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直难过，无法安心做事——因为收到高耀洁先生的来信：“……告诉你一个消息，这于我非常重要，你听到后不要难过……”
接下来是两份文件。一份写道：“本人高耀洁，今年已90岁了，体弱多病，来日无多。忆昔日工作的奋斗，反换来今日的悲伤。因此，留下严正声明，以免我身后再出意外……”
一份严正声明：“……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建树和去世，不应该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
接到这样一份邮件，我怎么会不难过？ 第二天有朋友微信发《高耀洁临终声明》，心里更沉。
第三天，《声明》被屏蔽，“因违规无法查看……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却不知是什么滋味，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一句也不想说了。难过。
其实这些年常常难过，高耀洁的存在使人无法心安。有那么多未了之事需要去做。可做成一件事是那么难。可又不能因此而不做。正在做的事情实在做不下去了……
能做什么呢？想想，只能把一篇旧文发给朋友们。高耀洁是那么爱惜自己生前身后的名誉，也为按住我不安的难过的心。
正文：
黑暗中，我看不清自己处境
2007年春节前夕，我正在河南农村疫情高发区做田野，在艾滋病村里得知高耀洁遭软禁的消息。我尽快结束手头调查，赶回郑州往老人住处探望——当时高耀洁获得美国“生命之声”奖，出境领奖再次受阻，并于2月2日至16日被软禁在家中——只见小区门口街边游弋着正装便装的警察，出入小区的人遭到盘查。我不甘自投罗网，便约见一位朋友打探，除了感到紧张的气氛，只了解到一点简单情况。知道滞留无益，便抓紧处理一些必须的事务，尽快离开了郑州，再次消失掉。 也许情况并不像想象的那般严重，但眼前一片黑暗，我看不清自己处境。我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甚或有没有敌人——我一向很小心很谨慎地在尽我的一份职责本分，没有成为敌人的道理。但是时刻感觉敌人或者说把我当做敌人的人就在身边如影随形。他洞悉我一举一动随时可以命令我“回来”或者“离开”，但是我永远看不见他无法问询他是不是敌人也无法告诉他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现在他软禁了高耀洁，一位年逾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在我完成我的写作之前，我不能失去自由。
在我消失的那段日子里，最令我不安的是，我不断收到的来自“圈内”的一种信息：万延海抗议软禁高耀洁然后又撤销抗议的声明；在全球基金类别选举中，男男性行为者、吸毒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或血友病艾滋病感染者、性工作者，都有各自的归类，唯独“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者”，这数以千计万计十万计的一大群，只能算作“其他”；一份“应对艾滋病战略规划”开宗明义：随着艾滋病在我国流行模式的转变，政府和国际社会加大对MSM人员预防和干预工作的力度，给以更多的投资……
我不是对以上各“类”心存偏见，而是感到我们的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弟兄们，在“艾滋病”这个“圈子”里也越来越被挤压。这使我比对官方主流声音对这一人群的无视蔑视装聋作哑还要感到……心寒。官方为了逃脱罪责，社会民众不知情，国际社会瞽目塞耳难察就里，大批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农民是最遭鄙视歧视打压打击最被妖魔化的一群。我不知道，这已经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苦难最深重的一群，如果再被“圈内”挤压到“无”，哪里还会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血”的一页真的要翻过去了吗？难道一场“血祸”就这样被掩盖搪塞“过去”了？ 河南农民感染者，最弱势最苦难的一群，要想透过重围发出自己的声音，实在太难太难。 在这个时候，我格外想念高耀洁。我完全明白高耀洁执拗地坚持“血传播是中国艾滋特点”的道理。好像只有她才有能力能量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把重任和希望系在一位耄耋老人身上，我不知道该为高老师骄傲，还是为我们民族悲哀。
自己的家国，却不容自己存身
