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了，我就说出来，无惧政治风险，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责任。茅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述说常识之时，总是那么平静，待所有人，总是那么平易，对仇视他的那些极端势力，也是按照传统儒家伦理处之：报之以直，而不报之以怨。报之以直，就是直言相告，不曲意逢迎，也不闪藏观点。如果明明知道真相、真知，却藏之于心，要选择在最安全之时，或者不损害自己利益之时抛却出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获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网络图片)
尊重常识改变中国
也许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们不能像刘晓波那样，通过签名方式向中共提出零八宪章这样的政改方案或政治倡议书，但像茅于轼这样，和缓地发言，不停地复述常识，既有社会进步的建言，又含有普世价值倡导，既敢于涉及意识形态敏感话题，又有学术性的课题研究，这样的公共知识传播，其进步亦不可小觑。
当局许多谎言，经茅老一点拨，就会引人思考，并做出符合常识、常理的判断，
谎言也就不攻自破。
当局总是有意无意地宣传，中共治下，解决了数以亿计人口的温饱，似乎是了不起的功业。
茅老如是说：中国的农业一向是很高效的。满清时代每次打败仗都要被赔款。这一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落在农民身上。因为那时候别的产业产出很有限。尽管如此，国家都顶过来了，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抗战八年中日本人在中国大肆收刮粮食，再加战争对生产的全面破坏，中国的农业也顶过来了，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但是解放后由于对公有制的迷信，造成对工农业的大破坏，特别是农业。五十年代初实行统购统销，取消了农产品的市场，接着搞合作社，初级社还没有稳固就强迫农民组高级社，大跃进时直接建了人民公社。从1949 到1978的29年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吃饭问题变成中国的第一大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除非发生特大的干旱或洪涝，造成多个产粮区绝收，这样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灾难，当然，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也会造成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茅老说，满清多次割地赔款还有抗战多年，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为什么中共治下的五十年代就出现了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共垄断了粮食供给，从生产到供给全面控制，市场机制完全被取消，粮食不能自由流动，即便卖儿卖女，也不能得到粮食，何况，没有市场，想买卖儿女也不可能，而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逃荒要饭也成为不可能。可以说，毛时代的专制强权，直接造成了中国五十年代的人道灾难。国家或政府应对灾荒，在孟子时代就已被公开讨论，丰年人们向政府交粮，那么灾年，国家就应该予以救济或调济，这是早已是社会共识或公理，但毛时代完全背弃了公理与常识，高层一心只想着保障城市供给，甚至支援其它共产主义国家，国民的牺牲完全被漠视。
毛时代粮食危机的真正解决，是安徽小岗村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分田到户改变的，所以无论是恢复常识，还是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并不是当政党的创举或发明，而是农民为了生存，自发地突破中共体制禁锢，引领中国进入常识时代（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
我曾经在微博中说：说真话是最伟大而真诚的爱国方式,如果当年在大量的人说真话,58－61年就不会造成大量国民饿死,如果66年开始有大量的人说真话,文革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在中国,不是说真话的人多了,而是少了。说真话有时会刺耳,甚至会被人视同异见,或当成敌对者,但没有大量说真话的人,社会或国家就会非常危险。
茅老的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世界如果没有正义，人类将会怎样？那就是丛林。主持正义首先靠政治力量，中国古人造字，“政”字，是正文，正文，就是统治或政治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文本，这个文本是讲规则的，是正义的，讲道理的，当然，也是讲法治的。而繁体字“義”从羊从我，既有善之意，又有自我主张之义，甚至还有献身之义。当一个人看见正义，并为实现正义而行动之时，是容不得回头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进，或者，是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或牺牲。义需要一往无前的行动，而公共知识分子，说真话，普及常识，传播普世价值，就是践行社会正义。
一个希望通过民间智库影响社会进步的人，一个每天重复常识的人，终于获得了国际媒体的肯定，2012年3月下旬，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岁的茅于轼获得该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是的，这个奖是给所有争自由言论、希望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人们一个鼓励，但在中国，另一种声音，来得却更为猛烈，2013年，茅于轼到辽宁沈阳和湖南长沙做演讲，遭到电话骚扰以及现场抗议而被迫取消，沈阳示威者打着横幅 “打倒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警惕茅于轼串联煽动推翻共产党，把中国变成叙利亚”等；长沙示威者打着横幅“茅于轼是反民族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狗汉奸”。 抗议一个学者居然可以走上街头，显然这不是一些个人自发行为，而有官方背景的政治行动，茅老为什么会激起如此“民愤”，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
