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奴隶道德

余英时

安琪:您认为明清时代是士魂商才的时代。今天呢?

余英时:现在中国已经谈不上士了。知识分子边缘化了,靠边站了,根本不在社会中心,也不在政治中心。从前士大夫首先在社会中心。例如,在乡下如果你读书明理,乡下人有什么纠缠不清的事情,就找你来说句话仲裁一下,他信得过。政治上,非科举、非读书不能够得到官位。今天哪有?今天都是党棍,不要任何知识,只要你会混,你有关系。知识分子一部分下海,打出另外一条路,就是不要靠入党,也可以有办法得到我要的某些东西。这一点很象明末清初的很多知识分子,叫弃儒救国。那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儒家也到商人阶级,商人也发展儒家。这些到现在好象是重复,好象是一种形态的再现。其实也不稀奇,传统中国的毛病就是一切都在政治上,政治是最重要的,政治上没有就完了。西方的发展从来不是放在政治上。我上次到普鲁赛尔,你看那个城市,一个教堂,二个市政府,各种工会,各种人物代表,它这个社会从中古时就如此。中国从来都集中在政治上,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跟政权分庭抗礼,什么东西都是皇恩浩荡,你只有跟皇权发生关系,才会有地位。这个传统被GCD发展得更厉害,全是政治,政治人物是第一等人物,其他人再好也是第二、三等的。

明清以后慢慢出现了商人也有自己的地位。在西方你如果没有钱,你就不可能搞政治,政治是一个比重最轻的东西。一个社会文明不文明,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就看这个比重。如果政治比重占得很高,那个社会绝对好不了。或者是神权跟政权合一,象伊朗这样,也不可能的。中国将来如果要发展的话,要慢慢把这条路打破。这条路倒不一定是民主不民主,GCD自然越来越被解构,它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参加这个解构工作。我认为GCD垮台有两种形态,一种象苏联,另外一种就是崩溃。问题就是怎么样维持政权?还有个统一的目标,那就有很大的困难。GCD现在对左派的攻击一句话都没有答复,因为从理论上讲,人家左派是对的。你国营企业不要了,市场经济占第一位了,你违背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算什么GCD呢?这个问题不能永远逃避,迟早要面对。

安琪: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责任?

余英时:边缘化也不是不合理,你凭什么老占中心呢?一般来说每个知识分子都要有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基地,你不能什么都不干,专挑别人的差,哪也没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两个方面,首先,你对专业要有贡献,有研究,给学生教的知识是可靠的,最新的。而社会责任的层面是业余的。作为一个公民,起码你要投票吧,那是公民责任。读书人的公民责任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就往往要出位直言了。是站在一个社会立场上说话。我想这样的人任何社会都会有的,但他不成为一个特别阶级,而是一个社会的批判性力量,社会需要这种力量。

安琪:大陆有没有这种力量?

余英时:大陆从前有,现在看不见,还是控制得太严了。政治上还是一把抓的。中国人也很聪明,一看这样严就算了。但是你要放心,一旦松了以后批评会多得很。GCD也知道,所以抓得特别紧。但是到底能抓多久,我看不是那么简单。天道是循环的。

安琪:回过头看香港回归以来的学术思想界的状况,您以为如何?

余英时:很多人又从美国回到香港教书去了,因为那儿待遇很好,他还能随时回来。学术界都不敢大胆说话,慢慢地反对的声音可能就没有了,批评的声音会越来越少。当然,有的人也受到警告。

坦白地说,中国人是一种奴隶道德,不要GCD有什么暗示,就会自己表功。香港新闻界现在一塌糊涂。所以我说,GCD统治的大陆我不能去,现在连香港我也不能去了。GCD所统治的任何地方,我绝对不去。

安琪:为什么您对GCD有这样强的情绪?您当年出来时,对GCD印象怎样?

余英时:那时候对GCD没有多少坏的印象,也不是太好。在北京还好,一到上海,就听到多少朋友的不满之辞。我的一个亲戚在银行做事,有一天下班回来就哭,说:今天银行偷了钱,每个人都被搜身,但是党团员不用搜身。党团员的道德是有保证的,搜的是普通群众。GCD真是厉害极了,它开始什么都没有,松的不得了,完了慢慢地紧,到最后你根本就透不过气来。参加GCD就跟入鬼门关一样,你一进去就死了,再也出不来了。我对GCD的了解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我自己是不可能动摇的。我的一个亲戚是地下党员,后来还当过北大党委书记,他们当年参加GCD还是带有理想主义的,不能说参加GCD的就都是混蛋,也有很多很好的人。但GCD是一个邪恶的组织,跟最坏的黑社会一样,你进去以后不可能活着出来。要不就跟它一样,好人你就靠边站。要想还在台上得意,你想想什么样品德的人才能得意起来?

安琪:那么您自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以后,是否回去过?

余英时:一九七八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送我去做汉代研究代表团团长,我去了一个月,到敦煌、长沙、昆明、成都做考古研究,跟政治没有关系。以后再没去过。但最初不是别的,是我怕热闹,许多人请我到北京,我都推了。“六四”以后就不想再去了。我一个表妹的儿子就是在长安街二十八中学旁边被它们杀死的,年仅十九岁。两年以后他父母亲才给我写信托日本的朋友转来。他只是想进去照相,留个镜头,一下子就被子弹打中了。而且当时解放军不许救护车抢救,就埋在那个坑里,三天以后他的父母才知道。我还有一个亲戚是GCD员,在儿童医院负责,他说光他们那个小医院,就来了几十个尸首,都是开花弹。如果这种事情都可以原谅,那么什么事情不可以原谅呢?有些人为了利益所在愿意不要尊严,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自己能够不必这样的话,就不必去受这个委屈。第一我根本就不可能到GCD的大使馆申请护照,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政权合法,我不可能向它请求批准。我第一次去也没有填表,是美国人一手处理的,给了我一个特别护照。我跟GCD官员不做任何层面的交往。没有别的目的,我又不搞政治,但是我的情绪在这方面是很强烈的,我没有办法。

安琪: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转自: 侨居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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