高耀洁终于出国领奖。2007年2月，那是她第一次出国。之前，高耀洁有多次出国领奖的机会，但都受阻未能成行。软禁期间，河南当局千方百计希图说服高耀洁以身体不适为由再次放弃这次机会。高耀洁回答：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假话是我的原则。后来她笑着告诉我：谁知道希拉里比我还“拧”，她致信胡锦涛，说如果高耀洁因身体健康的原因不能赴美，我将到中国去看望她。这次到美国，高耀洁获得了两个奖项，除了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全球女性领袖”奖，联合国艾滋病组织也为高耀洁颁奖。在美国的一个多月里，高耀洁就中国艾滋病防治问题作了八场演讲，其中在美国国务院一场，在美国国会两场。希拉里在美国国会单独会见高耀洁半小时。高耀洁在美国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不过，高耀洁说：“我还是很担心回国后的情况，因为我不可能按当局的要求去讲他们喜欢的话，不能去讲瞎话呀。”在美国作演讲时，高耀洁很注意分寸，尽量以图片而不是稿子说话，她手上的照片“都来自第一线，没有假的”。
高耀洁在美国遇到很多热心人士愿意资助她从事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其中有人要每年给高耀洁十万美金。高耀洁统统没有接受：“我婉拒，是因为收了以后，回来的日子会更难过，这些钱如果花不到病人手上，还不如不收。”也有不少人劝高耀洁留下，她也一律婉言谢绝，她热爱自己的祖国，那是生她养她的土地，她一心要回去继续那里的民间防艾事业。 一个多月后， 4月 2日 ，许多人都以为不会再回国的高耀洁回来了。高耀洁从芝加哥飞回上海。回国后的高耀洁很兴奋，她跟我讲述美国之行，说：“收获很大，对美国人真实了解中国的艾滋病情况有很大的帮助。美国人第一次真实了解到这些问题，反响很大，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以前谁敢讲呢？”在上海，她特意做了一件事，就是找律师备案，不允许用高耀洁的任何名义“募钱”。高耀洁强调了她的“三不”原则：一是不接受捐款；二是不成立组织；三是不同官员合作。她还告诉我，在她出国临行之前，河南地方政府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要求与她合作向国内外募款，被她一口回绝。“现在对我施加压力，也是为钱，如果我肯跟他们合作就没事了，但我不跟他们合作。” 然后她悄悄回到河南，不想惊动当局和媒体，在亲戚家隐居了一段时间才回到郑州的居所。
但是，她没能躲开监控。家中电话失灵，她的秘密手机号也被测出取消报停。我最后一次见到高耀洁，她多次说到想自杀，“我死了，都安心，一了百了。”“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被这些腐败官员逼死的。”她流着眼泪叹道：生不如死。连家中小保姆也成了官方耳目，“现在出门也不知有多少人跟着。”她很担心：“自己年事已高，万一脑子胡涂会被人利用，我要趁着现在头脑清醒把该办的事情办了。”可以感受到老人精神的高度紧张，被掐断与外界联系的高耀洁，感到孤独和惊恐。
最终，高耀洁不得不选择了出走：“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做为历史的一页留给后人，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出走。”她悄悄地回来了，又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国，已不容自己存身。 现在的高耀洁，独自一人居住在纽约曼哈顿西区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一处不起眼的建筑中。她将多年的资料和照片一一整理出版，她写信给我，说其中《高洁的灵魂》她最满意，现在又在撰写这部自传的续集。
老人在这些书中回到了中原的艾滋村。她书写着一幕幕发生过的悲剧：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那些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个拽着上吊的母亲的裤脚哭喊着“妈妈你快下来呀”的孩子……仿佛是要逼使人们瞪大眼睛看清这个世界。 这位出生于旧时代富贵礼仪之家、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妇科女医生，当年毅然踏入“中原血祸”揭露阳光下的黑暗，为那些因卖血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人们呼吁呐喊；至今依然言辞犀利：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你政府官员的面子再重要，也重要不过人命！”她容不得生命面前的谎言。
同时尖锐指出：“但是在这里打着批判共产党旗子的，都是好人吗？现在出国来的中国人渐渐多了，鱼龙混杂，国内的小混混，甚至贪污犯，跑到国外摇身一变就成了英雄。”“有人借着做公益事业、关注艾滋病人的名义，在国外招摇撞骗，更甚者披着宗教外衣、打着救人的幌子，干着捞钱的勾当。”“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 高耀洁坚守着自己的真实。
历尽艰辛磨难岁月风霜，老人目光如炬，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对许多人事有着自己的见地。 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援助，有一些青年学生的照顾，如今高耀洁生活得简单平静。“人们给我的钱，我要省着花。”五美元一副的眼镜，守护着最清澈的瞳眸。“活不了多久了，我准备把家电什么都卖掉，好把之前搜集的材料照片都出成书，给人们留下来。”她什么也不带走，一心想留下更多。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这位高洁睿智的老人，说到兴起，像小孩子一样笑起来，背诵着儿时背诵的三国诗句。
