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撰写或编辑了逾30本有关中国的书籍。这些著作的主题涵盖军事、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领导层的描绘。他最新的作品是《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虽然篇幅不长，但大胆地分析了可能会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一些事件。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中国内部的弱点，它与其他列宁主义政权的相似之处，以及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对中国日益失望的原因。
问：自拿破仑以来，世界上便充斥着有关中国的预测。还需要再多一个吗？
答：没人拥有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研究中国的专家应该至少试着解析和理解其中的态势。在中国发展的这个关键节点上，这点尤其重要。里面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
问：你认为列宁主义政党无法长期掌权，可以这么讲吗？看起来它们似乎要么像苏联一样通过高压政策维持权力，因此踏上穷途末路，要么像台湾一样，走向开明，进行彻底的变革。
答：我认为从历史上看，相比自由国家，列宁主义政权拥有的合法性更少、力量更弱、寿命更短。此外，就像你指出的，唯一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实现新工业化经济的列宁式政权是80年代的台湾。台湾在政治上实现了自由化和民主化——就像韩国和亚洲其他的昔日威权政权一样——令它的经济到达了十分发达的水平。这恰好就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要么实现政治自由化，成为发达经济体；要么停留在“强硬的威权主义”，陷入经济停滞。
问：这意味着外界不需要太过担心中国的崛起？或许只需要在军事和外交上保持一点警觉，提防冒险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从长远看会自行消亡？
答：是的。我在上一本书[《中国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中讲过，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国力在很多方面有欠缺。那本书是从外部审视中国，而这本新书是主要从内部着眼。在仔细探究了中国的权力来源之后，我发现它存在多方面的问题，而非优势。结果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对“中国崛起”这种表述一直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它错误地夸大了中国的力量，淡化了它的薄弱之处。
问：中国共产党似乎对苏联的历史有深刻的认识，起初也试图通过改革来避免陷入停滞和衰落。这个改革的时期从何时开始，又在何时结束？
答：我在这本书中提到，也在之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中讲过，对于列宁主义政权而言，政治衰落是一个不可避免而又旷日持久的过程。苏联的衰落持续了27年时间，自勃列日涅夫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开始，直到1991年才最终完全崩塌。赫鲁晓夫一直在努力改革斯大林制度，但勃列日涅夫将国家重新拉回了漫长的官僚主义僵滞状态。等到戈尔巴乔夫试图重启改革，已经太晚了。
邓小平明白这一点，这是他、赵紫阳、胡耀邦在80年代试图解决的问题。然后到1998年，改革派才再度有所作为——这段时期持续了十年，至2008-09年，中国又抛弃了相对的自由化。自那之后，收缩速度加快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崩溃。不过它的确意味着中国相对而言正陷入停滞。
问：所以改革的这个阶段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他为何常常被描绘成可怕的角色？
答：这个过程肯定在习近平2012年出任最高领导人之前就开始了。当然，他也属于在2008-09年决定终结十年受控政治开放进程的那个最高领导层。不过，自2012年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确在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上加强了控制，将权力集中于他个人。
问：早先你曾指出，习近平不太可能是一个改革者。是什么让你得出这样的结论？
答：相比对习近平个人的了解，这更多地与我对中国官僚政治的了解有关。不过我也感觉到习近平本人并没有自由派的基因，感觉到他的智识和政治取向是趋向更早的年代，而非面向21世纪。在中国观察人士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理论：习近平是在走向开放之前先进行严厉打击。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在党的机器和政府机关里肯定存在不少受挫的改革者。但习近平及其领导层依然深觉不安，坚信开放必然导致体制走向灭亡。
问：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似乎普遍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失望情绪。
答：中国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成为一个自由的中国。这些人为之做出了太多和太久的努力。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这样的中国前景一直是美国制定政策潜在的关键假定。它听起来有点简单化，或许还很天真，但美国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几十年。
最近出现的失望情绪也存在其他许多原因：海外企业界正在经历各种问题，中国在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建人工岛并将南海军事化，还有它的外交争端，严厉打击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活动，向香港施压，以及其他不好的趋势。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政权的专制取向，导致美国的一些人士对中国产生了真切的失望情绪。
问：自1979年以来，你每年都会来中国。你觉得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最像过去的哪个时期？
答：在过去的37年里，我在不间断地亲身感受中国，也在那里住过几段时间。其中有不少是非常不错的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国现在的状况显然和1989-92年间比较像，也就是天安门事件[1989年军队镇压北京的抗议活动]之后。只不过不比当时那么糟糕。我那时就住在北京。整座城市处在戒严状态，压抑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但中国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
问：那我们也能期待中国出现比较大的改革推动力吗，就像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那样令经济自由化复苏？
答：这正是中国现在需要的，但我不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拿出的宏大改革计划基本上夭折了。原因不一而足。和1992年不同的是，如今的当权者不能简单地拨动开关，开启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而是需要配套政治改革——重大、持续的政治改革和自由化。除非共产党这样做——我觉得只要习近平还在位，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否则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实质性经济改革就永远无法实现。
有关中国未来的关键变量是政治问题。共产党必须明白如何分享权力，这样才能维持它的权力。政治霸权肯定会带来相对的经济停滞，导致社会压力日益严重，政权和制度加速衰落。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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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