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某某某拒绝聘请律师”。
法律规定，你们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被关押人的近亲属，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前人为什么要发明这样一种制度呢？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家人尽快为被关押的人提供帮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请律师，并让律师和被捕人见面。如果不让亲属和律师提供帮助，通知近亲属的规定就毫无价值。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我们不让被关押的人与律师见面，而是他本人拒绝与律师见面。”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鄙人也相信你们公检法中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不会欺骗近亲属，但是万一有个别人讲了假话怎么办呢？谁能保证你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百分百地一句假话不说？为了证明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没有讲假话，就必须让被关押的人与近亲属以及律师见面，让他当面说清楚。这个道理，鄙人早在《为什么要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捕人家属？》（《南方周末》1998年7月3日）一文就论证过。
有人可能会说：“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不就能够证明办案人员没有讲假话了吗？何必让他与律师见面呢？”笔者以为，这种理由仍然不是充分的理由。律师是为被逮捕、被关押的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他为何要拒绝律师帮助呢？这很不正常嘛。除非他当面对近亲属和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讲，不然，即使他真的说过，甚至真的把这句话写在纸上，那也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因为在不能和亲属以及律师见面的情况下，被捕人的行为能力因失去自由而大打折扣，变得和未成年人差不多，成了不懂事的小孩，他的承诺与不懂事的、没有行为能力的小孩的签字承诺一样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原理，笔者在《人身自由与行为能力》（《南方周末》2004年2月5日）一文中早就论证过。
因此，越是“拒绝聘请律师”的被捕人越是应当让他与近亲属以及律师见面，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以证明你们办案人员没有讲假话。否则，对被捕人肯定是不公正的。
第二，“某某某供认不讳”。
连毛泽东都主张“不亲信口供”，现在的刑事诉讼法更是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而保持沉默正是无罪推定的精髓。既然如此，口供还有多大价值？因此，你们越是说“某某某供认不讳”，心里恐怕越是不踏实，越说明你们证据不充分。你们反省一下试试，在你们的心灵深处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反正他自己都承认了，还能怪我吗？”
一般人不会供认不讳。在没有律师和亲人帮助的情况下，即使“供认不讳”也是不可信的。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说“某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犯罪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
第三，“某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
皇权时代有所谓“八议”之说，其中有一条就是“议功”：凡是功劳都可以抵罪。民权时代，辛亥革命以来，法律不再“议功”，你们动不动以“某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而减免刑事处罚，这是不是有背现代法治的精神？
再说，那么多自由人都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温家宝总理最近正为此着急呢），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又能立什么功呢？当你们说“某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时候，人们就会怀疑你们是不是故意包庇某个人了。
你们可能会说“提供侦查线索就是立功”。这话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哪一天不在为你们提供大量的侦查线索，你们不去利用，反而要求失去自由的人为你们提供所谓有用的侦察线索，岂不是可笑吗？
你们可能会说“这些人能够检举同案人的犯罪事实，有利于打击犯罪。”这种话看起来有一些道理，实际上也很难成立。为什么？因为查清犯罪事实、惩罚犯罪行为是你们的责任，也正是你们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机会。怎么能把这样的立功机会让给被捕人和被告人呢？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犯罪，就是一个不法之人，你们用减轻处罚作为诱饵，诱惑他出卖朋友，使他变成不义之人，这样做道德吗？一个人犯法已经对不起国家和社会了，你们再让他对不起朋友，他将如何做人？
鼓励被捕人、被告人相互揭发，实际上就是鼓励不义，不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建设。而在一个不义横行、卖友泛滥的社会里，犯罪率是很难逐步下降的。犯罪率居高不下，难道是你们所希望的吗？
第四，“某某某拒绝上诉”。
法律中有个上诉不加刑原则，就是鼓励上诉的。既然如此，被判刑的人为什么拒绝上诉呢？这也太奇怪了吧！如果他担心上诉会加刑，那说明你们没有向他讲清法律规定，或者是他没有得到律师和亲人的必要帮助。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拒绝上诉，你们审判的公正性恐怕是值得怀疑的吧？这样的不上诉又有什么正面价值呢？朋友们，“不上诉率”对你们真的那么重要吗？实际上，民众相信甚至崇拜法院的审判恐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们还是不要一味地追求“不上诉率”为好。
最后，本人也顺便发表一个声明：如果哪一天，刘大生，万一，被关起来了，如果不是当着近亲属和律师的面，所谓“刘大生拒绝请律师”、“刘大生供认不讳”、“刘大生检举朋友有功”、“刘大生拒绝上诉”等等说法，即使有刘大生的亲笔签名，那也不是真的。因此，公检法的朋友们，你们最好也不要那样说。
还要声明一下，刘大生只有抽象的朋友，而没有任何具体的朋友。
刘大生 2006年12月28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转自：法治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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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生：有几句话最好不要说——致公检法的朋友们
