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美学用政治手腕制造完美
G20会议之前，巴西举办了国际奥运会，整个开幕式以平易示之于世界，却也赢得一片喝彩。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向世界展示的，是自己真实的历史，当然包括令他们难以忘却或不堪的场景，其中一首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的诗歌《花与恶心》就足以反映这个国家的内在良知与自我警醒：“被我的阶级和衣着所囚禁，我一身白色走在灰白的街道上。忧郁症和商品窥视着我。我是否该继续走下去直到觉得恶心？我能不能赤手空拳地反抗？……”
这是一首关于与巴西军人独裁抗争的诗篇，某种意义上甚至反映了当代巴西人对当局的不满。
当代巴西没有党文化的笼罩与全面控制，所以才有奥运会开幕式上文化精英们的自由而真实的展示，而这样的表现，也让人看到巴西的宽容精神或胸怀，它比粉饰与掩盖，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或者说完全不在同一个文明层次上，无法进行比较。
镜头拉到中国杭州，2008北京奥运总导演张艺谋又总导演了G20峰会主题晚会，名之为《印象西湖》，似乎是在歌吟西湖人文历史，又似乎在替一位多情歌女回忆青春时光。整个G20会议的筹备与表演，都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极度的安全保障也许人们可以理解，但对杭州居民进行清空城市式的迎宾，世所罕见，商店大量关门，工厂停工，市民外出旅游景点免门票。媒体报道这次会议花费达二千亿人民币，如果加上这个城市停工停产等带来的损失，最终的数字会更令人吃惊。
G20峰会，本是大国领导人与经济领域精英汇聚，以解决世界经济相关问题，但极权政府却将其做成了一场政治秀。这场政治秀既通过各种铺张华丽的文艺表演，又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管控，这些管控包括将当地维权与异议人士逐离杭州；禁止基督教信徒聚会；不允许任何人对相关决策有任何批评，批评的文字在网络上会被删除，而公职人员如果批评，则会令其下岗（据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7月10日，浙江台州椒江区白云街道办公室副主任郭恩平在QQ空间发表题为《杭州，为你羞耻》，批评浙江官方为了筹办G20峰会，大兴土木、粉饰美化、劳民伤财，随后他被开除公职和以“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遭警方刑拘）。国际媒体譬如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媒体“德国之声”，其记者就不允许入境，后经德国外交部门协调进入中国，但无法进入会议报道现场，美国之音一名记者也受如此冷遇。
可以把一场面向世界的表演办得完美，也可以把一次国际会议办得滴水不漏，因为极权政府手上，有的是人力资源，也有不受限制的经费可供铺张。这一切看起来是给全世界看的，但本质上它是给中共最高领导人看的——只要最高当局满意，一切付出就是正当的、合理的。至于这次会议到底会起到怎样的效果，人们还无法看到，但大陆的宣传却在高调推出系列文章：《从APEC到G20 中国引领世界经济之船再启航》（新华社）、《【老外谈G20】杭州峰会：中国引领世界经济的契机》（国际在线）。这些文章做出来，既是给杭州或大陆百姓一个“交待”（继续愚民），也是继续自我美化自我宣扬。
习近平本人则留下莫大遗憾——喜欢翻寻古籍的秘书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则古代关于商业自由贸易与保护农业的典文，其中一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被习近平在演讲过程中读成“通商宽衣”。宽衣解带，一般是要脱衣上床了，一字之错，立时成为中外华文网络最热点新闻。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教授专家，谁人没有过口误或知识盲点？为什么习的一句用典之误却哗然成为一场席卷网络的风波？因为杭州倾数以千亿的纳税人经费，要打造一个绝对完美的场景让全世界来领略中国盛世，让最高领导人满意，现在，喜欢用典的领导人自己出了差错，人们用一场哗笑，来释放一种无以言表的愤怒。
极权美学的宏大救不了杨改英一家
说到“宽农”的话题，农村农民的焦点话题在G20之后就接踵而至。极权政府无论如何强大，可以布控一切，但却控制不了公权力的腐败、腐败带来的社会溃败及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村民杨改兰残害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直接原因是贫困与绝望，她家近三年来没有得到低保救助，而原有的贫困户救助款给了与村支书有关的村民。杨改兰家有三头牛，所以不符合认领困难补助的条件，国家所谓的精准扶贫的钱还是存在的，由村支书给了自己的关系户。
