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荻：革命常常是改良的结果

托克维尔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所说的“坏政府”，是指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君主专制政府。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经有着“激进改革家”或“忽然改革家”的名声。路易十六当政后，任用了改革派经济学家杜尔阁担任财政大臣。杜尔阁上任后，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取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权。他建议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省界的壁垒，废除贸易的关卡，振兴工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让贵族和僧侣同第三等级享受一样的税率。在政治上，他想利用现存的省议会的途径，扩大政治开放，让人民能够获得政治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被迫免去杜尔阁的职位之后，路易十六又任命了马尔泽布尔来继任。与杜尔阁一样，马尔泽布尔也主张要给每一个人以权利。在法律上，取消拷打逼供，给被告人以辩护的权利；在政治上，取消国王的“密札”和新闻出版检查，让所有人都有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在宗教上，反对宗教迫害，实现宗教自由。然而，就是这位“自由人的国王”，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类似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在1905年的俄罗斯，接连发生的起义、骚乱和罢工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十月宣言》——政府将“根据人身不受侵犯，良心、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原则”给予“基本的公民自由”；政府将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最终目标为全民普选；政府还将给予杜马批准法律和监督政府的权力。这一宣言进一步刺激了全国各地的革命热情，并且为1917年的革命播下了种子。

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也有“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做铺垫。

20世纪末的历史更加证明了这一观点：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没有东欧各国的“天鹅绒革命”。像朝鲜那样完全拒绝改革的国家，也就不大可能爆发革命。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改良的结果，这方面的例子，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不过这两场革命的对手都不能算是专制政权。就拿美国革命来说：美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平等，老百姓生活最好的地方之一。

诚然，这些改革往往都是不成功的，或者是半吊子的，但就是这些不成功的半吊子改革，成了革命的导火线，或者铺路石，或者播种机。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提高了人们的期望，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而改革的失败又让人们梦想破灭，激起了人们的怒火。长期的压迫只会使人们习惯于压迫，让人们想象不到他们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改革让人们有了希望和愿景，也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从这个角度来说，鼓吹革命却反对“虚假希望”，就像传说中那位只想盖第三层楼，却不想要第一、二层的土财主，或者那个以为只吃第六个饼就能饱的傻子一样。

说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一个问题：如果专制独裁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要开始改革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形势所迫，被逼无奈，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掌权者以为改革之后自己仍然能控制得住局面，不致失去权力，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们错了，戈尔巴乔夫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不要说某个人想不想做戈尔巴乔夫，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想做戈尔巴乔夫，但历史未必如他所愿。历史充满偶然，谁也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行动的全部后果。不要因为有时候人们把某种主义翻译成“全能主义”，就以为它真的无所不能。

转自：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