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自愿绝食24小时，为郭飞雄争取人道对待，也为支持我的中大校友于世文先生的正义诉求。
我知道，一个人绝食24小时没什么大不了的，绝对饿不死；而没有人性的体制也并不会因此被撼动。但是，我们需要表达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我们的是非原则，抗争需要透明度和公开性
……
5月4日，63岁的中国知名学者、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了这则“绝食声明”。
这是艾晓明在参加声援狱中维权人士郭飞雄的“接力绝食”活动，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自愿绝食一天，并在当天发布简短的绝食声明。
据悉，接力从5月4日正式开始，截至5月5日晚上12点，报名参与的人数已超过140人，接力的日期已经排到了8月3日。
郭飞雄是资深的维权抗争者，曾于2006年入狱5年，出狱两年又因“南方周末事件”被捕，去年11月被判处6年徒刑。
此次“接力绝食”源于郭飞雄的姐姐4月26日到广东阳春监狱探视郭飞雄，得知他一年来断续便血腹泻，到监狱后咽部和口腔间断出血，4月7日住进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有时几乎难以站立。郭飞雄曾要求进行相关检查，医院声称需要狱政刘姓干事批准，而刘干事不予批准。
郭飞雄病情危急的消息传出后，民间抗争者迅速推动了一系列声援行动，比如号召网友持续给监狱方面打电话、给郭飞雄寄去慰问的明信片、联署公开信等等。其中，公开信在发出三天后联署人数已超过1000人。
郭飞雄的议题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人权议题，在大众舆论中能见度几乎为零，加上连续打击让中国抗争群体四散蛰伏，能有这样的联署数字，可见抗争群体面对生命底线的艰难“总动员”。
紧接着出现的“接力绝食”，则更是以实名且决绝的姿态，要为郭飞雄的议题做长期的集体抗争。
“接力绝食”还有一层深意：
这种抗争手法的第一次使用是在2006年，也是由于郭飞雄在“太石村事件”中遭遇官方打击和暴力对待，维权律师高智晟为抗议对抗争者的侵害，发起时称“维权绝食”的接力绝食活动。
这种明确抗争的激烈方式，在当时以理性温和姿态寻求体制内外互动为主流的民间来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最早参与“维权绝食”的多人也陆续遭到警方骚扰，发起人高智晟、胡佳一两年后均被逮捕判刑。
但“接力绝食”作为一种光谱中较为激烈的抗争手法被保留下来，在接下来几年多次被使用。
2012年之后，一方面，之前以推特为平台的抗争群体受到“茉莉花事件”的打击而飘零，另一方面，以微博为基础的抗争群体兴起，常用的抗争手法要么是相对温和的联署、诉讼、行为艺术，要么是更为激烈的上街举牌，“接力绝食”很少再使用。
十年之后，当新兴的抗争群体再度遭打击四散，“接力绝食”却在郭飞雄声援中重现，令人唏嘘。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抗争传统的展示，似乎在说：
“我们没有死，我们没有忘”。然而，“接力绝食”的倡议书虽然在传统的异议维权圈子都获得了广泛的转发参与，但在青年运动群体中却鲜有关注。
当笔者在朋友圈转发“接力绝食”的倡议文本，一位数次参与其他政治犯声援工作的青年运动者留言道：“这个有意义吗？”80后的他又补充说：“无力感。”之后，又有一位关心抗争运动的青年记者留言：“当年也搞过，这样效果不大啊。”
这样冷热不均的情景，引人深思：若从“四五运动”开始计算，共产党执政时期的民间抗争运动已有长达40年的历史，即便从“公民社会元年”的2003年开始算，至今亦有13年，然而，过往的抗争运动对于当下的新一代运动者来说，有没有意义？又在什么层面上有意义？
两位青年人的留言则透露着现状：他们要么并不知道这些“传统”，要么知道也无感。
若论手法，抗争和战争类似，战略、武器总是越新越好，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抗争主要依靠传播，新的戏码、新的话语，才更有可能让人提起兴趣，也更能让对手措手不及。
若谈认知，过去抗争运动，最大的认知积累就是让人看清楚极权的本质：当“江山万年红”成为唯一宗旨，期待、沟通、妥协都不可能丝毫打动当权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分析管控手法和抗争窗口。然而，管控手法会随阶段变化，因而抗争窗口也个个不同，过去的经验在这方面的帮助有限。