因为茅老说了一些常识性的真话，2012年8月，茅于轼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说：“钓鱼岛没有常住人口，没有GDP，更没有税收，如果海水涨了把它淹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为了这件事造成冲突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算了。”在新浪微博又说：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茅老还反对造航母：我不同意拿国家的钱去造航空母舰―――不造航母，钱可以用于消除贫困、艾滋病治疗、改善气候变暖等等困扰的问题。湖南方面对茅老的抗议，更可能是因为他“侵犯”了毛泽东的形象，2013年8月31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修改版，认为毛泽东因为迷信权力，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祸害国民的人民公敌。
作为经济学家，茅老许多话语都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讲道理，显然这与当局的政治正确不相符，也与爱国主义者们的爱国热情高于经济实利不相符，特别是主张将毛泽东还原成人，认为毛泽东文革之时已沦为人民公敌，这让毛迷信非常痛恨，这些人已陷入政治迷信之中，无法接受社会真相与常识。
其实，毛泽东从接受原教旨马列主义开始，就已陷入阶级恐怖主义之境，通过划分阶级制造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分裂人民，制造社会冲突，撕裂民间社会，进一步成立苏联在中国的基地组织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利用抗日战争机会，获得合法的后方发展空间，延安时期又利用宣传民主宪政，打土豪分田地，获得农民与知识分子以及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终于达到推翻民国政府之目的，建政后开始毁弃一切历史承诺，走向反人民反民主法治的独裁专政之路，所以，茅老将其限定在文革罪恶，并不确切。
民主，是每一个人做为自己做主，前提是需要每一个人争民主，需要每一个人主张正义，享有民主的前提，是争民主，如果一个民族特别是其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不能为社会争民主，那么，不可能享有民主。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而让自己说真话，并不一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每一个人凭着良心说话，每一个知识分子无所畏惧地说话，这个社会才有真正的安全，都不说话，必然都不安全，一部分人先说真话，先说真相，整个社会需要联动起来，形成真话链，形成说真话的生态，生态形成了，就不害怕风沙。
结语
尊重常识的政府，才会有善政。善政才能减少社会人为灾害，一些人认为，矛盾激化，可以加速专制政权倒台，促使人们革命推翻极权政治，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恶政或者背负血债的当局，也许更难转型，甚至导致当局采用更为恐怖的方式来管治社会，那样会更不利于社会和平转型，因为包袱太沉重，一旦转型，他们会因过多的罪错受到惩罚（血债血偿），而这会加强他们的拒绝政改的心理。
常识与公理一旦成为人人心中的理性思维一部分，它对社会的改变是春风化雨，只要时机成熟，就可以实现转型。政治恶化造成的政治转型，可能是崩盘式的，当局与百姓可能都成为受害者，而和平的政治转型，则更符合人道原则，当政者只要没有主动做恶，就可以得到宽恕，甚至获得新的政治生命。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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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义无反顾茅于轼
我知道了，我就说出来，无惧政治风险，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责任。茅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述说常识之时，总是那么平静，待所有人，总是那么平易，对仇视他的那些极端势力，也是按照传统儒家伦理处之：报之以直，而不报之以怨。报之以直，就是直言相告，不曲意逢迎，也不闪藏观点。如果明明知道真相、真知，却藏之于心，要选择在最安全之时，或者不损害自己利益之时抛却出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获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网络图片)
尊重常识改变中国
也许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们不能像刘晓波那样，通过签名方式向中共提出零八宪章这样的政改方案或政治倡议书，但像茅于轼这样，和缓地发言，不停地复述常识，既有社会进步的建言，又含有普世价值倡导，既敢于涉及意识形态敏感话题，又有学术性的课题研究，这样的公共知识传播，其进步亦不可小觑。
当局许多谎言，经茅老一点拨，就会引人思考，并做出符合常识、常理的判断，
谎言也就不攻自破。
当局总是有意无意地宣传，中共治下，解决了数以亿计人口的温饱，似乎是了不起的功业。
茅老如是说：中国的农业一向是很高效的。满清时代每次打败仗都要被赔款。这一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落在农民身上。因为那时候别的产业产出很有限。尽管如此，国家都顶过来了，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抗战八年中日本人在中国大肆收刮粮食，再加战争对生产的全面破坏，中国的农业也顶过来了，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但是解放后由于对公有制的迷信，造成对工农业的大破坏，特别是农业。五十年代初实行统购统销，取消了农产品的市场，接着搞合作社，初级社还没有稳固就强迫农民组高级社，大跃进时直接建了人民公社。从1949 到1978的29年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吃饭问题变成中国的第一大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除非发生特大的干旱或洪涝，造成多个产粮区绝收，这样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灾难，当然，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也会造成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茅老说，满清多次割地赔款还有抗战多年，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为什么中共治下的五十年代就出现了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共垄断了粮食供给，从生产到供给全面控制，市场机制完全被取消，粮食不能自由流动，即便卖儿卖女，也不能得到粮食，何况，没有市场，想买卖儿女也不可能，而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逃荒要饭也成为不可能。可以说，毛时代的专制强权，直接造成了中国五十年代的人道灾难。国家或政府应对灾荒，在孟子时代就已被公开讨论，丰年人们向政府交粮，那么灾年，国家就应该予以救济或调济，这是早已是社会共识或公理，但毛时代完全背弃了公理与常识，高层一心只想着保障城市供给，甚至支援其它共产主义国家，国民的牺牲完全被漠视。
