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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次牢狱之灾结束后，孟晗曾说：“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有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图片来源：中国人权通讯提供
一名不明身份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子，抡起一米长的消防斧，砸向一户住宅的房门门锁位置，砰！砰！砰！一人累脱力后，换身后的人。监控视频显示，80秒，40下。
另外两位随同的男子，分别站在楼梯的上方下方把守，偶有邻居出来看动静，便呵斥。屋内传出接连不断的“救命”呼声。在喊声中，三人离开。他们走后，楼上邻居家小女孩下来，对着房门发了一会儿呆。
这是劳工公益人孟晗在广东中山的家，凶险一幕发生在2016年5月7日晚上9点41分，屋内有孟晗年逾七十的父母，及女友悠悠。这是孟晗父亲孟兴雄此生经历的最恐怖夜晚，当时儿子孟晗正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砸门的斧子是消防斧，属轮船上必备，孟兴雄和孟晗都很熟悉，孟父在港口工作多年，孟晗则16岁开始做船员。
砸门目的是骚扰逼迁。此前，家中已遭房东断水断电，封堵门锁，不明身份人士上门威胁等。歹徒离开后，接到报警的当地升辉派出所和消防部门方才赶到，表示要“破门”，孟兴雄担心门被破开后晚上不能锁上，有安全问题，要求白天再破。第二天一早，孟兴雄自己尝试用螺丝刀把房门拧开，警察没来，凶手亦未被抓获。
砸门前五个月，2015年12月3日，广东省广州、佛山两地劳工NGO遭到严厉打压，超过25名机构负责人、员工、志愿者、工友等被带走、问话，包括孟晗，以及他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同事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等人，事件被称为“12.3”劳工案。
砸门后一个月，2016年6月8日，孟晗、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被一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26日，曾、朱、汤三人被宣判，三年有期徒刑，缓期四年执行。一直未认罪的孟晗，被另案处理。
他又坚持了一个多月，11月1日认罪，两天之后的11月3日，孟晗案在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即日宣判获刑一年九个月。尽管对案件结果有所准备，但是对孟晗认罪并被判实刑，女友悠悠（化名）还是“懵了”。
从“工人阶级老大哥”到“进城务工者”
孟晗1962出生在湖北宜昌，16岁开始在船上做水手，先是跑港口内部的交通船，远一点去过长江中下游的九江、南京等地。彼时三峡工程尚未正式进入建设期，长江波澜壮阔，险滩暗藏。
90年代，内地兴起下海潮，不安分的孟晗辞去工作，此前他已解除婚姻，在家里自然掀起一场硬仗，但家人终究未能阻止。同在航运系统工作的父亲孟兴雄承认，对儿子孟晗了解不多，最初以为孟晗会像他一样，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直到退休。
“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这句俗语如今已经没多少人会提起，却是上一个年代的写照。孟晗南下广东之后，做过各种生意，包括贩卖茶叶香烟等，都赔了钱，最后不得不去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老大哥”，“沦落”到了市场经济下的“进城务工者”，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个人命运更无法由自己掌握。
担任物业公司保安队长的孟晗，因为替偷东西的手下小弟承担责任，遭到开除。之后不久，他找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保安工作，并从这里走上了劳工维权之路。
这家医院的护工及保安当时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的不平等待遇：未签订劳动合同，同工不同酬；异地购买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加班费的计发基数按最低工资标准；带薪年假规定未按法律规定实行；“以罚代管”，以保安工人违纪为由扣罚工资。护工和保安们先后去广东省政府、省卫生厅、省中医药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省总工会寻求解决，皆未果。最终，2013年8月19日，孟晗带着13位保安爬上医院门诊楼的高台雨棚，拉起横幅，散播传单，结果他是被带至派出所，被起诉，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刑九个月。
