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荆陵对我说，有时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现在做事先取势后取力。先务虚后务实，现在就是把一些隐藏在民间的反对力量找寻出来，让他们不再恐惧，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在如何找到将全国的反对力量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的节点问题上，他向我讲了4.29纪念林昭的模式，随后我们还交流了一下独裁倒台的三种模式。在交谈中，当我的观点出现谬误时，他不会直接指出来，更不会争论，他会说另外一件事让我思考，然后反证我的谬误。他的谆谆教导，犹如暗夜的星辰，指引着如我一样的那些寻路者前行。
我2008年在网络上与唐荆陵相识，那时我在网络上是个愤青，他是在网络上发民主广告的民主小贩。经过几年的相处，思想的磨合，他的为人处事，对独裁专制的认识高度，对怎样去实现自由民主路径，人权宪政的理念，及他身上无时无刻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折服了我，我愿意成为一名非暴力不合作旗帜下的斗士，去践行公民不合作运动。
2009年在昆山那时，我在现实生话中十分压抑，经常上街举牌表达自己的言论，结果被国保喝茶，隐性驱赶，工作十分不稳定。因为过去的苦难，加上网络中和朋友的交流，己经意识到要和这个政权做出决裂了，觉得应该为自己几十年的生命作个交待，不能再浑浑噩噩了，就在现实中找朋友抱团取暖。我在网络中认识很多人。浙江的老K，由于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信息，现在己不知在何处。风风火火的屠夫，吴淦大哥，我永远跟不上他的脚步，经常电话联系他，一会在四川的邓玉娇案件维权的路上，一会在湖北石首，一会北京。经济能力决定了行动能力，对于我这个小打工仔对他是望尘莫及。还有福建思宁老师，法律知识，各种学问，在语音平台上讲得非常精彩，可惜年龄六十多岁了。年龄和学问及社会经历相差太大，不适合投奔。还有亲爱的张健大哥，可惜他在法国，无法追随。当然还有很多的RC平台上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有个当过兵的愤青叫孙德胜。最终我选择了广州，投奔唐荆陵。
认识唐是在QQ群里，他是实名，我是网名。他在发广告，《公民赎回选票行动》，他在前面发，我在后面骂，本来就没有选票，好不容易有一张你还叫别人不要去投，傻子。骂他，他就发个笑脸，也不生气回应，因为他很忙，忙着发贴。最后发现他公开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自己的家庭住址，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麒麟冈南路1号404房，还有手机号码。我就加他好友了。慢慢地看他的空间，一看了不得，这人很反动，说的都是我想说但不敢说的话，《告别专制五千天倒计时》、《六四静思节》、《4.29祭奠林昭日》。这人还敢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是不是钓鱼的？我就把他的空间推荐一个扬州的朋友看，他就说这个人说的这么厉害，居然没被抓，很可疑的，99年有个沈阳的青年在网上六四的前几天说几句话就被劳教三年。
我没事就发信息，提问题，做什么事咨询他，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只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你就去做。后来了解他曾经是律师，因为维权，没有律师事务所挂靠，一直待业中，还是湖北老乡。
我虽然愤，但我不暴力。从小失去父亲的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不单单对他自己，还有对家庭的重要性。暴力可以摧毁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但绝对建不起来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在众多的革命理论家中，是他唐荆陵率先在中国推行了非暴力不合作理论，践行了公民不合作运动。他的理念对我来说，犹如一个人在沙漠中茫然失措，神疲力乏，口干舌燥，突然发现一条清澈的暗河，那河水包治百病。所有的愤怒，抱怨，焦虑，恐惧都减轻了。他能让勇敢者稳步前走，能让懦弱者镇定守护。理性的光芒打开了，自由的道路不远了。