第一，“某某某拒绝聘请律师”。
法律规定，你们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被关押人的近亲属，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前人为什么要发明这样一种制度呢？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家人尽快为被关押的人提供帮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请律师，并让律师和被捕人见面。如果不让亲属和律师提供帮助，通知近亲属的规定就毫无价值。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我们不让被关押的人与律师见面，而是他本人拒绝与律师见面。”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鄙人也相信你们公检法中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不会欺骗近亲属，但是万一有个别人讲了假话怎么办呢？谁能保证你们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百分百地一句假话不说？为了证明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没有讲假话，就必须让被关押的人与近亲属以及律师见面，让他当面说清楚。这个道理，鄙人早在《为什么要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被捕人家属？》（《南方周末》1998年7月3日）一文就论证过。
有人可能会说：“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不就能够证明办案人员没有讲假话了吗？何必让他与律师见面呢？”笔者以为，这种理由仍然不是充分的理由。律师是为被逮捕、被关押的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他为何要拒绝律师帮助呢？这很不正常嘛。除非他当面对近亲属和近亲属聘请的律师讲，不然，即使他真的说过，甚至真的把这句话写在纸上，那也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因为在不能和亲属以及律师见面的情况下，被捕人的行为能力因失去自由而大打折扣，变得和未成年人差不多，成了不懂事的小孩，他的承诺与不懂事的、没有行为能力的小孩的签字承诺一样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原理，笔者在《人身自由与行为能力》（《南方周末》2004年2月5日）一文中早就论证过。
因此，越是“拒绝聘请律师”的被捕人越是应当让他与近亲属以及律师见面，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以证明你们办案人员没有讲假话。否则，对被捕人肯定是不公正的。
第二，“某某某供认不讳”。
连毛泽东都主张“不亲信口供”，现在的刑事诉讼法更是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而保持沉默正是无罪推定的精髓。既然如此，口供还有多大价值？因此，你们越是说“某某某供认不讳”，心里恐怕越是不踏实，越说明你们证据不充分。你们反省一下试试，在你们的心灵深处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反正他自己都承认了，还能怪我吗？”
一般人不会供认不讳。在没有律师和亲人帮助的情况下，即使“供认不讳”也是不可信的。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说“某某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犯罪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
第三，“某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
皇权时代有所谓“八议”之说，其中有一条就是“议功”：凡是功劳都可以抵罪。民权时代，辛亥革命以来，法律不再“议功”，你们动不动以“某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而减免刑事处罚，这是不是有背现代法治的精神？
再说，那么多自由人都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温家宝总理最近正为此着急呢），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又能立什么功呢？当你们说“某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时候，人们就会怀疑你们是不是故意包庇某个人了。
你们可能会说“提供侦查线索就是立功”。这话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哪一天不在为你们提供大量的侦查线索，你们不去利用，反而要求失去自由的人为你们提供所谓有用的侦察线索，岂不是可笑吗？
你们可能会说“这些人能够检举同案人的犯罪事实，有利于打击犯罪。”这种话看起来有一些道理，实际上也很难成立。为什么？因为查清犯罪事实、惩罚犯罪行为是你们的责任，也正是你们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机会。怎么能把这样的立功机会让给被捕人和被告人呢？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犯罪，就是一个不法之人，你们用减轻处罚作为诱饵，诱惑他出卖朋友，使他变成不义之人，这样做道德吗？一个人犯法已经对不起国家和社会了，你们再让他对不起朋友，他将如何做人？
鼓励被捕人、被告人相互揭发，实际上就是鼓励不义，不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建设。而在一个不义横行、卖友泛滥的社会里，犯罪率是很难逐步下降的。犯罪率居高不下，难道是你们所希望的吗？
第四，“某某某拒绝上诉”。
法律中有个上诉不加刑原则，就是鼓励上诉的。既然如此，被判刑的人为什么拒绝上诉呢？这也太奇怪了吧！如果他担心上诉会加刑，那说明你们没有向他讲清法律规定，或者是他没有得到律师和亲人的必要帮助。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拒绝上诉，你们审判的公正性恐怕是值得怀疑的吧？这样的不上诉又有什么正面价值呢？朋友们，“不上诉率”对你们真的那么重要吗？实际上，民众相信甚至崇拜法院的审判恐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们还是不要一味地追求“不上诉率”为好。
最后，本人也顺便发表一个声明：如果哪一天，刘大生，万一，被关起来了，如果不是当着近亲属和律师的面，所谓“刘大生拒绝请律师”、“刘大生供认不讳”、“刘大生检举朋友有功”、“刘大生拒绝上诉”等等说法，即使有刘大生的亲笔签名，那也不是真的。因此，公检法的朋友们，你们最好也不要那样说。
还要声明一下，刘大生只有抽象的朋友，而没有任何具体的朋友。
刘大生 2006年12月28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转自：法治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