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一个容不下万科的社会，不会有前途

愈演愈烈的宝万之争，不仅在资本的量级上不对等，舆论上也不对等：王石和万科团队，舆论上也处于绝对下风。

这结果，一定程度讲，是王石自作自受。

拒绝宝能的初衷，王石一开始就在万科内部有过解释。去年12月17日的媒体报道：《王石喊话“野蛮人”：万科不欢迎宝能成为第一大股东》，标题就很清楚：他不欢迎的是宝能，而非泛指“民企”。媒体同时披露的王石万科内部讲话，也从无一次强调宝能所谓民企身份。也就因此，当时舆情尚称平静，并无对王石和万科团队的不敬。

但从今年1月30日起，风云突变。在这天的一个演讲中，王石居然扬言：如果民企要做万科第一大股东，“我不欢迎你。”这指向整个民企，再无任何回旋空间。局势至此逆转。群情激愤，连对他很有好感的全国工商联前副主席保育钧先生，也忍不住通过媒体喊话：“王石是错误的”。

王石的确大错，对此怎么批评都不为过。他和万科团队，也为此付出了腹背受敌的惨重代价。但是，王石是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宝万之争是不是真像某些舆论描述的那样，只是所谓“赵家人”之争？这些问题，其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不能一骂了之。

喊“王石错误”的保育钧先生，并不掩饰他对王石的同情。他曾坦率告诉记者，“王石或许想让万科保持被国企控股的状态，担心完全民营化后，政府对其有新的看法。”保育钧先生潜心研究民企二十年，对民企在国家政治生态中的微妙处境深有体会，一眼看破了王石的苦心。王石自己对其苦心也有委婉解释，在1月30日那个惹大祸的演讲中，他就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纯民营的企业不可能成为行业老大，因此万科必须要引入社会主义体制的、国营企业的成分。所以这么多年来，万科一直是华润集团占第一大股东。”换句话说，民企在政治上极敏感。企业做得越大，政治风险越高。大企业要规避风险，必须跟民企拉开距离。何况万科属于顶级房企，一举一动更为政府所关切。万科因而必须向体制内政治正确靠拢，即向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拢，产权上的某种国企成分，则是保障其“社会主义”定位、让政府放心的一大法宝。所以，其“不让民企做第一大股东”之说，折射的其实是民企政治上的尴尬与卑微。其言固谬，但何尝不是其情可悯。

但也不能说，王石不让民企做第一大股东，都是政治上的不得已。政治上的不得已只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其个人理念及万科定位。王石一再说，他和万科团队本来有机会绝对控股，但没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大很大的野心，即要把万科打造成举足轻重的企业。我理解其所谓举足轻重，应该不只是经济体量上的举足轻重，而主要是社会意义上的、人文意义上的。即他们的野心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企业，一个伟大的公众企业。正是这定位，奠定了万科的人文底色。

万科因而跟中国所有国企民企都不同。企业文化不同，产权结构更不同——王石称之为“最典型的混合所有制”。其实就是股权高度分散的公众公司，即以中小股东为主体的公众公司。这种公众公司最忌惮的就是大资本控股。如果是国家资本控股，则与国企无异；如果私人资本控股，则与私企无异，它们都违反了股权分散化、多元化、民主化的原则，都会颠覆万科的公众属性。而公众属性是万科的命根子。

就此而言，万科向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拢，并不都是违心。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念，很可能是真诚的。只不过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跟官方的理解不同而已，或者说他们是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旧瓶，装他们的新酒，其“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公众公司所体现的社会所有、混合所有。这点上既区别于传统的国家所有制，也区别于纯粹的私人所有制，而更接近二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概念。

这就意味着，万科不仅是企业，也是价值共同体。正因为是价值共同体，王石及万科团队有一定的使命感，不会满足于只赚钱。万科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主导的企业，聚集了一帮不安现状的知识精英，试图基于专业立场，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他们的社会理想。所以王石才会坦然宣称，“我们为中国的转型往前发展。”

很自然地，从他们的角度，不可能跟作为大资本的宝能和平相处。他们骨子里就鄙视宝能。这在去年底王石对万科团队的内部讲话中，已经暴露无遗。他把宝能称作“野蛮人”，而且说称其“野蛮人”还是客气的。定义文明还是野蛮的标准，是能否守规则，有没有信用。在王石眼里，宝能是一家不守规则、没有信用，总之不值得尊重的企业。

