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得到家喜被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
4月17日晚，一如平时，我打开邮箱。
“如果我失去自由”，赫然跳出来这么一行字——是常青的邮件。预计到危险、有无数次被抓经验的他，匆忙之下，寥寥数语，对几位朋友托付他9个月大的幼子。
我立即跟常青联系，未果。
很自然地，我给家喜打电话，没有人接。再打，还是没有人接——后来从家喜夫人处得知，这是家喜被带走前“收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警察正在抄家。家喜要接我的电话，被警察强行挂断了。
对家喜、常青的抓捕，是同时进行的；次日，他俩被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集会”。
得知他俩被刑拘的那一刻，我几乎休克。震惊、愤怒、悲伤与绝望压倒了我，我无法呼吸。每一次想象他们被带走的情景，我就心如刀绞。
无法平静，无法沉默。
与以往不同的是，下笔很快的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写不出一个字。
渐渐地，我才明白了原因——我需要时间修复这伤痛；更重要的是，与家喜、常青多年相处，亲密胜过弟兄姐妹，默契有如水乳交融，我们的生命如血肉相连以至无法分清彼此。我们太近了，我需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写出更为完整的他们。
（二）
与家喜的第一次见面，是一次小范围的公民聚餐。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常青、志永等朋友。餐毕，我与志永、家喜一起乘地铁，讨论一直持续到下车相别。家喜给我的印象：平和、理性、思维清晰、理念坚定。我们一见如故。
后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他富有亲和力，与他交往，如沐春风；他富有行动力，于无声处，行必有效。
家喜做了大量公民社会建设的工作。他积极传播宪政理念、推广公民符号的使用，得到全国各地公民的响应。公民符号包括网络公民头像签名、公民徽章、公民雨伞等，公民们以此获得身份认同。一时间，网上盛传公民头像签名；线下人们常佩公民徽章；蓝色的公民雨伞，带着“自由、公义、爱”，如花朵般开放在大地上。
我们经常参与公民聚餐。由最初小范围的朋友聚餐，自然自发地发展到全国各地约30个城市的公民同时聚餐。
家喜为别人遭受的不平而呼吁、维权，不遗余力。去年，因我力荐，他与彭剑律师，不以数千里为遐，远赴青海，为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往的良心犯刘本琦提供法律帮助，虽为有司所阻，他对本琦的关注，直至他失去自由亦未稍停。他关心和帮助过的人，我无法计数。
自去年起，家喜呼吁官员公布财产，据统计，到他被捕时，已征集到签名八千余人；陆续有袁冬等公民上街拉横幅与之呼应，并因此被抓，引发海内外关注。
于是，家喜被警察问话、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成了家常便饭。有的时段，就连工作、吃饭、打球、逛公园，也是由警察全程贴身跟踪。
一次，参加鲍彤、康国雄、杜光等民主老人为主体的聚餐时，遇上家喜。他对我说：“国保已给我打电话，估计我马上会被控制、晚上无法参加聚餐。” （那时候，鲍老们的聚餐是每月末周六中午，而人们通称的“公民聚餐”是同日晚上；后来，鲍老等为了不致在时间上冲突，就改到了周日中午——此乃后话。）我说：“若我没被控制，我来主持好了，你不必担心。”家喜比我先“退场”，未几，我收到他的短信：“果如所料，劳你费心。”后来他告诉我，他一出门就被强行限制人身自由。
就我所知的家喜所为之事，多对国家、对社会有益，而无一违法之言行。不必多写，因为已有多位朋友的文字，记述了他的事迹；不宜多写，因为我的文字，极可能成为有司加之于罪的证据，正如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里的证据，居然多源于刘晓波挚友们“证言”之被断章取义。呜呼，我情何以堪！我复能何言！
（三）
家喜总是幽默的。他提倡我们要做快乐的公民，虽然常有压力甚至极大风险。
有一次，他发邮件给我们几位朋友，大意是：近来我得四位国保二十四小时的保护，大家快努力呀，争取我的高规格待遇。
国保曾提醒他，当心他的律师执照过不了年检，他乐呵呵地说：“没有问题啊，我去扫大街也会扫得很好、很开心的啊”。
国保又威胁说要取消律所租约，让家喜所在的律所无处运营（家喜是律所负责人；略知中国国情者都能知道，国保是有这个“本事”的），家喜说：“好啊，解除吧，我正嫌房租太高呢。”
国保多次抄走他的电脑等物，事后家喜说：“没有问题，所有文件，全可以给他们看，正好让他们认识一下公民社会。我还问他们，‘我有公民通讯录，你们要吗？’”
家喜还说，有一次，一国保悄悄问他：“他们什么时候倒？”
