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书写抗争并非客观中立,而是诚实和清醒

从“抗争报导”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时刻有“自反与自省的自觉”——不断自问,“我与受访者是太近还是太远?”“我对受访者是否有偏见?”“我对受访者的说法有足够的审视和批判吗?”“我对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价值篮子吗?是否受到了采访对象的影响?”“我的价值篮子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调整?
从“抗争报导”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时刻有“自反与自省的自觉””摄:GREG BAKER / AFP

在堪称“新闻教科书”的美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中,男主角Will McAvoy对刻板的“客观中立”有一段经典调侃:如果共和党说“地球是平的”,民主党说“地球是圆的”,《纽约时报》的标题就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就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达成一致》。Will把这种现象称为“虚伪的客观”。

这个调侃中,《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事实,但只是表面事实──为了避免在谁是谁非上表态,是非不分地“乡愿”了一把。读者也会糊涂:难道地球的形状还没有定论?

在真实的新闻世界中,媒体和记者的“虚伪客观”随处可见。他们有时是为了避免判断,有时是避免得罪当权者或利益方,有时则是缺乏挖掘背后真相所需的意识和能力,即“结构性思维”。

报导需要深挖问题的“结构根源”

通过真实的例子来看“虚伪的客观”和“结构性思维”,会更有现实感:端传媒在去年12月刊出长文《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

在长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文新闻世界中,能有一篇文章深度介绍维吾尔人的宗教和生活困境,实属难能可贵。但走到问题剖析一层,“He Said She Said”式的“虚伪客观”仍然阴魂不散。将治理死结归因于“循环论证”,缺少了对两个问题的追问:

第一,这种“循环”是怎么开始的?文章作者也提及,中共管辖之前,维吾尔人本是相当世俗化的伊斯兰信徒。是什么让他们开始原教旨化?跟中共自始至今的“军团管理”是否有关系?

第二,“循环”中的政府和维吾尔人两方,是对等的吗?文章对“循环”的描述,让人感觉双方对现状有对等的责任,由国家权力垄断的话语权和强制力却没有被计算在内。

然而,海外的“压迫”论述,在信息封锁下真的能传递到普通的维吾尔人,从而成为“反抗”的主要来源吗?维吾尔人的日常“反抗”,如坚持带头巾——真的符合国家的“暴恐”论述吗?

引入以上两个对“结构”的追问(当事人或群体置身于怎样的外部社会建构?这一建构对当事人或群体如何压迫?)不难发现,将新疆治理问题描述为“循环”,是值得商榷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问题,都处于自身的“结构”中,是“结构”让问题难以解决,让群体和人陷于困境,缺乏“结构性思维”的报导,对当事人难免不公平。新闻也会因为“虚伪的客观”,成为一种保守势力,而非改变的推动力。

在中国大陆,“结构”的主要来源是政治体制。但主流新闻业者对体制批判讳莫如深,“不得不”在“虚伪的客观”中打转。“理中客”(理性、客观、中立)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的象征,过去被推崇备至,现在却成了民众的讽刺用语。

“结构性分析”的方法与局限

在“书写抗争”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今夜无人致谢》曾有说明:“抗争报导”本身就是抗争、就是运动。因此对于“抗争报导”的书写者,拒绝“虚伪的客观”,有意识地进行结构性思考,至关重要。

要进行“结构性”分析,最基本方法是分析当事人的身份特征,比如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域、肤色等等,然后分别评估身份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从中就能看到:当事人是否面临结构性压迫。

结构性压迫越少的当事人,在社会地位上相对强势,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动性较高。但在“极权社会”中,除了身份上的强势或弱势,还要重点考虑“政治打压”因素。政治气氛越紧张,当事人异议程度越高、博弈能力越低,其面临的政治打压就越严重,当事人就越弱势,甚至会抵消身份带来的能动性。

基于身份和政治打压的“结构处境”评估,可以提示书写者要怎样理解自己的受访者、用哪些元素分析事件、资料怎么收集、采访怎么设计、书写怎么深入。

然而,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结构性思维”的作用,仅限于让书写者看到弱势和弱势的原因,但弱势等于正义吗?“抗争报导者”应该无条件地跟弱势者站在一起吗?显然不是,更多更深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让我们明辨是非。例如维吾尔人受到压迫,并不说明投奔ISIS就是正义——这并不像地球是圆是平那么简单。

越来越多的媒体批评者提出,完全的“中立客观”并不存在。更多政治批评者强调:“正义”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每个人无可避免都有“立场”,每个人都会通过“立场”对“事实”进行筛选折射,提炼出基于“立场”的“正义”,书写者更是如此。很多传统新闻业者,将隐藏立场、淡化立场表述为“没有立场”、“中立”,恐怕是不够诚实的。

“抗争报导”的书写者,由于其“新闻”和“运动”的双重属性,应该明确立场(即诉求)。这样,书写者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做什么,否则不成“运动”,也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这个立场必须是公开且诚实的,这样,读者和公众才能去检视故事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从而决定是质疑还是采信和认同,否则不具备成为“新闻”的可能。

而这样的要求,给每个“抗争报导”的书写者带来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抗争报导”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立场?第二,如何在有立场的情况下,保障报导的真实性?

