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争论妥协，不由想起我的师兄孙渝大律师的一篇名作。2012年，孙渝撰文《也曾苟且》，回顾此前三年重庆如何沦陷于红黑之间，律师如何被侮辱与被损害，他置身其中，如何苟且，“成天和无聊的存在周旋”。其中云：
“人的苟且，很近于一种生存态度，虽失之消极，却别于堕落。与仗义直言比，苟且是卑微的；与摇尾献媚比，苟且是自爱的。倘与助纣为虐比，苟且简直堪称高尚了。我说这些话，无意自表，而是寄望人们客观看待在强人淫威下沉默而驯服的芸芸众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曾苟且，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人的诅咒，对阳光的憧憬，甚至，时不时地，对强人的意志也阳奉阴违，悄然抗争。如果说，围观是一种力量，苟且则是对力量的储蓄。伏草的禀性在于，先低头活下来，复求伸张。”
与其说这是为苟且辩护，不如说为苟且定义。孙渝口中的苟且，与我们通常所理解、使用的苟且，貌似不是一回事。据我所知，那些年来他的表现，如其文中所言，“拒绝染指涉黑案”，“情急之下的偶尔张目”，以及“余下的时光，多耗于发呆”，都远远谈不上苟且，更接近于坚守。孙渝自视为苟且，只能说，他的底线高于常人。我们的底线在一米，他的底线则达三米，我们以他为标尺，他则以赵长青和贺卫方为标尺。
这里涉及一个难题。因各人底线不同，或者说，对世界的认知与自我的期许不同，故而对妥协或苟且的定性则有异。同一事由，譬如某甲认罪，或某乙为某甲认罪背书，你以为妥协，他却不以为然。你们的争论，关节点不在妥协，而在底线。质言之，底线决定了妥协。底线越高，越不容易妥协；底线越低，越容易妥协；一旦底线丧尽，或者从来不知底线为何物，其行事自然无所顾忌，无恶不作，当然对此情形，已经不宜用妥协来描述，妥协考量的是底线，没有底线，便无妥协可言。
关于底线之高低，不妨参考两个故事。南非检察官P.J.Bosch曾担任曼德拉案的公诉人，有一次庭审之前，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认识一位老检察官，曾遭遇Bosch式的难题。他没有Bosch那么勇敢，其选择不是反抗，而是规避，以老父重病、急需手术为理由，请领导换人，负责这起要案。他的底线是，这档事，人家可以干，自己不能干，换言之，只要自己不干，其他人怎么干，他也管不着。这听起来有些犬儒的味道，然而只要不太隔膜于中国政治，自可判断其中的难度和风险。老检察官的选择，其实是以自己的前程为代价。
两个故事，划出了两条底线。相形之下，Bosch的底线要高一些，老检察官的底线则低一些，Bosch对底线的捍卫，属于抗争，老检察官对底线的捍卫，则近乎妥协或苟且。不过那天听老检察官把酒话旧，我曾追问：假如领导不同意换人，严令你顶上，你会怎么办？他答：当时的确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要是实在推不了，只能卷铺盖走人。从这一点上讲，他与Bosch的距离，却也只是一步之遥。
老检察官的案例，无疑更令我们亲近。细究起来，他的选择的确是一种妥协：不能主持正义，还人清白，令职业伦理蒙尘；然而其妥协本身，还是隐藏了一条底线：他不愿亲手把一个义人送到监狱里去。这条底线，代表了一个限度。倘能守住此限度，妥协者也许会得到世人的体谅，甚至尊重；当限度被打破，妥协便不是妥协，而是孙渝所批判的助纣为虐或为虎作伥。
这个限度应该刻在哪里呢？窃以为，对妥协者而言，无论怎么妥协，都必须谨记一条准则：可损己，不可损人，可自污，不可污人。你可以承认自己嫖娼，承认自己贪财，承认自己盲信，承认自己愚蠢，不管把自己说成狗熊，还是狗屎，说成恶棍，还是恶魔，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却不可把这些污水或狗血——哪怕其中一滴——泼到他人头上，卖友以求荣。说白了，基于产权，人我分明，一个人可以败坏自己，不能败坏他人，可以出卖自己，不能出卖他人。