说这些故事时，家喜哈哈大笑。幽默造成的轻松气氛，缓解和消除了人们的恐惧与紧张。几乎每次，无论与他电话还是当面交流，我常因他的话，而忍不住盈盈笑意。
（四）
家喜待人，如春风拂面，又如水趋下，润物无声。他是及时雨，济世且救人。朋友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首先就会想到找他。
去年12月28日，我记忆中数年来北京最大的一场雪。当时我临时有事，无法去学校接孩子，不假思索就找家喜帮忙。与以往一样，他立即答应了。待我到北航他的家里去接孩子时，孩子与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玩得正开心，而他贤慧温良的妻子，在微笑着照顾她们。后来家喜笑道：“我呀，照顾别人的老人，照顾别人的老婆，现在还给你照顾孩子，算是全啦。”我笑道：“是吗？‘他们’是谁啊？”经家喜详述，我才想起来，其中有一次他还联系过我，问我是否方便安顿一位同道的夫人。
每次坐他的车，他都会把我送到家，虽我请求可在途中把我放下、让我自己解决，他也一定送我，总说“顺路顺路”。礼数不周的我，却从未邀请他上楼喝口水。
他仗义疏财，遇到有困难的朋友，他掏钱接济，从无犹疑。
他是真正的“仁者爱人”，哪怕是对经常打扰他的国保，他也保持温雅与礼貌。
（五）
最近一次见到家喜，是在4月中旬。
4月11日上午，我接到艾晓明老师的电话，她说已与家喜约好，原计划周六带一些光盘来北京，与大家分享，但临时被警察约谈，只好要我的住址，以便把光盘寄给我。我当即给家喜发了短信：“艾老师来不了了。”
4月13日，我带着艾老师寄来的光盘，来到柏彦大厦。
参与分享者，有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杨子立等。
我们谈到：在中国大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已经破产。作为公民，我们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新闻不应只是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而应当为大众服务。因此，有必要兴起公民新闻学，兴起草根媒体。我们应当把个人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
讨论的当前现实问题有：西单 “四君子”事件、李蔚失踪案、齐月英失踪案、马三家劳教、小安妮事件。
家喜说，作为公民，我们一定要HAPPY，打公示财产的横幅也要发自内心地笑容满面，以至于旁观者会说：“他们怎么这么快乐？是不是官方安排的？”
家喜还陈述了齐月英被迫害的情况，谈到齐月英的应对时，家喜说：“我理解齐月英的做法。杨佳的行为，我不鼓励，事后我理解；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我鼓励，因为这是表达自由。”他对齐月英的状况，非常忧虑，第二天在网上发布了《寻找齐月英》一文。
家喜还表示，如我出事，他可以为我照顾孩子。
另一个议题是，我们各自“领养”“项目”来做，如，询问有司以下问题（总之，依法要求政府信息公开）：
“中国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的计算依据是什么？
社保，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么支出的？
计划生育抚养费，每年收多少、支多少？怎么支出的？
中共党员吃财政饭的有多少、每年支出多少？怎么支出的？
全国高速公路收费情况？我所在的行政区的情况，及何时停止收费？
成品油价格的定价公式、计算依据？
聚会开始时，我说，吸取以前的经验与教训，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拍照，以免有人被抓而无法公布照片——后来网上第一时间公布的永红、含会、常青、家喜四人的照片，就是我在此次聚会拍的。何其不幸，他们随后就失去了自由；何其幸运，在最后的关头，我为他们拍下了照片——家喜一手托腮，脸带微笑。
他当时一定没想到：危险已近在眼前。
我自己也没想到：一语成谶。
紧接着的四天之内（14日到17日），永红、含会、常青、家喜相继被抓捕。
（六）
后来听说，在看守所里，家喜谈笑自若，给警察“普法”；再后来，看到了他在里面的照片——铁窗后的他，着囚衣，戴手铐，笑容灿烂一如平时，我见之，泪如雨下，无法自已。
家喜非常低调，他的善言善行，常不为公众所知；而直接接触他的人，则很难不认同他。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在这个歌功颂德的应声虫被“评”为 “民族脊梁”的国度，我的目光穿过汹涌的人潮，而锁定在家喜等师友身上：如家喜者，方为真正的民族脊梁。
贫贱不移——他通过奋斗，从湖北山区来到首都北京，成就了世俗的成功；
富贵不淫——他弃个人幸福于不顾，而追求国人共同的福祉；
威武不屈——他直面强权铸就的牢笼而不易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