好话都由中共总书记说了，坏事全由村支书们完成。这就是中共体制的善恶黑白。精准扶贫当然政治正确，但村支书不给杨改兰贫困补助，看起来也不无道理。杨改兰的丈夫呢？在一个企业打工，还没领到工钱，而早前应该领得的工钱，包工头仍然拖欠着。这些民间欠债或打工无法挣钱养家，似乎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现象，天天发生，不可能天天造成恶性的悲剧性事件，唯一的例外，在杨改兰身上发生。
是的，当年只有一个女子去哭长城，她的名字留了下来，叫孟姜女，千里之堤崩溃之时，也只会在一个蚁穴或一处溃口发生。
杨改兰一家子的悲剧事件，人们都在“归因”：有人归因于杨的性格；有的归因于地方政府的无人性；有人归因于中共体制的痼疾。是的，悲剧性的事件，不可能有单一性的动因，许多因素交汇在一起，灾难性事件就必然会发生。
我想到的是：国家外汇存贮数以万亿美元计，还有“一带一路”撒出去的钱，数以千亿美元计；给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贷款或援助，数以百亿美元计；西湖G20会议，数以千亿人民币计，但这些宏大的国家经费，都与平民杨改兰没有产生一毛钱的关联。杨改兰与无数中国底层平民一样，都要衣食自给，二千三四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里，中国精英们就知道让商道通畅，对农民宽松，不误农时与民休息，而当代世界，仅仅宽农是不够的，农业与农民需要补贴，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特别是他们的孩子，需要及时救助，而党国一体、没有监督、没有真正民意代表的社会里，国家决策的“宽农”，总会被村支书们弄成自家“宽衣”的经费。最高总书记口误一句“宽衣”，只不过引发一阵哗笑，而村支书们把宽农操作成宽衣，引发的则会是人道灾难。
当地村民焚烧了杨改兰孩子们的遗物，白色的纸灰随风飘散到天空，而西湖之上，那首哀怨的歌曲仍然在天际回荡。雨还在下，这首歌曲最后悲伤的结尾似乎是为杨改兰和她的孩子们而唱：“白色翅膀，分飞了流年，长叹一声，天上人间。雨还在下，淋湿千年，湖水连天，黑白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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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G20与杨改兰悲剧：极权美学的败局
极权美学用政治手腕制造完美
G20会议之前，巴西举办了国际奥运会，整个开幕式以平易示之于世界，却也赢得一片喝彩。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向世界展示的，是自己真实的历史，当然包括令他们难以忘却或不堪的场景，其中一首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的诗歌《花与恶心》就足以反映这个国家的内在良知与自我警醒：“被我的阶级和衣着所囚禁，我一身白色走在灰白的街道上。忧郁症和商品窥视着我。我是否该继续走下去直到觉得恶心？我能不能赤手空拳地反抗？……”
这是一首关于与巴西军人独裁抗争的诗篇，某种意义上甚至反映了当代巴西人对当局的不满。
当代巴西没有党文化的笼罩与全面控制，所以才有奥运会开幕式上文化精英们的自由而真实的展示，而这样的表现，也让人看到巴西的宽容精神或胸怀，它比粉饰与掩盖，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或者说完全不在同一个文明层次上，无法进行比较。
镜头拉到中国杭州，2008北京奥运总导演张艺谋又总导演了G20峰会主题晚会，名之为《印象西湖》，似乎是在歌吟西湖人文历史，又似乎在替一位多情歌女回忆青春时光。整个G20会议的筹备与表演，都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极度的安全保障也许人们可以理解，但对杭州居民进行清空城市式的迎宾，世所罕见，商店大量关门，工厂停工，市民外出旅游景点免门票。媒体报道这次会议花费达二千亿人民币，如果加上这个城市停工停产等带来的损失，最终的数字会更令人吃惊。
G20峰会，本是大国领导人与经济领域精英汇聚，以解决世界经济相关问题，但极权政府却将其做成了一场政治秀。这场政治秀既通过各种铺张华丽的文艺表演，又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管控，这些管控包括将当地维权与异议人士逐离杭州；禁止基督教信徒聚会；不允许任何人对相关决策有任何批评，批评的文字在网络上会被删除，而公职人员如果批评，则会令其下岗（据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7月10日，浙江台州椒江区白云街道办公室副主任郭恩平在QQ空间发表题为《杭州，为你羞耻》，批评浙江官方为了筹办G20峰会，大兴土木、粉饰美化、劳民伤财，随后他被开除公职和以“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遭警方刑拘）。国际媒体譬如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媒体“德国之声”，其记者就不允许入境，后经德国外交部门协调进入中国，但无法进入会议报道现场，美国之音一名记者也受如此冷遇。
