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我现在才是活在阳光下——戈平妻子樊丽丽

樊丽丽想起戈平一句没来由的话:“如果哪天我被抓了,就离天亮不远了。”樊丽丽想不起这句话的前因后果,但现在的她暗暗盼望这句话能成真。尽管知道前路晦暗维艰,但樊丽丽说:“我还是挺感谢戈平的,他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真相,我现在才是活在阳光下,‘709’成就了我,不再像猪一样活着。”

戈平妻子樊丽丽

勾洪国与妻子樊丽丽及孩子(网络图片)

7月15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官方微博发布:“经审查决定,依法分别对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官方媒体网站“法制网”随即发布文章《周世峰等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公诉揭秘其惯用伎俩》,其中大量内容与官媒此前对“709大抓捕事件”的报道重合,但亦有新内容,如:“周世锋与加入地下教会的胡石根、勾洪国、翟岩民等人以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网罗一些律师和访民,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期间,勾洪国出资并联络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等人密谋策划颠覆国家政权,形成系统化的颠覆国家政权思想、方法和步骤。”资深维权律师滕彪认为,该文内容疑似直接整合自此前报道和起诉书内容。

该文中更有一段:“《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滕彪指出,该段似乎预示着“709”被捕人员将按这三个梯次量刑。

“颠覆国家政权罪”上至无期的量刑,文章中种种严厉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妻子樊丽丽所认识的戈平,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生意人,公司业务是代理一种德国进口的消毒清洁剂,每天下班回来就给她做饭,家里的柴米油盐甚至她的衣服,都是戈平负责买。

樊丽丽有着标准的鹅蛋脸,一双笑起来弯弯的大眼睛,相貌姣好却在老家里难以找到中意的伴侣,因为她对于山西小城的“正统”价值观来说“有点怪”。樊丽丽在老家的体制内单位短暂工作过,她平时就不太适应身边安逸保守的氛围。单位内部选人大代表时,她觉得自己根本不认识选票上那些候选人,于是在“另选他人”一栏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略带“顽皮”的行为却让她遭到领导公开批评,她觉得“没脸再待下去”只好辞职。

之后几年樊丽丽断断续续做过些小生意,认识戈平时她29岁,已经被家人和朋友视为“老大难”。戈平整整比樊丽丽大了两轮,而他们从相识到结婚只花了几个月时间。樊丽丽坦承某程度上匆促成婚是想摆脱周遭的压力,但也说自己一遇上戈平就觉得他是自己的“理想型”,有见识又会照顾人,因此不顾家人的反对与他结婚,很快有了孩子,善儿。

善儿百日宴客时,樊丽丽第一次见到了胡石根,有人介绍他曾因“六四”纪念活动而坐牢16年,她感到钦佩,但一点没想过戈平会因在胡石根的教会里有什么危险。

7月10日戈平被抄家并带走时,樊丽丽全程都以为是公司出了什么税务问题,几天后她收到戈平因“寻衅滋事”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通知书,就想着他或许是在外面跟人打架了,没什么大事。

樊丽丽拿着通知书去天津给戈平送衣服,河西分局法制处的办事人员把戈平的名字输入系统一查:没有。办事人员疑惑地看电脑,突然想起来什么,告诉她:人是北京抓的,天津这边只负责出文书。

樊丽丽懵了,这超出她的理解范围:“我当时就开始害怕,他那口气听起来很严重。”还在哺乳期的她突然感到从腋下到胸部生生地抽痛,到回程路上她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回到北京家中,一夜之间她的乳腺全部堵塞,忍着剧痛按摩热敷都没有用。她看着不到半岁的善儿只能艰难地喝点小米粥,眼泪成行地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樊丽丽直觉地写下自己的经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就是觉得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而当时的律师却要求她不要发声,几天挣扎之后,她听从了自己的内心,在网上公布了文章。律师紧急打来电话要求她删除文章,她嘴上说试试,之后再没有跟这个律师联系。

知道事情并不简单之后,樊丽丽意识到自己并不太了解戈平在家庭之外的生活,但她说自己“709”之后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她开始去回忆与戈平相处的细节,也留意戈平的朋友们是怎么理解此事。她记得戈平说过,等以后公司赚钱了,要多给教会一点奉献;朋友说起戈平或许会给教会活动一些资助,她觉得这确实是他会干的事,她不认为这有什么错;她想起戈平一句没来由的话:“如果哪天我被抓了,就离天亮不远了。”樊丽丽想不起这句话的前因后果,但现在的她暗暗盼望这句话能成真。