明晰自己的立场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回到每一个“抗争报导者”自身去回答。我曾经与有志成为“抗争报导者”的青年人分享过经验。一开始,我请大家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几项价值,并为这些价值排序。他们列出了平等、自由、美、民主、善良、多元等等,排序也各不相同。这些价值和排序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光谱上的立场。

我在此给出自己的价值和排序:平等、自由、多元、民主。我将“平等”排在“自由”前面,基本意味着我属于“左翼”,再结合我认为保障平等和自由是文化多元的前提,民主而非权威是实现前三者的手段,可以说我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者”。

每个抗争报导者选取的价值和其排序,就是他们的“价值篮子”。总体而言,我认为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应该是认同抗争而反对极权社会的。尽管每个人对取代极权社会的方式以及目标社会,难免有千差万别的想像。

“篮子”里的东西,而不是对方的苦况,或者跟对方关系多好,决定我多大程度跟受访者站在一起。同时,我也会用“篮子”里的价值作为最终目标,去问自己和受访者:我所报导的这场运动,究竟指向的是哪里?相对我选择的价值目标有怎样的分歧?有怎样的效果和意义?

我在2012年卧底采访过毛泽东主义组织“乌有之乡”,从我的“篮子”出发,我并不认同毛泽东主义及他们对毛的崇拜。但我的“篮子”也会提醒我,作为多元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有意义,也有被看到和表达的权利,不应受到主流话语的遮蔽和当局的打压。

我在那篇报导中采取的做法是:了解他们的活动和组织方式之外,更去分别深究“乌有之乡”不同位置、不同背景的参与者,他们怎么理解毛泽东时代?他们推崇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发现,这个看似高度服从的小组织,每个人都描绘的是不同的图景,彼此间也很少深度交流,只是以简单的话语形式凝聚。

另外,时刻记住自己的“篮子”非常重要,但不代表“篮子”的内容是永恒不变的。相反,缓慢但持续地调整“篮子”的构成和比重,是抗争报导者成长中最重要的功课。

接下来的问题是:有了立场,如何保障报导的真实呢?

保持清醒,拒绝浪漫化书写

传统新闻行业的采编制度,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方式去保障报导的真实性——比如信源信度审查、多重信源核实、音像资料保存、避免自发评论等等。我们在“抗争报导”中都应尽量遵守,但也有现实的困难。

“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往往要具备特殊的履历和位置,才能深入抗争进行报导(这在本系列下一篇“抗争报导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中会具体阐述)。这样的现实,以及政治打压和抗争运动的隐蔽性质,决定着传统采编制度的真实性保障机制会一定程度失效。

例如,被采访者对编辑或其他记者难以有同等的信任,可能不愿配合核验工作;在政治打压事件中,要求警方回应,可能会给自己和当事人带来严重的危险,那么可能需要通过其他知情人或有类似经验的人进行一致性检验,或通过该受访者其他表述的真实度来辅助验证,但误差难免增加。

这种情况下,新闻机构往往需要依靠发表后的反馈,以及报导者的信誉纪录,来判断能否与其合作。这意味着,“抗争报导者”必须对自身的诚实有严苛的要求:有立场,不代表报导者能直接用立场去书写评说,更不能因立场而扭曲事实的表述,而仍然要通过事实和他人的观点来展现事件、记录运动,才能写出被新闻行业检视和接纳的作品。

但相比于具体事件细节和话语的真实性,对“抗争报导者”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坚持凭借自己所信仰的价值,来审视运动的社会意义,引发更深沉的追问——不浪漫化运动,也不放弃对其效果和正当性的拷问,从而令“抗争报导”本身,能够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在采访过程中,书写者很容易因为被对压迫者的愤怒、对压迫遭遇的同情、运动者的道德魅力和运动的激情洗脑,而拔高运动,甚至无视或隐瞒其中的复杂和问题。当你面对一个经历过酷刑、正在努力重新站起来的人,你是否忍心追问他与他的运动参与者,他对运动意义的高度描绘,会否只是自我恢复过程中的幻觉?

然而,被情绪蒙蔽的文字是对不起读者的,也过不了时间这一关。

要克服这种“洗脑”,我从“抗争报导”中学到的最重要原则,是必须时刻有“自反与自省的自觉”——不断自问,“我与受访者是太近还是太远?”、“我对受访者是否有偏见?”、“我对受访者的说法有足够的审视和批判吗?”、“我对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价值篮子吗?是否受到了采访对象的影响?”、“我的价值篮子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调整?”

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说,“结构性思维”会带人进入一个极其复杂和不公的世界,常让人感到绝望无力,“自反与自省的自觉”,就意味着自我拷问将无穷无尽,不能有一刻得过且过。久而久之,对个人的承受能力和情绪处理,都构成严重的考验。

在《今夜无人致谢》中,我写到:在我心目中,“抗争报导”的意义,在于追问“人类如何度过黑暗时代”。那么,即使再痛苦也要保持诚实与清醒,则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必须踏在真实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据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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