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组织，他们不希望看到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壮大起来，对政府形成制衡。
中国大陆的儒家、佛教和道教也要改变观念，适应现代化和民主化，不然，就会被边缘化。首先，儒家、佛教和道教，要学会独立，而不是依附于官方；其次，观念和教义要世俗化和现代化；最后，在民主转型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扮演政府的帮凶。
在菲律宾的民主化中，天主教的辛海绵主教居功厥伟，他一边以宗教领袖身份反对马科斯的独裁，一边又凭借自己的巨大影响力支持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参加总统选举。
在波兰民主转型中，波兰教会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一方面指责波兰政府迫害公民，一方面为被通缉的异议分子提供庇护。波别乌什科神甫惨遭秘密警察杀害后，让天主教站到了反对政府的一边。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会见了狱中的瓦文萨，给了反对派极大的精神鼓舞。瓦文萨说，波兰的民主化一半功劳要归功于教皇。瓦文萨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可见天主教在波兰民主化中的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保罗二世，就没有铁幕的崩溃。”
缅甸的民主化应归功于佛教徒发动的番红花革命，而中国的佛教徒集体犬儒化了，由此也可见热心公共事务的望云和尚之难能可贵。有人说参与政治的和尚不是好和尚，事实上没有公益心的和尚都是假和尚，望云和尚不过是热心公益事业罢了，但政府非要把他打成政治犯。其实缅甸的佛教徒发动番红花革命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只不过是抗议暴政而已。
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的乌克兰第二次颜色革命中，东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起了很大作用，一是为反对派提供精神支持和庇护场所，二是为受伤的抗议民众提供医疗。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成为民选的执政党，但由于推行过于保守的宗教政策，被世俗力量和军队赶下台。在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基督教还将发挥积极作用，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国大陆等。东正教在俄罗斯等国的民主化中，也有望成为积极力量。
宪政民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法治与共和，更离不开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而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塑造又离不开宗教和道德。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就说，“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离开宗教而存在……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一准则可以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文明是宗教和道德的产物。他说：“在美国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下更为需要。”
正常国家都实行政教分离，同样是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实现了民主政治；而伊朗实行政教合一，未能实现民主政治。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是世俗的威权国家，随后被选上去的穆斯林兄弟会又想把埃及变成宗教的民主国家，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试图推行政教合一，又被军方赶下台。由此可见，要实行民主，就要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也要进行世俗化改革。伊朗的全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为此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和宗教改革思想家索罗什等人，试图推动伊斯兰教世俗化和现代化，“主张依据社会的发展，把注意焦点从伊斯兰教内所强调的义务转向对权利的追寻；强调伊斯兰教法中所主张的人的尊严、公正和容忍”。提倡通过伊斯兰教的改革，为实现民主和人权而奠定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国体制也是一种变异的政教合一。党国体制和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故党国体制解体和政教分离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前提。
在宗教与宪政的关系中，基督教与宪政的关系最为密切。《大宪章》拉开了英国宪政的序幕，而正因为有教会联手贵族与国王相抗衡才有了《大宪章》。宪政民主是多元化的产物，而宗教是多元化的力量之一，它能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张。波兰学者米奇尼克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基督教不但是制衡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少宪政民主国家的精神力量。学者杨小凯说：“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美国著名法学界伯尔曼指出：“自由民主主义乃是西方历史上头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是与传统基督教相分离，同时又吸收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圣观念和它的一些主要价值的第一个思想体系。”
转自微信公众号：沈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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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勇平：宗教
公民组织，他们不希望看到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壮大起来，对政府形成制衡。
中国大陆的儒家、佛教和道教也要改变观念，适应现代化和民主化，不然，就会被边缘化。首先，儒家、佛教和道教，要学会独立，而不是依附于官方；其次，观念和教义要世俗化和现代化；最后，在民主转型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扮演政府的帮凶。
在菲律宾的民主化中，天主教的辛海绵主教居功厥伟，他一边以宗教领袖身份反对马科斯的独裁，一边又凭借自己的巨大影响力支持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参加总统选举。
在波兰民主转型中，波兰教会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一方面指责波兰政府迫害公民，一方面为被通缉的异议分子提供庇护。波别乌什科神甫惨遭秘密警察杀害后，让天主教站到了反对政府的一边。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会见了狱中的瓦文萨，给了反对派极大的精神鼓舞。瓦文萨说，波兰的民主化一半功劳要归功于教皇。瓦文萨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可见天主教在波兰民主化中的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保罗二世，就没有铁幕的崩溃。”
缅甸的民主化应归功于佛教徒发动的番红花革命，而中国的佛教徒集体犬儒化了，由此也可见热心公共事务的望云和尚之难能可贵。有人说参与政治的和尚不是好和尚，事实上没有公益心的和尚都是假和尚，望云和尚不过是热心公益事业罢了，但政府非要把他打成政治犯。其实缅甸的佛教徒发动番红花革命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只不过是抗议暴政而已。
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的乌克兰第二次颜色革命中，东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起了很大作用，一是为反对派提供精神支持和庇护场所，二是为受伤的抗议民众提供医疗。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成为民选的执政党，但由于推行过于保守的宗教政策，被世俗力量和军队赶下台。在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基督教还将发挥积极作用，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国大陆等。东正教在俄罗斯等国的民主化中，也有望成为积极力量。
宪政民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法治与共和，更离不开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而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塑造又离不开宗教和道德。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就说，“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离开宗教而存在……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一准则可以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文明是宗教和道德的产物。他说：“在美国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下更为需要。”
正常国家都实行政教分离，同样是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实现了民主政治；而伊朗实行政教合一，未能实现民主政治。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是世俗的威权国家，随后被选上去的穆斯林兄弟会又想把埃及变成宗教的民主国家，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试图推行政教合一，又被军方赶下台。由此可见，要实行民主，就要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也要进行世俗化改革。伊朗的全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为此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和宗教改革思想家索罗什等人，试图推动伊斯兰教世俗化和现代化，“主张依据社会的发展，把注意焦点从伊斯兰教内所强调的义务转向对权利的追寻；强调伊斯兰教法中所主张的人的尊严、公正和容忍”。提倡通过伊斯兰教的改革，为实现民主和人权而奠定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国体制也是一种变异的政教合一。党国体制和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故党国体制解体和政教分离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前提。
在宗教与宪政的关系中，基督教与宪政的关系最为密切。《大宪章》拉开了英国宪政的序幕，而正因为有教会联手贵族与国王相抗衡才有了《大宪章》。宪政民主是多元化的产物，而宗教是多元化的力量之一，它能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张。波兰学者米奇尼克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基督教不但是制衡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少宪政民主国家的精神力量。学者杨小凯说：“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美国著名法学界伯尔曼指出：“自由民主主义乃是西方历史上头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是与传统基督教相分离，同时又吸收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圣观念和它的一些主要价值的第一个思想体系。”
转自微信公众号：沈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