樊丽丽不时回想戈平被抓当天的细节:警察收走了家里所有现金和银行卡,戈平请求警察留下平时给她作为零花的银行卡,警察不同意,反而问樊丽丽身上有没有钱,让她给戈平。她从睡衣口袋里翻出了100块钱,塞给戈平,戈平临被带走时又从警车里出来塞给她,这100块钱就在他倆之间塞来塞去,最终还是留给了樊丽丽——这100块钱就成了抄家之后樊丽丽手头仅有的钱。

樊丽丽只好借钱先给戈平公司的员工发了工资,然后靠哥哥临时给的钱生活,支付包括她父母和戈平有智障的大哥在内的5口人的开销。

为了维持生计,樊丽丽想到开个网店,为了找货源,她从各地买来试用品,然而一天她下楼取快递时警察突然出现,没收她的包裹,并无手续羁押她5个多小时。这对于樊丽丽来说是毫无理由和征兆的打击,也让她感到恐惧无措。樊丽丽不知道的是,在同一天,北京阅兵前夕的8月28日,广州有4名维权者因邮寄印有一名“709”被捕律师头像的T恤而被拘留,他们的邮寄目的地就包括北京。

此事之后两天,房东上门要求樊丽丽在3天内搬走。樊丽丽对房东那嫌恶的口气印象深刻,房东说她丈夫犯事了,担心这房子被她家住过还租不租得出去。

那是彷徨绝望的三天,她终于不得不向父母说明戈平出事了。她之前都是瞒着父母,自己在房间里落泪。她开不了口,于是给父母写了封信,没想到父母看信后没有一句追究,只是说“搬就搬吧”。但找不到地方搬,樊丽丽只好先送走了父亲,又亲自送戈平的大哥回老家。临别时大哥问她什么时候来接回他,樊丽丽回答“两个月”,大哥就一直念叨“两个月、两个月……”

以上种种都是樊丽丽独自经历的,“709”家属中最活跃的李和平妻子王峭岭和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在11月才第一次找到樊丽丽,“跟她们一起以后痛苦减轻了很多。”樊丽丽说,她们三人在一个群里说说衣服谈谈孩子,就快乐了许多,“我第一次认识其他‘709’的人,一见面就好像很熟了,没有一点隔膜,可能是同病相怜吧。”

12月8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满前一个月,樊丽丽带着善儿同其他家属、律师一起到天津交涉,她感到“人多势众”的振奋,觉得那是“709”以来最“提气”的时刻。然而,共同行动期间,樊丽丽只能喂善儿吃事先煮好的鸡蛋,一向乖巧的善儿总是哭闹,樊丽丽气急下手打了孩子,当天晚上善儿却开始拉肚子发烧。

樊丽丽至今感到负罪:“我没想到孩子是因为不舒服才哭的,那是我第一次打他,也是唯一一次打他。”那次之后,过去身体很好的善儿总是多病,长得也慢了下来,樊丽丽不再敢轻易带着孩子奔波,她干脆在天津租了房子住下,但是这样就难以常常和王峭岭、李文足见面,也错过许多与外国人权官员和记者的会面。

近几个月,警方多次约见樊丽丽,要求她不要与其他家属往来,还让她看了戈平的视频。樊丽丽回忆说,那视频由两段画面组成,第一段中戈平穿着深色的厚衣服,胡子拉碴,精神状态很差,第二段中穿着浅色衣服,刮了胡子,状态稍好些。樊丽丽说她非常清楚警方跟她的接触都是有所图谋,但她总也忍不住去见面听听有没有戈平的新消息。

7月15日戈平被提起公诉后,樊丽丽知道已经到了必须要发声抗争的时刻,但对善儿的顾虑仍最让她难以全身心投入。

同时,警方联系她称戈平自己聘请了律师,她聘请的律师不得会见。樊丽丽要求见“戈平聘请”的两位律师,却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不能把他们的个人信息泄漏出去,她照做了。警方向她声称两名律师都是刑辩高手,而樊丽丽见到这两位律师后得知,他们执业以来都以商业案子为主。

警方进一步又要求她解聘之前的她指定的两位律师,并警告樊丽丽不能写文章发声、不能跟其他家属见面,否则会影响戈平的判决结果。这一次,樊丽丽不愿再顺从,她向其他家属和律师寻求建议,并决定拒绝解聘原有律师,且不再回应警方的约见。

“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可能影响戈平的判决结果?法律是儿戏吗?判决看心情吗?”樊丽丽说,“如果能出来就会出来的,不能出来我也认了,我做过努力就不后悔,不做会后悔,以后孩子会问,爸爸失踪了,妈妈做了什么?”

尽管知道前路晦暗维艰,但樊丽丽说:“我还是挺感谢戈平的,他让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真相,我现在才是活在阳光下,‘709’成就了我,不再像猪一样活着。”

“不抗争谁也逃脱不了。”樊丽丽说。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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