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没有宪政，就没有公平

作者简介：

笑蜀，真实姓名陈敏，1962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独立评论人。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著有《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

《快乐的哆嗦》是诗人陈家坪执导、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两个农民工孩子的求学故事。男孩成绩很好，但因户籍问题不得不在高考前返乡读书，但从小北京长大的他，并不适应家乡的环境尤其语言环境，成绩直线下降。为了找一个环境稍稍适合他的学校，全家不得不辗转迁徙。女孩幸运得多，因为英语好，得过很多奖，于是选择出国留学，不再参与国内的不公平角逐。

我花了半个小时看完这部短片。片子的剧情简单，几乎没任何戏剧性，单就剧情而言并不吸引我。但它不仅吸引了我，而且让我陷入沉思之中。

教育公平纪录片《快乐的哆嗦》剧照

它仿佛一个向导，把我领回三年前轰轰烈烈的教育平权运动。以帮助农民工子弟突破户籍限制，争取与市民子弟同城高考为诉求的这场运动，部分成功了，因为从2013年起，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系列政策，局部松动户籍限制，虽然条件极其苛刻，但多少总有一些农民工子弟受益。但这场运动也可以说失败了，它的主要倡导者如许志永博士，从那年起身陷囹圄。运动在严厉打压下不能不走向低潮。

教育平权运动现场家长被抓捕

转眼三年过去，情况又如何？民间压力被迫退潮之后，教育平权有多少进展？公权力自行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么？《快乐的哆嗦》用两个孩子的命运，再次向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无独有偶，与此同时，江苏、湖北两地，反“减招”运动突然拔地而起，并向四川、河南等地蔓延。只不过运动的主力，从三年前的异地考生家长，变成了市民子弟家长。这两个群体或许侧重点不一样，具体诉求也不一样，甚至在三年前的同城高考运动中，还有严重的分歧与利益冲突。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客观事实，即他们其实是难兄难弟，同属于一个命运体，即都是教育不公平的受害者。只不过受害的方向与程度不同而已。

直到今天，“反减招”仍在持续。甚至产生蝴蝶效应，由“反减招”重新点燃异地高考议题，而有北京异地考生家长最近的抗议。这两个三年前一度对峙的群体，今天客观上已成呼应之势。无论市民子弟家长，还是异地高考家长；也无论高考录取率排名已经靠前的江苏、湖北家长，还是录取率叨陪末座的四川家长，谁都觉得不公平，谁都一肚子气。真是葫芦没下浮起瓢。体制至此已捉襟见肘，疲于奔命，方寸大乱。

从2013年起，社会至少给体制腾出了整整三年时间，让其独力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但是解决了么？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不断深化、恶化。其实，这一切都是必然。别说三年，只要现有体制不动，哪怕向天再借五百年，体制还是解决不了，教育公平问题还是只会深化、恶化。很简单，现有体制下，这根本就是无解的问题，给多少年都解决不了。

追求教育公平必须有人站出来

这是因为，教育公平问题涉及全民利益分配，本质上是一个宪政问题，只能通过宪政机制来解决。岂止教育公平问题，但凡涉及全民利益分配，都是宪政问题，都只能通过宪政机制来解决，概莫能外。这类似切蛋糕，没有宪政机制来限权，来保证公平程序，掌刀的人爱怎么切就怎么切，谁也奈何不得，那当然是怎么切怎么不公平、怎么切人们怎么不满意。

高考不就如此么？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不都主要切给北京么？医疗不就如此么？最优质的公共医疗资源，不都主要切给北京么？其他诸如财政、交通、能源、水源，所有蛋糕，哪个不是最大最好的先切给北京？而这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内在逻辑。所谓高度中央集权，说白了就是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或利益。实际上就是权力占有制。并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权力，成了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和享受者。即公然的掠夺。掠夺之下，焉论公平？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与家长们一起推动教育公平

这恰恰凸显了宪政的意义。宪政不仅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分配机制。因为宪政最强调对等交换，最强调多元博弈，最强调分权制衡。所有这些最终会导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均衡，尤其分配的均衡。而公平是什么？公平无非均衡分配之谓也。没有宪政，当然也就没有公平，也不会有教育公平。

这，正是我从《快乐的哆嗦》引出的思考，或者说，是这部片子给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