这次牢狱之灾并没有吓退已经年过五十的孟晗，反而让他在劳工维权界崭露头角。他开始到中国大陆第一个劳工NGO“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实习，从事组织化的劳工维权工作。“政府必须停止滥用公权力打压维权工人，”2014年出狱之后的孟晗曾这样说，“在维权的道路上，肯定要做出牺牲，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精神准备。”
2014年夏天，广州大学城220多名环卫工人不满安置问题，罢工抗议，“打工族”亦介入，机构化的培训、权利倡导、组织集体谈判，让孟晗积累了经验，他也在那时，迎来了劳工维权生涯中最灿烂，代价也最沉重的一仗。
利得鞋厂罢工：最漂亮的最后一仗
在环卫工罢工前几天，2014年8月17日，七八个番禺利得鞋厂的工人找到了“打工族”。
当年1月份开始，鞋厂传出要从番禺搬迁到大约50公里外的佛山大沥，但是厂方并未知会工人，工人们察觉到，厂方正在减少本厂订单生产、减少计件工资收入，以此逼迫工人自动离职，规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工人们来找“打工族”，是担心搬厂会产生后续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有搬迁补偿，如果工人不想随厂搬迁怎么办。也是在这次谈话中，这些工人第一次了解到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概念。
孟晗自己就是从工人堆里出来的，他告诉工人们，工厂关闭之前可以拿到哪些补贴，他们本应享有什么权益，现在要如何去争取，投诉、仲裁、诉讼、集体谈判等方式各自有什么利弊——因为厂方通常不履行完整的用工手续，多数工人拿不出劳动关系、厂牌合同、工资条、社保清单等完整证据；如果走司法程序，则往往要拖上一年半载，工人个体力量微弱，禁不住拖；最后，工人自己选择了集体谈判。
接下来，孟晗与朱小梅、邓小明、汤欢兴等“打工族”的同事到工厂附近，做具体动员。有热情的工人，可以报名自愿做联络员；工人自己选出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其余的工人，每人交二十块的“团结基金”，作为工人代表被抓后的家人生活费。孟晗自费开通QQ会员，建立若干五百人QQ群，不间断分享信息，包括自己的抗争经验。
孟晗及“打工族”的同事均认为，这一切工作，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框架内进行的，该法明言，工人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当时，孟晗在“打工族”只是实习状态，没有稳定收入，生活要靠女友悠悠支撑，但悠悠回忆，孟晗那时状态是：两眼放着光，整夜不睡觉，全身心扑进去，还有工友长时间住在孟晗家里，冰箱里塞满各种食物，孟晗既像大哥，又像“保姆”。
2014年9月到11月，“打工族”协助利得工人召开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谈会，一次工人大会。11月底开始，工厂分批叫工人签订不合理的变更合同，并无补缴社保、补发加班费、高温津贴、带薪年假补贴、产假补贴等多年积欠的款项。工人们的愤怒终于在12月大爆发，6日凌晨，手缝组率先提出要罢工，孟晗在QQ群通知其它组呼应，引发了全厂大罢工。
至2015年4月25日，因工人代表分化、厂方违背补偿补贴的承诺，利得鞋厂工人共罢工三次。“打工族”协助工人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防止出现情绪过激。孟晗是“打工族”派出的顾问，汤欢兴则自己征集工友签名成为顾问，两人为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提供支持。
12月罢工开始后，当地派出所介入，分批传唤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录口供。孟晗则全程被“国保”（国家安全保卫警察）紧盯，数次进出派出所。到2015年4月的第三次罢工期间，4月19日，鞋厂工人大会召开时，孟晗被抓进派出所，工人堵在派出所外面大喊“放人”，被转移到番禺基地的孟晗随后获释。4月21日深夜零时15分，曾飞洋家门被不明身份人士撞击。22日早上至23日夜间，孟晗家被一群不明身份人士堵在门口，被断电，孟晗困于家中，后再次被工人救出。
近半年的艰苦和承受的种种危险没有白费，利得鞋厂2700多名工人最终拿到了全部的补偿，补缴社保公积金、工龄补偿、加班津贴、带薪年假补贴等，共计9000余万。
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认为，利得鞋厂工人罢工，是南方劳工运动中“最漂亮的一场战斗”。这也是孟晗到“打工族”工作后，全身心投入的第一场活动，也是最后一场。