记得那是2010年的10月28日我来到广州，准备在广州生存下来。身上背了一大包行李，左手拎着电脑主机，右手提着显示器从广州东站下车。大约是上午8点多钟和唐电话联系后，我把大行李放在车站寄存处寄存，左右手拎着电脑主机和显示器从东站坐808公交车到京溪路口。
下车一看，后面是三九脑科医院，左前面是南方医院人类脑科学研究所的巨大广告牌，右边白云交警大队。再打电话联系说往白云交警大队里面走点，1号家属楼，铁门开着上四楼。我的脑子闪了下，会不会被钓鱼的送到精神病院啊，我的怀疑症又开始发作了。自从2001年当兵回来，我的神经就出现问题，焦虑，恐惧，神经过敏，有点小病总以为自己得了绝症，看过很多励志和心理咨询的书，也看过心理医生，还曾被误诊为抑郁症。那是部队两年的恐怖生活带来的后遗症。但正常的思维告诉我，不会的，大不了看不起我，不理我就走人。
那天是晴天，广州的天气还有点热。满头大汗的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唐。他笑盈盈地对我说，是小孙吧，快进来，不用脱鞋。我就拎着电脑主机和显示器进去了，他招呼我坐在沙发上，把我的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放顺后，就给我沏茶。
写到这里我的眼中己经有泪，写不下去了。唐荆陵先生就如夜空中最亮的星，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他照亮我的前行。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朋友的身份进入城市市民的家中。如果不是来到广州认识唐荆陵，我想我不是在哪个傍晚或者哪个清晨，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再或者干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因为活着太痛苦，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没有地方去倾诉。没有人尊重我，没有人理解我。当一个人困苦的时候，让他找回重新做人的勇气。就是给予他尊重，理解及信任。
我坐下缓过神后，我一直在喝茶，他一直在给我添，广东的茶就是这样一次总喝不饱。他脸上一直带着自信和谦虚的微笑，中等精干的身材，小国字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我不善长描写别人的样子，他给人一副清秀的知识分子的样子。说话总是那么理性，语速平缓，字正腔圆的，音调不高，却让人听得十分清晰。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并说准备在广州找工作。他让我先找个房子住下来，边找工作边认识广州的朋友。
接着我又将我二货精神发挥出来了，就问他老是发一样的广告没什么用，没有多少人回应。他说有时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现在做事先取势后取力。先务虚后务实，现在就是把一些隐藏在民间的反对力量找寻出来，让他们不再恐惧，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如何将全国的反对力量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的节点，他向我讲了4.29纪念林昭的模式，我们还交流了一下独裁倒台的三种模式。我着重讲了军队的腐败和要求军队国家化的设想，他说独裁政权不会让军队国家化的。还谈到互联网的发展带给反抗力量利与弊，通信顺畅和保密之间选择，谣言对建立自由民主影响。当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事都简单粗略表达一下自己观点。他一直在听，当我的观点出现谬误时，他不会直接指出来，更不会争论，他会说另外一件事让我思考，然后反证我的谬误。然后谈到一个最老套的问题，也是最多人问的问题，独裁专制政体要多久会倒台？自由民主何日会来临？他说共产党十年之内会倒台，自由民主来临最少需要十几年。我说共产党十年之内不能倒台，倒台早了，自由民主可能更难来临。这些都在第一次见面时，简单地交流了下。
