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专注民众启蒙和推进社会进步事业，常听到文友发出如下抱怨：
社会变革需要公众的广泛觉醒。我身边的人只对升官发财股票物价和孩子升学感兴趣，没人在意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广大民众都在急功近利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整个社会根子已烂不可救药，你一人在那里呐喊管个屁用？
…………
文友的抱怨不无道理：多数中华大国民平素只在意自家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不怎么关注国家社会大趋势和潜伏的危机；更不会关注公道、正义、真理、良知等必然影响多数人“小家庭未来”的终极价值，只有超越忍受极限的不公和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才大叫冤枉和命苦；正如韩寒在《淡革命》一文中所说“大部分中国人一幅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
飞骏这里要问一句：
社会变革确然需要平民大众的广泛觉醒，但如果没有一个人率先在那里呐喊，如果每个民众都随大流拒绝做第一个先驱者，平民大众会有“广泛觉醒”的那一天吗？
不会！
社会变革是从“一个人的坚守”开始的！
没有一个人敢为天下先；没有一个人舍得放弃个人小家庭的急功近利；没有一个人为了公民社会的“大爱”主动牺牲亲朋好友的“小爱”；没有一个人勇于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良知正义；没有一个人面对公众的麻木冷漠仍无怨无悔地坚守呐喊，平民大众永远也不可能有“广泛觉醒”的那一天；社会永远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最不坏的政治体制。
民主政治则起源于基督教。
当今世界的文明发达国家基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基督教世界囊括了人类90%以上的智慧和近80%的财富。基督教能够取得今天这样无与伦比的文明成就，就是从耶苏“一个人的坚守”开始的。
耶苏传道初期，没有几个人理解他，几乎每个人都烦他；官员富人争相迫害驱赶他；多数普通民众则把他当成傻子神经病。他终其一生只收了区区12个信徒，其中一个还当了叛徒出卖了他，和专制统治者一道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苏当年面对的“公众愚昧麻木”程度比今天严重百倍！
可耶苏从来也没有灰心气馁过，甚至也不曾沮丧失望过。
社会变革通常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习惯于“革命性巨变”的中华大国民对身边正在进行的点滴变革通常视而不见。
在良心思想者的努力启蒙下，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一样在经历虽然缓慢但却有益的变革：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十年前多数国民动不动就慷慨激昂发威要用导弹“炸平台湾岛”；今天依旧如此发威的国民已变成少数，多数国民则对海峡对岸同胞的民主成就心向往之。
“一个人的坚守”，“一点一滴的坚守”，变化虽然不易察觉，但或多或少都在起作用！
一个国家的进步性变革并不需要“多数人的觉醒”，只要有10%的公民觉醒社会就能发生不以权力人物意志为转移的质变。
当10%的公民真正觉醒时，剩下90%的公民一旦机缘际会，一个晚上就能完成思想180度转弯。
当越来越多的公民加入到“一个人坚守”的队列，从我做起从身边人做起，离“10%公民觉醒”这个目标就不再遥不可及了。
人人明哲保身自作聪明的结局是整体付出更大的代价。
1957年迫害知识分子时，农民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结果随后的三年活活饿死了3750万。
1959年迫害栽赃国防部长时，高干明哲保身，国家主席助纣为虐？七年后的文革多数高干被打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国家主席则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屈辱整死，无辜妻小身陷囹圄……
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
一位基督教朋友的一句话飞骏一直铭记在心：
“做自己该做的和能做的，其余交给上帝！”
二0一二年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