但是，听朋友如此这般跟我谈起独居异国他乡的高耀洁，我却笑不出。一位饱读经书浸润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理念，深深热爱自己祖国民族的老人，在生命的晚年，却不得不离家去国，就像一株年岁久远的老树被连根拔起。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孤寂与悲哀？她不思念她的故土家园吗？她不牵挂她的儿女亲人吗？我想到老人低血糖，那时出门总是用小手帕包几颗水果糖，文革中遭迫害胃被切除大半，体弱多病的高老师，您能够适应远隔千山万水大洋彼岸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吗？ 苍茫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了高耀洁的身影。
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和高耀洁先生因为河南艾滋病相交相识，每一次见面都是这个沉重的话题。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高耀洁正义刚强的一面，而我还更切近地看到了她柔情率真的真性情。最初一次见面，有人说到当时刚刚发生在省政府门前的自焚事件，高耀洁突然落泪，说道：“他们迫害我不说，还迫害我的孩子，迫害我的小女儿，逼得她失去工作，不得已到国外去讨生活……”老人哭得很伤心。我看到了她坚持正义的刚正绝然，还看到她慈母的柔软的心。
随后我去家中看她，她拉着我说：“今天老头儿不在家，我请你到楼下吃烩面，不知道哪里寄来50元稿费！”那高兴劲儿就像一个小女孩。我们吃完后，高老师用带来的饭盒盛一份带回给老伴，说：“余下的钱先存这儿，下一回我们还来！”高耀洁天性中的率真和真诚袒露无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快乐的高耀洁很美，可以想象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一次我们在出版社的电梯上巧遇，她是用刚刚得到的一笔奖金来加印她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她相信知识的力量，说：知识是防治艾滋病的最佳良药！那是夏天，高耀洁纱衫长裤，一个老旧的布书包斜挎胸前，就像过去年代的女学生，她真的很美。她也很懂得审美，她不止一次批评我的头发，但是很婉转，她说：我看某某发型很好，适合她的年龄，短发利索，你的头发太长。其实我一直短发，但那时候总是奔忙着，难得上理发店，常常把自己搞得披头散发，头发长了就胡乱在脑后扎起来，再长索性辫起来不伦不类。已经很少有人关心我的头发，高老师的细心使我感到体贴温暖。
她总说要保护我。一次我接到她的电话时正在村里，她说：“圈子里情况很复杂，你进入的晚不了解，我得提醒你……”那时候我刚刚帮助村里联络关爱之家建成孤儿院，同时请她帮助联系杜聪解决孩子们的学费问题，她担心同时找两家资助会不会引起矛盾争纷？又一次她电话给我：“北大一个教授带一帮学生来调查艾滋病呢，一问三不知，你快来吧！我得保护你，你现在太危险了，得把真实情况叫他知道，不然他来一趟啥也了解不到，回去还是说瞎话，反而好像我们在说瞎话了。一定要来！”“你明天一早就来，在我这里吃早饭。”她又叮嘱。
高耀洁为到处弥漫的谎言忧心如焚：“都说血（传播）过去了，得到救助了，以吸毒、性为主了，不知道血传播最厉害，都在撒谎……”她说：“如果都不说真话，说真话的人就更危险，我知道，就是打死你你也是坚持血传播的，我得保护你!” 她常常很悲观，说，没有人了，都不干了……她不止一次告诫我要小心谨慎，“要保护自己要保存实力。” 我想也许没有人比我更能体察高耀洁这些年的艰难艰辛与内心的伤痛。
那年5月我从乡下回来去看她，才知道郭老师已于 4月 10日 去世，高耀洁一下苍老了许多。“再过三天就四七了，五七过后我要回老家住一段。”她跟我说。当时她正在把她的书邮寄往全国各地市图书馆，她把艾滋病病人为郭老师吊唁的钱全部买了《丁庄梦》，这是一本描述河南艾滋病村庄的小说，作者阎连科，当时这本书在河南的书店已被下架。
面对这样一场人生的大变故，她如此坦然镇定，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境界和情怀？当时我要赶赴境外访学，未及多谈匆匆作别。一个多月后归来即刻赶去看她，“现在对艾滋病的防治套在‘套’里了，两个‘避孕套先生’ 都撒谎！”一见面她就批评学界一些论调，才又知道，郭老师去世后刚刚5天，她就飞往北京参加艾滋病论坛。“运城卖血依然，山西是根源。”她边说边拿出当地人们排队卖血的照片；“现在输血感染显出问题了，我正在收集输血感染的案例。” 她跟我讲述男孩周枫林不幸的故事；“打黑洞！把不敢露头的呼唤出来，最重要的是要让社会民众知情！”“黑洞”，是指被隐瞒着的艾滋病村庄。