利得罢工结束之后，孟晗陪同刚做完乳腺癌手术的女友悠悠，一同外出开会、游历。2015年9月，两人回到中山——孟晗与前妻的儿子在这里工作——孟晗租下一套房，接父母过来，打算自己在中山做起劳工服务机构，同时孝敬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
直到3个月后孟晗被抓，房子的窗帘也才刚刚挂上。
“12.3”暴风雨：被逮捕、被“揭黑”、被骚扰
在中共领导的工人组织眼中，孟晗他们的“维权”，是一种“夺权”。
2015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玉赋公开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与工会争夺职工，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
实实在在的打击很快就落到了孟晗和他的同行们身上。
2015年12月3日，孟晗在中山被刑事拘留，同时被拘的还有在“打工族”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曾飞洋、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罪名均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汤欢兴失联，佛山“南飞雁”工伤维权机构负责人何晓波也被刑拘，罪名是“职务侵占”。这七人被刑拘外，被带走问话的相关劳工NGO人士，超过25人。
这场风暴被称为“12.3”劳工案。
2016年1月8日，何晓波、曾飞洋、朱小梅、孟晗四人，分别被以上述罪名批捕。1月7日，彭家勇、邓小明获准取保候审，汤欢兴失联37天后与外界恢复联系；2月1日朱小梅获准取保候审，4月7日何晓波获准取保候审。6月8日，曾飞洋、朱小梅、汤欢兴、孟晗四人被起诉。
与司法手段并行的，是内地顶级官媒领衔的“捣碎光环”和“揭开黑幕”。
2015年12月22日，曾飞洋、孟晗等人被拘留近20天时，大陆官媒中烟电视台、新华社同时出手，央视《朝闻天下》以24分钟的内容呈现曾飞洋“罪案调查”，新华网发布署名“邹伟”的文章，《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指“打工族”是非法组织，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并强调曾飞洋男女关系混乱，组织账目不清。文章又称何晓波创办的佛山“南飞雁”为“打工族”的下属机构。
“新华视点”记者称走进专案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然而当时，被捕的数人是要被移送审查起诉，还是获准取保候审，抑或应该无罪获释尚无定论，更未进入唯一有资格将嫌疑人正式定罪判刑的庭审阶段，但“新华视点”的记者已经在“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未审先判。
2015年12月25日，“南飞雁”发布公开声明澄清邹伟稿件中的不实内容，指其“严重损害了‘南飞雁’的公众形象，践踏名誉”。2016年1月25日，“南飞雁”以快递的方式，向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对邹伟提起民事诉讼。
2016年4月，曾飞洋母亲就“名誉侵权”向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起诉新华社、广州市第一看守所、番禺区公安分局，但起诉最终未被受理，曾飞洋家属却遭到广州国保（国家安全保卫警察）骚扰，国保强行进入曾父病房，要求曾母撤诉，曾母最终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妥协。
同样遭受压力的还有孟晗家属。2016年2月起，孟晗在中山租下的房子先后经历了断水断电，租约未到期就遭到房东陈子斌逼迁，不明身份者上门威胁……孟晗父亲孟兴雄多次报警，当地升辉派出所民警一开始态度友善，但总在接到“神秘电话”后，告知孟兴雄事情无法解决。面对派出所不作为态度，作为多年共产党员的孟兴雄，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最终，不堪骚扰的孟家人在5月下旬决定搬离中山。在广州暂避一段时间后，孟晗父母回到惠州女儿家中。
拒不认罪：“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
铁窗外，家人无辜受牵连，铁窗内，被捕者会见家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全然得不到保障，连通内外的，只是一份份令人莫名的“不请律师承诺书”“解聘律师声明”。
2016年1月，何晓波的妻子杨敏接到自称佛山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口头通知，何晓波在看守所内已签了“不请律师承诺书”，杨敏与律师葛永喜均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杨敏递交对新华社记者邹伟的起诉书之后，2月22日元宵节，警察以“监视居住”的名义住进家中，杨敏与外界失联二十天。