唐嫂出来时，已经是九点到十点钟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平时起床都晚一些，平时都只吃两顿。艳芳姐那时工作也被国保搞没了，当时她在一家企业做财务。两个人都失业了，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们聊到十一点多时候，嫂子煎了面饼，邀请我一起吃个便饭。
饭桌上，唐介绍我，这是湖北黄冈的孙德胜，当兵时受到残酷的虐待，心理有阴影，愿神赐他勇气和力量，逃离心魔。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开始祷告，什么词我忘了，大概是求神赐平安喜乐，也为我祷告了。那时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坐在旁边很不适应。他们祷告时我也客随主便，双手握住放在胸前，他们闭着眼睛，我也闭了一下，随即又睁开眼，看到餐桌上的菜，两条红烧的鲫鱼，已经吃了一大半，还有一些腌菜和咸菜。约一分钟祷告完吃饭，嫂子对我说吃不惯饼还有点剩饭，叫我不要介意。我看那饼干干的没油，我扯了半个，吃了还真不习惯。嫂子把饭递给我，我又把饭吃了。后来我查经知道了五饼二鱼的故事，现在想想很感慨。圣经上说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说耶稣独自退到野地里，追随他的人跟了过去，耶稣治了他们的病。天晚了没有吃的了，门徒就说，叫众人散去。耶稣说不用散去，给他们吃的吧。门徒说，这里只五个饼二条鱼。耶稣拿过去对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都饱了，足足有五千人。我没想到偶然的一顿饭，居然有那么大的寓意。回想一下，唐哥的经济那么差，还招待了全国各地的那么多的朋友，光我蹭饭50顿以上。
吃完饭就带我到老庄，见到袁新亭。看租房广告，唐就电话联系业主，帮我就在那边找了个一楼的出租房，150元我自己出的，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些都在茉莉花期间被国保问出来，写在笔录里，做成了档案。中午我又回车站拿到唐家，然后坐车到老庄，下午四点袁新亭叫我晚上聚餐，他带着我到南方和唐会合后，坐车去市中心一个茶餐厅，见了野渡和香港有线记者林建成。
他们正在谈因签署08宪章受到打压的刘士辉律师。我知道野渡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林建诚也简单地采访了我，问为什么对共产党的不满和决裂？我简单说了下当兵时的事。
回程路上我和唐袁同一辆车，唐对我说明天到他家查经，叫袁带我过去，他就先下车了。我和袁一路上聊着天，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位和蔼的大哥哥，宽厚的身材，说话声音轻，但气势足。他是四川人，真名叫什么我不记得，他一直用这个笔名写文章。他曾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因签署《08宪章》工作单位将其解雇了。就在我来的前几天国保还跑到他出租屋搜查，将他的台式电脑给扣押了。他的出租屋也才180元一个月的租金，但房内十分整洁。他对我说原来他一个月有6000多元的工资收入，社保，住房公积金都有，现在只能接点私活，打点散工，帮人改改文章，校正下出版物，广告。最多一个月才3000元还很耗时间，少的时候只有800多元。他对我说，做个职业的革命家行不通，必须有正当的经济收入。一个公民必须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独立的人格。袁是一名编辑，他有职业习惯，经常抓我话语中的病语，语法不对，词用的不恰当，发音不准，表述不清晰。还经常教导我的言行举止要得体。我有些不符实际的想法会跟他说，他会说不靠谱，直接会批评我，而唐总是说多给年轻人一些表现的机会。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家庭教会就是在唐的家里，那是我去广州的第二天晚上。参加的人有唐夫妇，袁，我，还有一位女士，还有陈律师。我记得当时查得是新约马太福音，每人念一段圣经，念完之后唐开始做讲义。然后每个人根据圣经经文中寓意讲一下自己的感悟，他们都讲的挺好的，到我讲时就跑题了。唐就替我打圆场，从大方向讲怎么样怎么样，讲出来还真的是那么回事。