王石对宝能的定义，并非没有依据。如他所称，作为同行，尤其总部在深圳的企业，彼此知根知底。宝能形式上属于民企，但实质未必如此简单。2007年，我作为南方周末记者，对保育钧先生有过专访，标题就是：民企上层已进入特殊利益集团。这篇专访中，保育钧先生有一个论断：“民营企业界内部分化非常厉害。民营企业群体内部的落差，超过整个社会的贫富落差。”作为2012年成立的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宝能居然能拿下金融拍照，进入寿险、财险诸领域，并且短短三年内，保费规模从百把亿跃升到六百多亿，这样的“弯道超车”，哪是普通民企做得到的。宝能显然属于进入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民企上层，并且野心勃勃，攻城略地的手法极其粗放。如王石在万科内部讲话所披露的，不仅其购买万科股票的第一笔钱来自万能险，很可能属于短期债务；而且“层层借钱，循环杠杆，没有退路。”这是王石和万科团队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会带来巨大风险：“一直这样滚雪球滚下去，就像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垃圾债券、杠杆收购，一旦撑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才是万科跟宝能的最大冲突，即文明冲突，很大程度上类似中原农业文明地区跟北部游牧民族的冲突。沉迷于金融投机的宝能，利用其本质上属于游资的天量险资，肆意围猎实体企业，所有围猎都是短期行为，赌一把就走，赌赢了收益是自己的，赌输了损失是千千万万投保人的。作为实体企业的万科不然，一切安排基于百年之计，一切收益来自精耕细作。对大资本尤其游资有着天然的警惕和排斥，这跟中原农业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警惕和排斥如出一辙，实际上视之为“夷狄”。但是，也正如中原农业民族常常不敌游牧民族，王石和万科团队很难抵挡“野蛮人”，何况作为官商资本的“野蛮人”，居然跟作为国家资本的华润联手。王石及其团队的出局，万科的沦陷，至此几无悬念。

万科的沦陷无疑是悲剧。万科从此不再是公众企业，不复为价值共同体。更大悲剧在于，一场向着未来，向着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实验，或将从此终结。即便王石和万科团队出走，另起炉灶，但今天已经没有了当年万科得以夹缝生长的独特水土，王石本人怕也没有了当年的心力尤其万丈豪情。即当年的万科在今天已经很难复制。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而大资本——无论作为国家资本的华润还是作为官商资本的宝能——其实收获的也只是鸡肋，因为没有了王石及其团队的万科，将不复为万科，不复有万科的信用，而信用才是万科真正的经济增长点。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导致这样的结局，王石本人无疑要负很大责任。其责任不仅在于大嘴，更在于：犹如中原农业民族不能构筑起针对游牧民族的有效防线，王石及其团队，对股权过于分散带来的安全隐患也缺乏足够重视，纵然后来有所发现，但从股权角度构筑防线已经来不及。但无论王石及其团队有着怎样的失误、怎样的问题，都不妨碍万科曾经的美好。它所提供的产品，是中国其他房企都无法提供的，或者说它提供的不只是房产及服务，它提供的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全新的价值理念。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在对新生活、新理念最敏感的阶层中，即在中产和知识阶层中大受欢迎。当然，对它的争议、非议从来也不少，即便今天面临绝境，仍不乏冷嘲热讽乃至幸灾乐祸。但我对此很难苟同。万科落败，落入作为国家资本的华润手中，无非央企版图的扩张而已，无非央企多一个与民争利的吸管而已，那些冷嘲热讽乃至幸灾乐祸的人，难道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这种冷嘲热讽乃至幸灾乐祸，毋宁说更真切地折射了社会溃败这一让人绝望的现实。

就在我快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从微信朋友圈上读到了老友伍继延对王石的一段回忆：“1989年的这个时候，老王正和朋友们把有关人士偷渡到香港，他为此付出了失去自由一年的代价。”我跟王石素昧平生，听说他的这段经历，颇感惊讶，同时豁然开朗。王石和万科团队后来选择的路，即在人文上的坚持，从这里，得到了部分解释。但我也深感时下某些舆论的偏执。王石曾经的光荣鲜为人知，某些舆论所刻意渲染则是另一面，即王石的高干家庭背景，并因其高干家庭背景，把他彻底推到所谓“赵家人”一边。作为公众公司的万科，跟作为官商资本的宝能，及作为国家资本的华润，仅仅因为王石的这一家庭背景，便没有了任何分别。既然只是“赵家人”之争，舆论怎样从背后补刀，就都理直气壮。出身不同，即为异教徒，无论他做过什么。这种新的身份论竟大行其道，可见民间思想力的贫乏到了何等程度。

万科已矣，美好都成往事。但无论如何，万科毕竟有过美好，这就够了。它的任务本来就是社会实验，实验任务之一，则是测试这个社会对美好的容忍极限。曾经有过容忍，但今天不复有，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不复有。这是万科的悲剧，但何尝不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一个容不下万科的社会，不会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