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贾敬龙案在拷问什么？

文/羽戈

仿佛一夜之间，贾敬龙的名字牵动了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贾敬龙的生死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夜成名，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乐事，然而对一个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人而言，恐怕还是悲剧的成分居多。这不仅因为他与死神的距离越来越近，更令人惋惜、悔恨的是，他的命运引来举国瞩目，为什么不能早一些呢，譬如一审、二审，时间早一点，也许转机便大一点。

只能说“也许”。因为在今日中国，法律之内，还有一平方博弈的空间，故而有概率、可能性可言；政治之下，几乎所有对抗，无非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结局已经板上钉钉。可悲的是，贾敬龙案，与七年前的夏俊峰案一样，其关节点，恰恰在于政治压倒了法律，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贾敬龙案起因于一场强拆。所谓强拆，不言自明，其本身正是政治侵犯法律的产物（还有一个更真切、更残酷的概念叫“血拆”）。当贾敬龙的婚房被村长何建华率人强拆之后，他所举起的武器，起初并非是射钉枪，而是法律，譬如向村长讨说法，要求换新房或拆迁补偿款，无果；举报、上访，还是无果。当法律不能给他一个说法，这个血性男儿别无选择，唯有抛开法律的羊皮，以最原始的救济方式，给作恶者一个说法。强拆发生一年半后，他掏出改装的射钉枪，对准了何村长的头部……

无论贾敬龙维权的过程，还是救济的方式，都充分体现一点：法律被遗弃，被作恶者与受害者同时遗弃；抑或法律本来便处于乏人问津的遗弃状态。

再说此案判决。法学界的争议，不在贾敬龙有罪与否，而在其是否应判处死刑。有人把此案与一些众所周知的要案对比，认为死缓是更合理的结果。殊不知，有时判决的结果，不是取决于犯罪性质与过程，而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地位。正如萧锐所追问的那样：“死刑的存在，为什么好像只针对一部分人？”与此相应，死缓却成了另一部分人的特供。

与贾敬龙案最具可比性的案件，一是郑州刘大孬案，二即夏俊峰案。关于后者，夏俊峰从杀人到被处死，历时六年余，足见曲折。对其死刑核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有一番说法：“夏俊峰是一名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造成一人重伤。但是就因为夏俊峰是摊贩，对方是城管，大家对城管有偏见，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会上的大V就鼓动说这人不能杀。”“但是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这番话足以说明，最高法对夏俊峰案作出死刑核准裁定，出发点竟不是案情，而是社会稳定。在此，维稳超越了法治，政治逻辑超越了法律逻辑。以此——加上刘大孬案的结局——为镜鉴，贾敬龙案的走向，大抵一目了然。

明确了这些，则可知贾敬龙案的要义是什么，它所激起的争论，到底在拷问什么。严苛一点讲，这不仅是要不要“刀下留人”的个案问题，不仅是死刑该不该废除的制度问题，更是法治之有无、正义之存亡的决断问题，更是无权者拿什么维权、拿什么反抗不义的生存问题。

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法学界、媒体与民间为贾敬龙案呼喊、抗议的意义。窃以为，他们努力的意义，也许不在结局，而在过程。不论结局如何，不论贾敬龙能否免于一死，单单这个过程，足以使那些不愿装睡的国人深刻意识到，法治限度何谓，法治本质何为，如果把法治比作一出戏，它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呢，如鲁迅所云：“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还得指出，贾敬龙案所隐藏的最致命的问题，不是其判决的公正度，而是它压根不该发生。一经发生，就是悲剧，公正的判决，只可能减弱悲剧的色彩，却难以改写悲剧的实质。反之，不公的判决，必将放大悲剧的杀伤力：非但无法弥补日渐深化的社会矛盾，反而使法律与人心一同沦丧。

说到人心，不由想起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片中第一个故事，主角叫胡大海，据说原型是山西榆次人胡文海，我觉得贾敬龙与其更为接近。他们的相似，不仅指向命运的轨迹，还包括在强权面前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忍耐，生无可恋，反抗，死路一条——如魔咒一般吞噬了两个卑微的生命。贾敬龙曾在庭上陈述：“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以为结了婚就会和所有人一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这样的安排，除了一腔热血我什么都没了。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嚎啕大哭，身边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实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这正遥遥呼应了电影之名：天注定。

《天注定》最后一句台词，则可视为贾敬龙案的画外音：

苏三，你可知罪？

（据微信公众号羽戈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