高耀洁家中依然堆满了要寄往各地的书，我们一起包书，边说边干，6本一捆，把寄材料用过的旧信封拆开反过来写地址做包裹，她说：“寄这么多书买新纸得花多少钱！”节俭也是她的本色。一件必定要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产生强烈影响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对于高耀洁来说，做起来如此从容自然。
面对高耀洁，我感到羞愧。十年前我的丈夫去世，我失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一下被击得粉碎整个人稀里哗啦倒下，一直无法走出内心的创痛。感谢命运让我与高耀洁相遇，由此去见证书写人间一段悲惨的历史，使我找到继续活着的理由，找到我生命的意义。
从一开始，高耀洁就主张我到现场做调查，建议我以她的亲戚的名义住进她在农村的亲戚家，但最终未能成行。她并不赞成我参加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指派我们社科院组织的艾滋病调查课题组，她的话直截了当：“跟他们一起只有说假话，落一世骂名！”高耀洁主张我直接到疫区去“打黑洞”。善良的郭老师却很坚决地劝阻我不要插手艾滋病这件事：“你不要听她的！不要跟她一起‘发疯’，太苦了，还会害了孩子！”我笑望着他们：我听谁的？郭老师说：“听我的！她忘了她作过多少难了，你不能跟她比，你不知道……现在联合国安南都支持她。可你呢？你不懂得这事多复杂，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到时候谁帮得了你？”
我知道他们很相爱，郭老师对高老师又担心又无奈，一边说着不赞成的话，一边和她一起用自行车拖了大包小包的资料到邮局去邮寄。两位老人说得都很恳切很实在。但是，我没有听郭老师的劝告，我无法阻止自己不去做这件事，内心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我请郭老师放心：“我又不干违法的事。” 我也没有听高耀洁的话，还是参加了课题组，那是我进入现场的机会，我向高老师保证：“只说真话，绝不说假话。”那次在他们家，高耀洁说：“你54岁，我69岁，开始接触艾滋病这个事。这个事是全民族的悲哀，像林则徐禁烟一样。”
我永远地记住了她这句话。 从此开始一段艰难的跋涉。苦难比想象得还要苦难，压力比想象得还要令人窒息。但是，我从无反悔，这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和高耀洁这样正义善良的人站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时下社会，一头扎在艾滋村与艾滋病人为伍，遭人非议也许不足为奇。除了怀疑政治思想有问题或者追名逐利的不良动机之外，有人在散布我精神有病不正常，还有人放话“弄死她，一个车祸就解决了。”当然也有溢美之词的赞誉。而我是多么希望人们能够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做我职责份内的事，尽一个做人的本分。也许到了人们把我做的这件事看作是平常人出自平常心做平常事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真的出问题了。
我翻阅着我的田野笔记，还有那些照片录像，那时的高耀洁是多么可亲可近啊！在我的笔记本中有高耀洁写给我话：“你应当消极，甚至缓干，处境太困难。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要警惕！历史评价是真实的！能干多少是多少，要留得清白在人间。”
被“嵌住”
“察见渊鱼者，不祥！”我看到的越多，被“嵌住”的感觉越强烈。 认真思量，谁又不是“被嵌住”呢？从乡镇到县市、从地方到中央，其中包括乡镇党委书记、驻村工作队长、信访局长、省长和省长秘书、以至“国务院来人”，卫生部门从村医到各级院长局长厅长们以至到卫生部长，包括最基层的乡镇小小派出所长、民政所长，一个小小村官和那些深陷困境的村民，最终还有，我们社会科学院这类学术单位。所有的人都被一种异化的乖戾的力量“嵌住”，长此以往，最终整个社会被“嵌住”，动弹不得陷入“死局”。
那“嵌住”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它来自哪里？ 高耀洁在许多场合呼吁：一不说假话，二不办假事，三不造假货。她坚守着中国艾滋世界中的真实。她在这样做时，便被“嵌住”了，而且愈来愈紧。终于被逼出走。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不管身处何种境地，信守我们彼此的承诺：在艾滋病问题上，永远只说真话，要留得清白在人间。
现在，我要说的是—— 是河南农民感染者以他们生命的抗争揭开了中国艾滋病大悲剧的帷幕。不要无视他们的存在。不要以为他们死了事情就完了；不要以为他们死完了事情就算彻底完了。何况他们其中很多人还活着；更何况，他们无论死了还是活着，都是一段历史的血证。无论他们已经悲惨地死去或者还痛苦地活着，他们生命的苦难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艾滋病”本身，具有警世的警示意义：一次次发生的这样的人为的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苦难，这种民族毁灭性的“人祸”，不应当再发生了。 不要忘记他们的苦难，否则对不起我们整个民族所经受过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