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军律师：血肉强拆 —— 从贾敬龙到戈觉平

纵有万千呼吁，贾敬龙最终难免一死。

2015年2月19日，石家庄人贾敬龙用一把射钉枪近距离射杀了指挥强拆他婚房的村主任兼村支书何建华，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将何建华生命注入强拆之中，从此强拆不再是他自己的痛，也成为何建华一家的痛。

我们或许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说贾敬龙罪不至死，并以此推进废死当下进行时，但何建华就当死吗？在日渐吹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在城镇化政策推土机般的隆隆声中，贾敬龙和何建华不过都是最底层激烈碰撞的石子，他们的血肉之躯浇筑在城市的高楼中，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和贪官污吏们的家中钞票和境外豪宅。巴拿马运河的水从未因血肉强拆而停止片刻流淌。

当强拆成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的捷径时，谁会去关注石子的命运？因此，当贾敬龙的婚房被强拆之后的近两年时间内，他多方奔走却求告无门，整个国家机器、官僚机构面对他的苦痛没有一丝同情，但当他自力抗争，流血五步之后，司法机构的传送带却一刻也不停息地将他送入刑场，以他的死来掩盖所有官僚机构内外利益均沾者的罪与过。

血肉强拆的体制之下，贾敬龙案既非首例，也非个案，更不是终结性的惨痛案例。

一个多月前，苏州人戈觉平拿着江苏省高级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找到我，说自己已经感到绝望，他要去找当时指挥强拆他家并将他打伤的街道书记徐建良做个了结。劝解之后加以询问，方知戈觉平有着与贾敬龙几乎相似的遭遇和案情：
戈觉平一家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在苏州城扩建之前，他们属于虎丘区枫桥镇，先是农民，有宅基地；后枫桥镇变成枫桥街道，他们也农转非，变成城镇户口，在宅基地的基础上办了房屋所有权证，建起具有典型的江南农村风格的小别墅，生活富足安逸。2006年，房地产开发商要拆了他们的小别墅，建高楼小区，但拆迁补偿款却难以维持他们现有的生活，于是戈觉平家和房地产开发商一直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协议。

各种威胁逼迫都不奏效情形之下，2007年1月一天的深夜，拆迁公司用巨大的混凝土块撞击戈觉平的别墅，致使房屋墙体坍塌；2010年7月，戈觉平陆续接到三次恐吓电话，让他小心女儿的命；出于恐惧，一家人不得不于当月22日避祸北京；25日凌晨，房屋被强拆并清场，家产荡然无存，虽警方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侦查，却一直没有下文；2010年6月，戈觉平找枫桥街道书记徐建良解决住宿问题，却遭徐建良带头暴打，当时失去知觉；后戈觉平被鉴定为轻伤，加害方没有一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带头动手的徐建良反荣升苏州虎丘区城管局局长；2010年11月26日，走投无路的戈觉平用铁链将自己和汽车锁一起，在中南海西门鸣冤上访，此举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公安机关以拆迁责任人丁建新投案自首为由，关押五日后取保候审；2013年，苏州虎丘区认定丁建新故意毁坏财物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驳回戈觉平民事赔偿请求，上诉法院维持原判；从此，戈觉平走上了漫漫的申诉之路……

戈觉平自述，在维权的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也总会想到和仇家同归于尽，直到遇到王宇和包龙军夫妻。王宇律师一直尽心尽力帮助他，无论通过申诉还是控告的方式，都试图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他一家的合法权益；而包龙军，一个法律的爱好者和践行者，当时作为王宇律师的助理一直都给他非常具体入微的支持。可谁知道，去年7月9日，王宇和包龙军夫妇被强迫失踪，后分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帮助他维权了。但是，家被强拆一事，他终究在追寻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今天上午，贾敬龙被执行死刑；而戈觉平在给我留下委托书之后回到苏州，于11月4日被苏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妻陆国英则于次日被以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从此他们也如他们之前的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一样失去了音讯。

正如我们无法预测贾敬龙的死刑执行命令来得这样匆忙一样，我们也无法预测戈觉平一个行走在正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道路上的被强拆者也会被认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恰如一年多前我们无法预测包括王宇、包龙军等律师和维权公民被强迫失踪而无法获得律师会见和法律帮助一样，我们无法预测戈觉平们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和处理，或者说，我们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将被改造成一个监狱和刑场，还是所谓的“法治国家”。

在血肉强拆之下，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贾敬龙、何建华、戈觉平、徐建良、丁建新、王宇、包龙军和许多在有形或无形的监狱中的他们和我们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遇，或彼此倾轧、同归于尽，或相互扶助、顽强维权；在血肉强拆之下，中国被房地产所绑架的经济终将因为注入太多生命的牺牲而难逃崩溃的命运；在血肉强拆之下，我们会愈加感受到我们所住的已非人间，拔地而起的高楼在雾霾之下，影影绰绰，是你、我、他和他们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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