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多前，武昌首义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此之前的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是大家来统治，是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共和其实就是由民众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有很多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的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在百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
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但实际上三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非常丢脸。
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完全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这支新式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
也就是同一年，刚刚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共识——有限革命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场，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组织军队；一个是闹革命；一个是倡导改革、实业救国。但是他们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
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拼，有你无我。从秦始皇之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
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间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
三派戮力——立宪建国
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
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年想不到的，不到10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
咨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许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100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指手画脚，对政府的施政评头论足，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晚清中国咨议局的选举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一轮大变革当中，慈禧太后推动改革的动机是保住大清王朝，但是客观上还是推动了社会进步。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读书人几乎都卷入到这个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朝廷早一天开国会，慢慢的凝聚成了一个立宪派的核心，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之前，基本上赞成立宪，愿意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这是因为当时整个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们推动的，跟君主立宪相比，他们的力量要更弱一点。等到革命之势已成，革命派才发现他们驾驭局面的能力是很脆弱的，尤其是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财政上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的军队筹不到足够的军饷，既然大家的力量都有限，那就不能拼杀，只能妥协，只能坐下来谈判。
这个对话就是“南北和谈”。北方袁世凯派出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派出的代表是伍廷芳，两个都是有英美教育背景，都曾出使美国，非常了解西方，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都是广东人，广东人在一起好说话，这简直就是广东人与广东人的谈判。
这个谈判的背后还另有一个谈判，就是我们以前不太留意的另一个南北和谈，是军人和军人在谈。北方派出的代表叫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顾忠琛，也许他们的和谈更具有实质性，如果说前者是“文和谈”，后者就是“武和谈”。这个和谈决定了三派殊途同归，他们达成的5条协议就决定了满清王朝的结束和共和时代的开始：
第一条，建立共和政体，就决定要抛弃满清王朝；第二条，本来北方主张写明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南方不同意，讨价还价，最后妥协：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袁世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可以把清廷逼下来，其实际上就确定了袁世凯要当总统；第三条，凡南北将士出力者一律优待，不予追究。北方的将士顾虑共和达成之后秋后算账，所以他们特意要写上这一条；第四条，要建立国会，恢复各省秩序；第五条，优待清廷。
达成这个协议，清朝其实就完了，签字的日期是1911年12月17日，等到段祺瑞等47个将领联名呼吁赞成共和，清廷只能接受退位的安排。
所以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加微信shw982，看更多内幕猛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转自：小彻小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