其次，自损、自污，依然有度。这个度，即在一个“人”字。不必苛求每个人都做一个大写的人，不过你起码得做一个小写的人，或者说，你起码得做一个人，而非其他。有些妥协，停留在人伦与人性之上，譬如只是公开承认自己做错了事、信错了教等，然而还有一些妥协，大意是要你声明自己简直不是人，而是一头猪、一条狗，甚至猪狗不如，这一对照，则可知自损、自污的限度在哪里。我的看法是，一个人不管怎么摧眉折腰，怎么委曲求全，都不能把自己降格到禽兽一档。
此外，妥协者的选择，往往迫于压力，或者受制于苦衷，这构成了他们自辩、寻求谅解的理由，与此同时，他们需要意识到，其行为相当不堪，甚而耻辱，毫无正当性可言。因此他们不能以一种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口吻，来论证自己的妥协，抑或反咬一口，回击质疑者：“把你们置于同等境地，你们也会妥协，甚至比我还软弱呢！”这么说，则有把妥协正当化之嫌。须知有些妥协虽可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然而真正正当的选择，绝非妥协，而是反抗，而是零口供，而是不合作，不认罪……一言以蔽之，妥协者必须自以为耻，正如沉默者必须自以为耻，“我不关心政治”的人们必须自以为耻，这不仅因为，荣耀属于那些勇敢的抗争者，更是因为，妥协者、沉默者、政治冷漠症患者非但不曾参与抗争，反而在分享抗争的红利：有人在前排呐喊，后排的人们才能安享沉默；有人在前排关心政治，后排的人们才有了不关心政治的自由和空间。
这三点，可视为一个人妥协之后，所需坚守的底线。由此可以把我们所谈论的底线分作两条，一条外在于妥协，一条内在于妥协，前者决定一个人要不要妥协，后者决定一个人妥协的限度。前者固然是根本，后者的作用却未必弱于前者，毕竟我们生在了这样的时代，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不会面临压力或诱惑而妥协。妥协之时，能守住几多底线，便能保留几多人性的尊严。相比有底线的妥协，没有底线的妥协则是一场永无尽头的沉沦。
2016年8月7日
转自：剑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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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没有底线的妥协就是助纣为虐
与人争论妥协，不由想起我的师兄孙渝大律师的一篇名作。2012年，孙渝撰文《也曾苟且》，回顾此前三年重庆如何沦陷于红黑之间，律师如何被侮辱与被损害，他置身其中，如何苟且，“成天和无聊的存在周旋”。其中云：
“人的苟且，很近于一种生存态度，虽失之消极，却别于堕落。与仗义直言比，苟且是卑微的；与摇尾献媚比，苟且是自爱的。倘与助纣为虐比，苟且简直堪称高尚了。我说这些话，无意自表，而是寄望人们客观看待在强人淫威下沉默而驯服的芸芸众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曾苟且，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人的诅咒，对阳光的憧憬，甚至，时不时地，对强人的意志也阳奉阴违，悄然抗争。如果说，围观是一种力量，苟且则是对力量的储蓄。伏草的禀性在于，先低头活下来，复求伸张。”
与其说这是为苟且辩护，不如说为苟且定义。孙渝口中的苟且，与我们通常所理解、使用的苟且，貌似不是一回事。据我所知，那些年来他的表现，如其文中所言，“拒绝染指涉黑案”，“情急之下的偶尔张目”，以及“余下的时光，多耗于发呆”，都远远谈不上苟且，更接近于坚守。孙渝自视为苟且，只能说，他的底线高于常人。我们的底线在一米，他的底线则达三米，我们以他为标尺，他则以赵长青和贺卫方为标尺。
这里涉及一个难题。因各人底线不同，或者说，对世界的认知与自我的期许不同，故而对妥协或苟且的定性则有异。同一事由，譬如某甲认罪，或某乙为某甲认罪背书，你以为妥协，他却不以为然。你们的争论，关节点不在妥协，而在底线。质言之，底线决定了妥协。底线越高，越不容易妥协；底线越低，越容易妥协；一旦底线丧尽，或者从来不知底线为何物，其行事自然无所顾忌，无恶不作，当然对此情形，已经不宜用妥协来描述，妥协考量的是底线，没有底线，便无妥协可言。