毛时代粮食危机的真正解决，是安徽小岗村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分田到户改变的，所以无论是恢复常识，还是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并不是当政党的创举或发明，而是农民为了生存，自发地突破中共体制禁锢，引领中国进入常识时代（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
我曾经在微博中说：说真话是最伟大而真诚的爱国方式,如果当年在大量的人说真话,58－61年就不会造成大量国民饿死,如果66年开始有大量的人说真话,文革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在中国,不是说真话的人多了,而是少了。说真话有时会刺耳,甚至会被人视同异见,或当成敌对者,但没有大量说真话的人,社会或国家就会非常危险。
茅老的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世界如果没有正义，人类将会怎样？那就是丛林。主持正义首先靠政治力量，中国古人造字，“政”字，是正文，正文，就是统治或政治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文本，这个文本是讲规则的，是正义的，讲道理的，当然，也是讲法治的。而繁体字“義”从羊从我，既有善之意，又有自我主张之义，甚至还有献身之义。当一个人看见正义，并为实现正义而行动之时，是容不得回头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进，或者，是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或牺牲。义需要一往无前的行动，而公共知识分子，说真话，普及常识，传播普世价值，就是践行社会正义。
一个希望通过民间智库影响社会进步的人，一个每天重复常识的人，终于获得了国际媒体的肯定，2012年3月下旬，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岁的茅于轼获得该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是的，这个奖是给所有争自由言论、希望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人们一个鼓励，但在中国，另一种声音，来得却更为猛烈，2013年，茅于轼到辽宁沈阳和湖南长沙做演讲，遭到电话骚扰以及现场抗议而被迫取消，沈阳示威者打着横幅 “打倒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警惕茅于轼串联煽动推翻共产党，把中国变成叙利亚”等；长沙示威者打着横幅“茅于轼是反民族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狗汉奸”。 抗议一个学者居然可以走上街头，显然这不是一些个人自发行为，而有官方背景的政治行动，茅老为什么会激起如此“民愤”，享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
因为茅老说了一些常识性的真话，2012年8月，茅于轼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说：“钓鱼岛没有常住人口，没有GDP，更没有税收，如果海水涨了把它淹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为了这件事造成冲突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算了。”在新浪微博又说：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茅老还反对造航母：我不同意拿国家的钱去造航空母舰―――不造航母，钱可以用于消除贫困、艾滋病治疗、改善气候变暖等等困扰的问题。湖南方面对茅老的抗议，更可能是因为他“侵犯”了毛泽东的形象，2013年8月31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修改版，认为毛泽东因为迷信权力，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祸害国民的人民公敌。
作为经济学家，茅老许多话语都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讲道理，显然这与当局的政治正确不相符，也与爱国主义者们的爱国热情高于经济实利不相符，特别是主张将毛泽东还原成人，认为毛泽东文革之时已沦为人民公敌，这让毛迷信非常痛恨，这些人已陷入政治迷信之中，无法接受社会真相与常识。
其实，毛泽东从接受原教旨马列主义开始，就已陷入阶级恐怖主义之境，通过划分阶级制造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分裂人民，制造社会冲突，撕裂民间社会，进一步成立苏联在中国的基地组织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利用抗日战争机会，获得合法的后方发展空间，延安时期又利用宣传民主宪政，打土豪分田地，获得农民与知识分子以及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终于达到推翻民国政府之目的，建政后开始毁弃一切历史承诺，走向反人民反民主法治的独裁专政之路，所以，茅老将其限定在文革罪恶，并不确切。
我知道了，我就说出来，无惧政治风险，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责任。茅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述说常识之时，总是那么平静，待所有人，总是那么平易，对仇视他的那些极端势力，也是按照传统儒家伦理处之：报之以直，而不报之以怨。报之以直，就是直言相告，不曲意逢迎，也不闪藏观点。如果明明知道真相、真知，却藏之于心，要选择在最安全之时，或者不损害自己利益之时抛却出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民主，是每一个人做为自己做主，前提是需要每一个人争民主，需要每一个人主张正义，享有民主的前提，是争民主，如果一个民族特别是其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不能为社会争民主，那么，不可能享有民主。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而让自己说真话，并不一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每一个人凭着良心说话，每一个知识分子无所畏惧地说话，这个社会才有真正的安全，都不说话，必然都不安全，一部分人先说真话，先说真相，整个社会需要联动起来，形成真话链，形成说真话的生态，生态形成了，就不害怕风沙。
结语
尊重常识的政府，才会有善政。善政才能减少社会人为灾害，一些人认为，矛盾激化，可以加速专制政权倒台，促使人们革命推翻极权政治，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恶政或者背负血债的当局，也许更难转型，甚至导致当局采用更为恐怖的方式来管治社会，那样会更不利于社会和平转型，因为包袱太沉重，一旦转型，他们会因过多的罪错受到惩罚（血债血偿），而这会加强他们的拒绝政改的心理。
常识与公理一旦成为人人心中的理性思维一部分，它对社会的改变是春风化雨，只要时机成熟，就可以实现转型。政治恶化造成的政治转型，可能是崩盘式的，当局与百姓可能都成为受害者，而和平的政治转型，则更符合人道原则，当政者只要没有主动做恶，就可以得到宽恕，甚至获得新的政治生命。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