2016年2月，曾飞洋传出消息，解聘家人为他委托的成准强律师。2016年5月底，曾飞洋认罪后，才得以会见警方制定的律师和家人委托的陈进学律师。在会见中曾飞洋告诉陈进学，“办案人员将录小孩的视频给我，以及我妻子受骚扰的情况告诉我，还告诉我现在肯定见不到律师，就让我减少影响，我为了减少他们对我家人的骚扰，就（发了不会见成准强律师的声明）”。
但7月12日，曾飞洋的家属收到了一份按了五个手印、落款为“曾飞洋”的声明书：“经本人谨慎考虑，决定解除陈进学律师的委托关系，从解除之日起不会见陈律师，感谢陈律师之前的帮助。特此声明。”即便如此，8月份，陈进学还是遭到了警方传唤，扣押23小时方获释，他随后在网上发布信息称：“代理曾飞洋案，广州国保很恼火”。
孟晗是“12.3劳工案”中最早可以正常会见律师的当事人。2016年2月19日，孟晗被捕两个半月，律师燕文薪两次申请会见未果后，终于得以与孟晗见面。5月31日，孟晗签了案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告知书。之后，律师曾传出孟晗口信，在向家人表达歉意的同时，孟晗坚信自己无罪，“由于我的案子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也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向他们妥协……就此事而言，我问心无愧。”
但到了8月，不愿妥协认罪的孟晗也在与辩护律师覃臣寿会见时，当面提出解除委托，覃臣寿称孟晗承认受到了压力，但不愿细说。最后，由燕文薪、王勋律师为孟晗辩护。孟晗虽然可以会见律师，却不能会见家人，女友悠悠数不清去了多少次看守所，也只能盼着早一点听到律师带出来的消息。
9月26日，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案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孟晗因未认罪，“另案处理”。之后，国保继续骚扰孟晗家人。10月30日，自称广州“预审大队王队长”的人，带着“六七位协助办案”的年轻男性，来到孟晗父母住所，要他们劝说孟晗认罪，尽早了结案件，并提出开庭时派专车接送二位老人去法院旁听，但遭到了孟晗父母的拒绝。
孟晗坚持到了11月1日，认罪两天之后，他的案子也在番禺区法院开庭，即日被定罪和宣判有期徒刑21个月，孟晗当庭表示不上诉。辩护律师燕文薪在社交媒体发布状态，“这个案件，一波数折，结果突然而至，过程心累无比。作为辩护人，我理解孟晗面对的压力，并尊重他的选择。律师独立发表了主客观方面均不构成聚众扰序罪的辩护意见，但法庭未予采纳”。
2013年第一次被判刑时，在法庭陈述中，孟晗曾说，“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老工人，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度过我的余生。”这句话，在孟晗于“12.3”劳工案中再次被捕后，广为流传，一语成谶。
香港职工会联盟参与游行，到香港中联办外示威请愿，要求大陆当局释放孟晗。图片来源：中国人权通讯提供
“打工族”兴衰：5年前也曾有过短暂的春天
孟晗工作过的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的先锋。
“打工族”成立当年，内地大约9500万“农民工”，近半进入了广东省。这些农民工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主要是冲着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四分之一多的广东工资去的。他们人在城镇，户籍却留在故乡农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城镇只是他们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较优经济报酬的地方，而非安身立命之地，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保障无从谈起，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也相当有限。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世界工厂”，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珠三角吸引各种资本建厂的同时，劳资冲突也随之而来，“打工族”这样的服务劳工、教育维权的NGO应运而生。
