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意识形态泥淖中走出来，对执政者说，你别给我谈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什么梦，我就要我个人的权利。我有权利思想，有权利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有权利说出自己经历的历史真相，有权利做自己的梦，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权利建立自己的信仰！
先讲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打了个滴滴，司机大概是看我戴个眼镜，有点学问吧，聊了几句之后就问我：如果包工头欠了工人的钱，自己跑了，你怎么看待这种事？我说，那八成是因为政府拖欠了包工头的钱，包工头搞不赢政府，又怕工人找他算账，不得已，只有跑路。
因为政府欠账，会有很多高大上的理由 搪塞……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为了更多人利益。
司机频频点头认可。这种现象很普遍，比如这次杭州G20会议，当地政府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到这个朝代有多么荒唐。
1949之后的新政权，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幻想在地上建立天国，鼓吹“社会主义不知道要好过资本主义多少倍”。这种理想社会被波普尔称为是“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综合、全面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普尔明确指出，这种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柬埔寨，都是这样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杀人如麻的社会。在那个革命（杀人）就是真理的年代，你反对他们杀人就是犯罪，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杀。苏联曾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发指的事件：二十年代对有产者毫不留情的财产剥夺，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苏联人民被精神和肉体的控制和对人性的最野蛮的践踏等等。这种政教合一国家的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 管一切，即一党专政。
在共产主义的话语系统里，个人隶属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之上，个人的需求和目标应该服从集体的需要，并且个人应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需要和目标。若想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须放弃个人的所有权利，代之以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放弃自己独立思考和意志自由，读领袖的书，听领袖的话，做领袖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工人好干部，一句话做一个驯服工具，把自己改早成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献出一切。
从小到大，我就被灌输这样的不可怀疑的信条，并在一些有意识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在一些貌似庄严，其实滑稽、装模作样的仪式中，感受到了这种崇高，从而在实践上和感性上巩固了这一认识。父母、老师、社会上遇到的所有想教育你的人，所有的书上、报纸杂志上、会议上、甚至娱乐节目中，都充斥着重复着相同的话，于是，这种信念逐渐化成了我们的血液，融进了我们的灵魂。
在道德理想国，任何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质疑、犹疑，都会被视作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为了与这种立场不坚定的表现划清界限，人们就争先恐后地表现，越左越革命，立场也越坚定。………就这样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道德理想主义就引导着人们走向了一条奴役之路。
当下中国，虽然在实际上上述这些理念，早已经为党国政府所抛弃，但在话语上，依然坚持着，并改头换面，装扮成三个代表、科学发展、中国梦等，特别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还很有欺骗性，还在为其继续提供着假和骗的“合法性”支撑，也继续引诱、蒙蔽着广泛的毛粉们。
因此，今天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必须要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要破除“崛起”“复兴”是最高价值的民族神话和观念迷障，拨开这些观念对现代性的遮蔽，要把储存在我们每个人头脑里残留的传统宗法社会的大一统观念，红色革命真理性的意识形态、神圣的道德观念，高大上的国家民族意识、家国情怀，转化为一个世俗的、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
去意识形态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纬度，就是要吸取前三十年的惨痛教训，对高调完美的政治以及口号，保持高度的警惕。吸取欧美的姊妹革命——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从北美人的实证眼光看去，政治更多的是与利益选择相关，而不是与文化观念相关；从邦联到联邦，是制度选择的失败，就在制度选择这一层面推倒重来，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挖”文化老根”，将制度选择扩展为文化论争，把少数人之责任推卸为全民族之国民性。
参加北美那次费城制宪会议的55个代表拉起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
而发动法国大革命的，是一群脱产脱业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以革命为职业，先是干革命，后是吃革命，除了革命一无所有，最后除了被政敌，也很可能是另一群革命家推翻，也找不到退出政治的回归路。
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政，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明白了一个常识：我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反对只可拥护的制度。
而在我们这里，仍习惯把政治看得很严肃，习惯把从政的人看成是父母官，习惯地希望皇帝、官员不说则已，一说就该是金口玉言，习惯把政治体制看成是无比神圣的物件——都是因袭了传统文化的陈旧观念。不妨试着把政治看成一场游戏，把官场看成是秀场，把政治家们看做秀客，把政治体制看做一种管理形式和管理技术。
罗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术化，换言之，政治应该走下行线，而不能走上行线，不能期政治以道德至善，更不能授政治以建立至善王国之特权。
“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这是法国大革命留给今天中国人的教训。
我们过去为什么基本重复了法国大革命的路径？在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中，中国人如何汲取这两场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个人以为，应该收敛起文学式的激情，多些世俗的理性；在推动社会转型过程中，警惕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警惕那种号称真理的事物；切勿追求完美和卓越。
我主张：应从意识形态泥淖中走出来，对执政者说，你别给我谈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什么梦，我就要我个人的权利。我有权利思想，有权利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有权利说出自己经历的历史真相，有权利做自己的梦，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权利建立自己的信仰！
中国社会的这次转型，如果包括重建社会的话，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社会革命的特点； 收敛起文学式的激情，多些世俗的理性； 始终记住，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每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思维模式的转型，是一切行动的先导，是绕不过去的必须过程；
在推动社会转型过程中，展开为社会各阶层全面的各种方式的权利和利益博弈，不求完善，不求彻底，步步为营，形成阶段性的，又不断改进的制度方案； 警惕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 警惕那种号称真理的事物； 切勿追求完美和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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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中国社会转型需要一场去意识形态化的观念革命