可以把一场面向世界的表演办得完美，也可以把一次国际会议办得滴水不漏，因为极权政府手上，有的是人力资源，也有不受限制的经费可供铺张。这一切看起来是给全世界看的，但本质上它是给中共最高领导人看的——只要最高当局满意，一切付出就是正当的、合理的。至于这次会议到底会起到怎样的效果，人们还无法看到，但大陆的宣传却在高调推出系列文章：《从APEC到G20 中国引领世界经济之船再启航》（新华社）、《【老外谈G20】杭州峰会：中国引领世界经济的契机》（国际在线）。这些文章做出来，既是给杭州或大陆百姓一个“交待”（继续愚民），也是继续自我美化自我宣扬。
习近平本人则留下莫大遗憾——喜欢翻寻古籍的秘书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则古代关于商业自由贸易与保护农业的典文，其中一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被习近平在演讲过程中读成“通商宽衣”。宽衣解带，一般是要脱衣上床了，一字之错，立时成为中外华文网络最热点新闻。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教授专家，谁人没有过口误或知识盲点？为什么习的一句用典之误却哗然成为一场席卷网络的风波？因为杭州倾数以千亿的纳税人经费，要打造一个绝对完美的场景让全世界来领略中国盛世，让最高领导人满意，现在，喜欢用典的领导人自己出了差错，人们用一场哗笑，来释放一种无以言表的愤怒。
极权美学的宏大救不了杨改英一家
说到“宽农”的话题，农村农民的焦点话题在G20之后就接踵而至。极权政府无论如何强大，可以布控一切，但却控制不了公权力的腐败、腐败带来的社会溃败及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村民杨改兰残害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直接原因是贫困与绝望，她家近三年来没有得到低保救助，而原有的贫困户救助款给了与村支书有关的村民。杨改兰家有三头牛，所以不符合认领困难补助的条件，国家所谓的精准扶贫的钱还是存在的，由村支书给了自己的关系户。
好话都由中共总书记说了，坏事全由村支书们完成。这就是中共体制的善恶黑白。精准扶贫当然政治正确，但村支书不给杨改兰贫困补助，看起来也不无道理。杨改兰的丈夫呢？在一个企业打工，还没领到工钱，而早前应该领得的工钱，包工头仍然拖欠着。这些民间欠债或打工无法挣钱养家，似乎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现象，天天发生，不可能天天造成恶性的悲剧性事件，唯一的例外，在杨改兰身上发生。
是的，当年只有一个女子去哭长城，她的名字留了下来，叫孟姜女，千里之堤崩溃之时，也只会在一个蚁穴或一处溃口发生。
杨改兰一家子的悲剧事件，人们都在“归因”：有人归因于杨的性格；有的归因于地方政府的无人性；有人归因于中共体制的痼疾。是的，悲剧性的事件，不可能有单一性的动因，许多因素交汇在一起，灾难性事件就必然会发生。
我想到的是：国家外汇存贮数以万亿美元计，还有“一带一路”撒出去的钱，数以千亿美元计；给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贷款或援助，数以百亿美元计；西湖G20会议，数以千亿人民币计，但这些宏大的国家经费，都与平民杨改兰没有产生一毛钱的关联。杨改兰与无数中国底层平民一样，都要衣食自给，二千三四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里，中国精英们就知道让商道通畅，对农民宽松，不误农时与民休息，而当代世界，仅仅宽农是不够的，农业与农民需要补贴，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特别是他们的孩子，需要及时救助，而党国一体、没有监督、没有真正民意代表的社会里，国家决策的“宽农”，总会被村支书们弄成自家“宽衣”的经费。最高总书记口误一句“宽衣”，只不过引发一阵哗笑，而村支书们把宽农操作成宽衣，引发的则会是人道灾难。
当地村民焚烧了杨改兰孩子们的遗物，白色的纸灰随风飘散到天空，而西湖之上，那首哀怨的歌曲仍然在天际回荡。雨还在下，这首歌曲最后悲伤的结尾似乎是为杨改兰和她的孩子们而唱：“白色翅膀，分飞了流年，长叹一声，天上人间。雨还在下，淋湿千年，湖水连天，黑白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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