关于底线之高低，不妨参考两个故事。南非检察官P.J.Bosch曾担任曼德拉案的公诉人，有一次庭审之前，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认识一位老检察官，曾遭遇Bosch式的难题。他没有Bosch那么勇敢，其选择不是反抗，而是规避，以老父重病、急需手术为理由，请领导换人，负责这起要案。他的底线是，这档事，人家可以干，自己不能干，换言之，只要自己不干，其他人怎么干，他也管不着。这听起来有些犬儒的味道，然而只要不太隔膜于中国政治，自可判断其中的难度和风险。老检察官的选择，其实是以自己的前程为代价。
两个故事，划出了两条底线。相形之下，Bosch的底线要高一些，老检察官的底线则低一些，Bosch对底线的捍卫，属于抗争，老检察官对底线的捍卫，则近乎妥协或苟且。不过那天听老检察官把酒话旧，我曾追问：假如领导不同意换人，严令你顶上，你会怎么办？他答：当时的确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要是实在推不了，只能卷铺盖走人。从这一点上讲，他与Bosch的距离，却也只是一步之遥。
老检察官的案例，无疑更令我们亲近。细究起来，他的选择的确是一种妥协：不能主持正义，还人清白，令职业伦理蒙尘；然而其妥协本身，还是隐藏了一条底线：他不愿亲手把一个义人送到监狱里去。这条底线，代表了一个限度。倘能守住此限度，妥协者也许会得到世人的体谅，甚至尊重；当限度被打破，妥协便不是妥协，而是孙渝所批判的助纣为虐或为虎作伥。
这个限度应该刻在哪里呢？窃以为，对妥协者而言，无论怎么妥协，都必须谨记一条准则：可损己，不可损人，可自污，不可污人。你可以承认自己嫖娼，承认自己贪财，承认自己盲信，承认自己愚蠢，不管把自己说成狗熊，还是狗屎，说成恶棍，还是恶魔，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却不可把这些污水或狗血——哪怕其中一滴——泼到他人头上，卖友以求荣。说白了，基于产权，人我分明，一个人可以败坏自己，不能败坏他人，可以出卖自己，不能出卖他人。
其次，自损、自污，依然有度。这个度，即在一个“人”字。不必苛求每个人都做一个大写的人，不过你起码得做一个小写的人，或者说，你起码得做一个人，而非其他。有些妥协，停留在人伦与人性之上，譬如只是公开承认自己做错了事、信错了教等，然而还有一些妥协，大意是要你声明自己简直不是人，而是一头猪、一条狗，甚至猪狗不如，这一对照，则可知自损、自污的限度在哪里。我的看法是，一个人不管怎么摧眉折腰，怎么委曲求全，都不能把自己降格到禽兽一档。
此外，妥协者的选择，往往迫于压力，或者受制于苦衷，这构成了他们自辩、寻求谅解的理由，与此同时，他们需要意识到，其行为相当不堪，甚而耻辱，毫无正当性可言。因此他们不能以一种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口吻，来论证自己的妥协，抑或反咬一口，回击质疑者：“把你们置于同等境地，你们也会妥协，甚至比我还软弱呢！”这么说，则有把妥协正当化之嫌。须知有些妥协虽可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然而真正正当的选择，绝非妥协，而是反抗，而是零口供，而是不合作，不认罪……一言以蔽之，妥协者必须自以为耻，正如沉默者必须自以为耻，“我不关心政治”的人们必须自以为耻，这不仅因为，荣耀属于那些勇敢的抗争者，更是因为，妥协者、沉默者、政治冷漠症患者非但不曾参与抗争，反而在分享抗争的红利：有人在前排呐喊，后排的人们才能安享沉默；有人在前排关心政治，后排的人们才有了不关心政治的自由和空间。
这三点，可视为一个人妥协之后，所需坚守的底线。由此可以把我们所谈论的底线分作两条，一条外在于妥协，一条内在于妥协，前者决定一个人要不要妥协，后者决定一个人妥协的限度。前者固然是根本，后者的作用却未必弱于前者，毕竟我们生在了这样的时代，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不会面临压力或诱惑而妥协。妥协之时，能守住几多底线，便能保留几多人性的尊严。相比有底线的妥协，没有底线的妥协则是一场永无尽头的沉沦。
2016年8月7日
转自：剑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