应从意识形态泥淖中走出来，对执政者说，你别给我谈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什么梦，我就要我个人的权利。我有权利思想，有权利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有权利说出自己经历的历史真相，有权利做自己的梦，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权利建立自己的信仰！
先讲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打了个滴滴，司机大概是看我戴个眼镜，有点学问吧，聊了几句之后就问我：如果包工头欠了工人的钱，自己跑了，你怎么看待这种事？我说，那八成是因为政府拖欠了包工头的钱，包工头搞不赢政府，又怕工人找他算账，不得已，只有跑路。
因为政府欠账，会有很多高大上的理由 搪塞……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为了更多人利益。
司机频频点头认可。这种现象很普遍，比如这次杭州G20会议，当地政府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到这个朝代有多么荒唐。
1949之后的新政权，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幻想在地上建立天国，鼓吹“社会主义不知道要好过资本主义多少倍”。这种理想社会被波普尔称为是“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综合、全面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普尔明确指出，这种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柬埔寨，都是这样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杀人如麻的社会。在那个革命（杀人）就是真理的年代，你反对他们杀人就是犯罪，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杀。苏联曾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发指的事件：二十年代对有产者毫不留情的财产剥夺，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苏联人民被精神和肉体的控制和对人性的最野蛮的践踏等等。这种政教合一国家的特点是：以党代政，党管干部，党政不分，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由党统 管一切，即一党专政。
在共产主义的话语系统里，个人隶属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之上，个人的需求和目标应该服从集体的需要，并且个人应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需要和目标。若想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须放弃个人的所有权利，代之以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放弃自己独立思考和意志自由，读领袖的书，听领袖的话，做领袖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工人好干部，一句话做一个驯服工具，把自己改早成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献出一切。
从小到大，我就被灌输这样的不可怀疑的信条，并在一些有意识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在一些貌似庄严，其实滑稽、装模作样的仪式中，感受到了这种崇高，从而在实践上和感性上巩固了这一认识。父母、老师、社会上遇到的所有想教育你的人，所有的书上、报纸杂志上、会议上、甚至娱乐节目中，都充斥着重复着相同的话，于是，这种信念逐渐化成了我们的血液，融进了我们的灵魂。
在道德理想国，任何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质疑、犹疑，都会被视作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为了与这种立场不坚定的表现划清界限，人们就争先恐后地表现，越左越革命，立场也越坚定。………就这样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道德理想主义就引导着人们走向了一条奴役之路。
当下中国，虽然在实际上上述这些理念，早已经为党国政府所抛弃，但在话语上，依然坚持着，并改头换面，装扮成三个代表、科学发展、中国梦等，特别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还很有欺骗性，还在为其继续提供着假和骗的“合法性”支撑，也继续引诱、蒙蔽着广泛的毛粉们。
因此，今天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必须要有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要破除“崛起”“复兴”是最高价值的民族神话和观念迷障，拨开这些观念对现代性的遮蔽，要把储存在我们每个人头脑里残留的传统宗法社会的大一统观念，红色革命真理性的意识形态、神圣的道德观念，高大上的国家民族意识、家国情怀，转化为一个世俗的、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的权利意识。
去意识形态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纬度，就是要吸取前三十年的惨痛教训，对高调完美的政治以及口号，保持高度的警惕。吸取欧美的姊妹革命——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从北美人的实证眼光看去，政治更多的是与利益选择相关，而不是与文化观念相关；从邦联到联邦，是制度选择的失败，就在制度选择这一层面推倒重来，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挖”文化老根”，将制度选择扩展为文化论争，把少数人之责任推卸为全民族之国民性。
参加北美那次费城制宪会议的55个代表拉起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
而发动法国大革命的，是一群脱产脱业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以革命为职业，先是干革命，后是吃革命，除了革命一无所有，最后除了被政敌，也很可能是另一群革命家推翻，也找不到退出政治的回归路。
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政，让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明白了一个常识：我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反对只可拥护的制度。
而在我们这里，仍习惯把政治看得很严肃，习惯把从政的人看成是父母官，习惯地希望皇帝、官员不说则已，一说就该是金口玉言，习惯把政治体制看成是无比神圣的物件——都是因袭了传统文化的陈旧观念。不妨试着把政治看成一场游戏，把官场看成是秀场，把政治家们看做秀客，把政治体制看做一种管理形式和管理技术。
罗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术化，换言之，政治应该走下行线，而不能走上行线，不能期政治以道德至善，更不能授政治以建立至善王国之特权。
“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这是法国大革命留给今天中国人的教训。
我们过去为什么基本重复了法国大革命的路径？在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中，中国人如何汲取这两场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个人以为，应该收敛起文学式的激情，多些世俗的理性；在推动社会转型过程中，警惕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警惕那种号称真理的事物；切勿追求完美和卓越。
我主张：应从意识形态泥淖中走出来，对执政者说，你别给我谈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什么梦，我就要我个人的权利。我有权利思想，有权利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有权利说出自己经历的历史真相，有权利做自己的梦，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权利建立自己的信仰！
中国社会的这次转型，如果包括重建社会的话，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社会革命的特点；
收敛起文学式的激情，多些世俗的理性；
始终记住，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每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思维模式的转型，是一切行动的先导，是绕不过去的必须过程；
在推动社会转型过程中，展开为社会各阶层全面的各种方式的权利和利益博弈，不求完善，不求彻底，步步为营，形成阶段性的，又不断改进的制度方案；
警惕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
警惕那种号称真理的事物；
切勿追求完美和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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