如果不是唐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接触基督教，不会信主。我这个人很顽固，从不信鬼神，小时候和母亲往庙堂跑，那纯粹为了好玩和混点东西吃。十四五岁时我就和母亲作对，砸了她的香炉，撕了黄表纸，砍过祖宗牌位，骂过尼姑、和尚神棍。我到现在都很顽固，我相信我是个罪人，我不信天堂，这点我很顽劣。但我从圣经发现很多哲理，是基督教指明了人类的发展道理，人类生而平等也是从基督教义中延伸出来的，信仰基督教的人生命品质是比一般人要高很多。每当我参加家庭教会唱赞美诗时，我一直在流泪。是唐让我感受到教会的温暖，在参加教会时，认识了很多兄弟姐妹。如果让我信仰一个宗教，我只会选择基督，我现在还只是个慕道友，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归到主的名下。
我记得袁新亭应该是在我去了广州不久就受洗了。过了几天李原风就从湖南老家过来了，他也住在老庄，他原来是在深圳做劳工维权的，被打压跑到广州，前些日子国保还叫人将他的电脑相机等东西盗走了。我们三个人有时一起打羽毛球，一起吃饭拼菜，都是穷鬼，我和老李就点便宜的素菜，袁就点个肉菜，然后大家一起吃，唐也带一些广州朋友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讲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什么土布运动，让大家不要买商品房，买农民自建房，不要买彩票，要我们在生活中尽量节省。他自己是个标准的清教徒，衣着非常节俭，都穿着布鞋，手机用的是二手黑莓才180元，那时我们都喜欢用黑莓，我的是8130才值260元，只能挂个QQ。
刘士辉那时住新庄，回老庄要路过新庄，一天晚上唐荆陵带着我去看他，他被警察绑架受伤了。那次是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广州的朋友聚餐，由于我刚来广州没参加，在家上网看视频，一直在转圈看不到。而去参加人员中有野渡、唐、袁还有其它人都被驱散了，唯独刘士辉出来接人被绑架了，国保把他丢到从化的没有人的郊外，当时12月的天气，郊区晚上非常凉，刘律师穿着单衣，外套在餐厅包厢里没拿，钱包在外套里。手机电池板也被国保抠走了，走到有人的集市，好不容易熬到凌晨4点钟，有人做早点出来后才借到电话报警，派出所的警察很诧异，最后报案回执都没拿到。还是一个好心人将他送回广州。
和刘士辉握手的时候，他的手小而且有点凉，但他的言语所散发的热情让人温暖。矮小而单薄的身板显得干瘪，一谈到政治精神却非常饱满。唐劝他先调养身体，来日方长。后来知道刘士辉是因为代理郭飞雄案得罪了广州国保，律师牌也被停了。过了一两月，他找了个未婚妻，结果茉莉花来了，他脚又被打断了，未婚妻也被国保连哄带骗赶走了，这是后话。
我在老庄住了一个月，每个星期天都去天语教会做礼拜，星期四到唐哥家查经。后来我在京溪路口云锦花园找了份工作，距离唐家才不过三四百米的距离。
我在那家物业公司做保安，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休息2天，工资二千多元。但是很轻松，管理不是很严格，有时上班都跑到唐哥家去玩。我几乎每天都去唐家打扰他们夫妻。他家虽然经济很困难，茶几上总摆放一些便宜的水果，六七十平米的房屋被嫂子收拾得干净顺畅。嫂子一般很少参与一些话题，帮客人泡茶，有时做个便饭，上街买菜，很少让唐哥处理一些家务事，是为了唐哥能有更多精力接待来客。每天都有一些弱势群体受到司法不公的访民到他们家找唐，让他帮分析案情，介绍律师。有一些人都有心理问题向他倾诉，他都耐心地倾听，他不赞成去上访，因为他对这个体制的理解太深刻了。
唐夫妇二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客人在时候，电脑里放的音乐都是《圣经》上的赞美诗。我经常没有预约地跑到他家，唐哥每次开门都是笑呵呵的，从来没有一点不欢迎我的意思。有时我在他家接到家人的电话很大声的说话，我没有意识到打扰他们了，打完唐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我意识到不好意思了。嫂子身体一直不太好，他们那时准备要小孩子，嫂子那年三十八岁，唐哥三十九岁。可是随后两个月，茉莉花事件开始了，嫂子受到了惊吓住进了医院。
唐荆陵把他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一些访民和公民。每次在他家聊天时都有一些人打电话给他，各种各样的事都找他。他用他的智慧和法律专业帮助过不少的访民，但独裁专制的体制如此，他的帮助可能就被扼杀了。一些访民的具体诉求很难得到解决，他只能从心理上安慰他们。我原来问过唐哥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有时间。
2016年6月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