“打工族”的创立者廖晓峰本身是一名来自四川的打工仔，为帮工友讨工伤赔偿自学法律，后为了更多工友提供文书和法律服务而成立“打工族”，收取低廉的服务费。“打工族”草创时，廖晓峰求才于曾飞洋，当时曾飞洋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才两年，在律师事务所处理过一些工人维权案件，关注劳工权益，两人一拍即合，曾毅然从律所辞职。但很快，廖晓峰就因为压力离开了“打工族”，留下曾飞洋独力支撑，直到4年后的2002年，“打工族”才开始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也得以正式转型为NGO，不再向求助的农民工收费。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广东省曾在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方面开全国风气之先。2003年孙志刚案，直接引发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流动人口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之后，工人对经济权利的寻求，似乎并未受到过多阻碍。2010年，佛山南海区的本田工厂大罢工，工人连续28天罢工，据估算每天经济损失为2亿，最终工人的加薪和重整工会诉求初步达成，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工人维权新局面。
201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倡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社会组织发展迎来“春天”，“打工族”帮助孵化了多家劳工NGO；不少社会组织得以在民政局注册；“南飞雁”与佛山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也顺利开始；广州女工机构“向阳花”在注册时也得到街道办的大力支持。
2010年，时年36岁、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了“打工族”的曾飞洋，还能登上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南风窗》杂志，说“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在2012年被《南方都市报》主办的“责任中国公益盛典”评为“年度公益人物”，颁奖词说，“他在媒体发表了300多篇各类打工族维权与教育文章,14年来接待了约8000多人次寻求法律咨询的来访者；接听的咨询电话平均每天15人次左右；他与同事为3500多人次外来工提供了个案法律辅助或个案代理。他以民间努力改善了劳工权益保护状况”。
2011年底到2012年，被称为珠三角NGO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事实上，来自官方的打压，从未间断。2012年，深圳 “小小草”、“手牵手”等十余家劳工服务机构遭遇逼迁和关停，仿佛一阵“倒春寒”。而彼时的曾飞洋，亦全然不知3年之后的12月3日，他会因为决心投入一辈子去做的正义的事而被捕、入狱、获刑。
2015年，内地经济继续下行，珠三角再度陷入闭厂潮，产业升级压力迫在眉睫，中国智造、大数据、互联网+等政策推动着“机器换人”，劳资纠纷频频爆发，当局对劳工NGO则持续打压。何晓波的佛山“南飞雁”面临关停压力，“南飞雁”是佛山最早的工伤服务机构，而且顺利进行过若干“政府购买服务”，却在2015年中被民政部门评为年审“基本合格”，若两次得“基本合格”便会被注销。2016年11月，何晓波取保候审半年多后，“南飞雁”被正式注销。
劳工NGO受压同时，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飙升。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发生了185起群体性劳工冲突事件，2014年发生了1300多起，到了2015年，罢工等形式的劳资冲突更增加到2944起，短短数年内飙升10倍。2016年上半年，大陆共出现了1454起抗议事件，比去年同期高出18.6%。《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人员表示，数据统计来自大陆公开的社交媒体，很多消息甫一发出便遭删除，亦有很多消息发在更私密的“微信朋友圈”，外界无法获知，故此统计数据只体现趋势，而实际数字，“只多不少”。
前路茫茫：工运会否走向政治化？
曾飞洋被判缓刑后，9月26日下午离开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安排“出外静修”，10月10日回到家中，每日佩戴黑色手表，作为控制行动范围的追踪器。接近曾飞洋的朋友表示，他处于缓刑考验期，对会客有具体要求，会见境外人士及记者需要批准，“关于我们的案件，目前受限制，不评论，历史终将有公论”。
同样处在缓刑期的朱小梅，摆起了地摊，卖儿童鞋。与他们同在“12.3”被拘的同事邓小明、彭家勇，关押37天后获释。离开看守所后，邓小明先是摆地摊，卖衣服卖鞋子，现在婚庆公司做“一线劳力”。彭家勇亦无生计，开起了微店，也是卖鞋。
在这些“劳工NGO黄埔军校”的旧日骨干身陷囹圄、凋零散落的同时，宣言要“依法治国”的当局风风火火地绕着公民社会布织起一张法律大网。
