多或少都在起作用!

一个国家的进步性变革并不需要“多数人的觉醒”,只要有10%的公民觉醒社会就能发生不以权力人物意志为转移的质变。

当10%的公民真正觉醒时,剩下90%的公民一旦机缘际会,一个晚上就能完成思想180度转弯。

当越来越多的公民加入到“一个人坚守”的队列,从我做起从身边人做起,离“10%公民觉醒”这个目标就不再遥不可及了。

人人明哲保身自作聪明的结局是整体付出更大的代价。

1957年迫害知识分子时,农民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结果随后的三年活活饿死了3750万。

1959年迫害栽赃国防部长时,高干明哲保身,国家主席助纣为虐?七年后的文革多数高干被打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国家主席则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屈辱整死,无辜妻小身陷囹圄……

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一位基督教朋友的一句话飞骏一直铭记在心:

“做自己该做的和能做的,其余交给上帝!”

二0一二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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