2016年4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7年1月1日起实施，加上已经实施的《慈善法》、《国家安全法》，加在NGO颈上的“追踪器”越来越紧。公益界资深人士称，多家国际机构将在2017年面临缩小在华办公规模，甚至计划撤出中国。同属于公益机构的劳工维权机构，前途也不乐观。
“12·3”案后，劳工机构难以再直接介入工人集体维权。2016年5月，沃尔玛在中国门店推行“综合工时制”，引发工人抗议。而抗议行动的协调人，以“工人联谊会”的形式进行活动，无法再公开用工人代表制推动集体谈判的方式。
内地当局针对劳工维权机构负责人的司法打击，也出现了升级的前奏，罪名已不止“12.3”案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2015年5月30日，劳工维权组织“工维义工”负责人刘少明被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后被正式批捕，罪名却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少明曾积极参与2014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事件，他亦是“南方街头”举牌抗议运动的活跃维权人士。今年4月15日，刘少明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刘少明的代表律师吴魁明表示，检方指控刘在网络上发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信息，又指刘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立，是累犯，要从重处罚。目前此案尚未宣判。
与刘少明案相比，曾飞洋在看守所被审讯时的主题，并未涉及去年“709”等打压维权律师的案件，“12.3”劳工案也未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系列罪名。“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表示，“12.3”案一开始来势汹汹，但最终判决结果比他预想得要轻，可见“中共并未向工人阶级全面开战”。
数位劳工学者分析判断，内外交困之下，当局出于维稳目的，将进一步打压维权力量。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认为，未来的劳工运动，必须与民主运动相结合，而结合的具体时机，尚难以判断。
过去，以刘少明2014年参与环卫工人罢工为例，当时工运人士尚与民运人士刻意保持距离，原因之一是劳工运动以经济诉求为主，工运者不希望因为民运人士的参与，而给维权工人增加风险、增加牺牲。
韩东方则认为，90年代，除了政治反对，民间抗争力量没有其它话语来承载，“民运”这样充满冷战色彩的词是无奈选择。他相信中国的未来会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实现劳资和谐，工人运动会成为重要推动力量，且不仅限于政治反对运动。
劳工学者潘毅认为，劳工NGO虽被打压，工人运动仍持续高涨，罢工事件，会有工人自组织、乡村熟人网络等模式维系，且这种网络一直存在。被打压的维权型机构，短期内无法恢复工作，面临转型，可能转入地下，做低调的工人社区服务。长期来看，工人运动必将走向政治化，但目前难以判断。
面对这一现状，在深圳从事劳工服务工作的马岭（化名）表示，“怎样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工人运动，每个团队有不同方案吧”。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刻，是听到曾飞洋、孟晗等人认罪的消息。已有“前科”、具备应对审讯经验的孟晗，也在最后关头认罪，足见压力之强大。
韩东方亦表示，“他们认罪时说的那些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他犹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孟晗，听他说起在长江轮船上工作的经历，而自己说起当年在火车上工作的情景，“感觉像失散多年的兄弟”。
在开庭照片中，不过40出头的曾飞洋，头发全白，而在近期发布的照片中，他的头发染回了黑色。眼下，曾飞洋觉得“艰难形势更甚”，但仍希望“劳工界早日从‘12.3’案件中走出来，直面恐惧，扎根社群，继续前行”。
今年9月底，悠悠奔走忧虑，密集见律师，打听被单独另案处理的男友孟晗的最新状态。夜里12点多，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这个语速极快、外表坚强的广州女人，在副驾驶位置默默流泪，肩膀微微耸动。我问她会如何看孟晗案子的结果。她回答，劳工维权工作是孟晗的人生价值所在，虽然不希望他再失去自由，但“除了支持，还能怎么办？”
孟晗在开庭前认罪，悠悠至今还是觉得吃惊，“不像他的风格”。无论如何，如今案件宣判，也算是有了结果，“晚上能睡着觉了”。
（据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