另一方面，以极权为基础认知，抗争就必然指向激进化——抗争者在希望渺茫的前提下坚持决绝的思考和行动——这对于新生的抗争者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一个人如何会走向激进，往往不是靠了解前人的经验，而是要自己去遭受暴政的碾压，反复经历击碎和无望。在这之后，是否会进一步投身激进化，还主要看个人的处境和性格。
再加上，在严酷环境下，抗争的发育几乎不可能通过组织化培养，而需靠个人觉悟和聚合。也就是说，前人走过的路、流过的血，在年轻新人的激进化方面作用微乎其微。
那么 ，在抗争的道路上，“传统”到底对后人有什么意义？
笔者不可能有完整的答案，答案需要每一个成长中的运动者各自给出，但作为其中一员，我也希望分享自己的初步体会，那就是：我们总能活下去（Life will go on）。
前人散兵游勇／残兵败将的模样，最起码向我们展示着：失败、伤害、边缘化就是如此，也不过如此，总能活下去的。
数十年的反复失败，朋友们，甚至自己，一次次在监狱进进出出，但总也能有得吃、有得穿、有书、有电影、有陪着自己一同等着天亮的人……
可能被原有的家庭和圈子排斥，但总能有新的朋友和新的爱人；可能不会大富大贵，但总是有瓦遮头、有饭有酒，偶尔能看个电影旅个游；可能边缘失意，但总算逍遥自在、站着做人；可能经历种种的痛苦折磨，但总能确信作恶的并不是自己。
郭飞雄的种种遭遇，即使在抗争者中也是极悲痛的，可以说大多数人都难以也不愿意承受，但从他的发言和行动来看，若知道自己的坚持能带来“抗争传统”的复活，或是得其所哉。这也是民间在对他致以极大的敬意。
抗争者的生活，以世俗的标准或许不好的，甚至是“失败的”，但至少，若再让Ta选择路上的每一步，他们依然宁愿与世俗的成功背道而驰。
今天的Ta们，或许就是明天的我们，即使那意味着我们又是悲剧的、被辜负的一代，我们却恰在黑暗的时代选择了别人下辈子才敢经历的人生。得其所哉。
转自：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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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抗争中的“传统”有多少意义？
今天我自愿绝食24小时，为郭飞雄争取人道对待，也为支持我的中大校友于世文先生的正义诉求。
我知道，一个人绝食24小时没什么大不了的，绝对饿不死；而没有人性的体制也并不会因此被撼动。但是，我们需要表达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我们的是非原则，抗争需要透明度和公开性
……
5月4日，63岁的中国知名学者、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了这则“绝食声明”。
这是艾晓明在参加声援狱中维权人士郭飞雄的“接力绝食”活动，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自愿绝食一天，并在当天发布简短的绝食声明。
据悉，接力从5月4日正式开始，截至5月5日晚上12点，报名参与的人数已超过140人，接力的日期已经排到了8月3日。
郭飞雄是资深的维权抗争者，曾于2006年入狱5年，出狱两年又因“南方周末事件”被捕，去年11月被判处6年徒刑。
此次“接力绝食”源于郭飞雄的姐姐4月26日到广东阳春监狱探视郭飞雄，得知他一年来断续便血腹泻，到监狱后咽部和口腔间断出血，4月7日住进医院，4月19日大出血，行走不稳，有时几乎难以站立。郭飞雄曾要求进行相关检查，医院声称需要狱政刘姓干事批准，而刘干事不予批准。
郭飞雄病情危急的消息传出后，民间抗争者迅速推动了一系列声援行动，比如号召网友持续给监狱方面打电话、给郭飞雄寄去慰问的明信片、联署公开信等等。其中，公开信在发出三天后联署人数已超过1000人。
郭飞雄的议题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人权议题，在大众舆论中能见度几乎为零，加上连续打击让中国抗争群体四散蛰伏，能有这样的联署数字，可见抗争群体面对生命底线的艰难“总动员”。
紧接着出现的“接力绝食”，则更是以实名且决绝的姿态，要为郭飞雄的议题做长期的集体抗争。
“接力绝食”还有一层深意：
这种抗争手法的第一次使用是在2006年，也是由于郭飞雄在“太石村事件”中遭遇官方打击和暴力对待，维权律师高智晟为抗议对抗争者的侵害，发起时称“维权绝食”的接力绝食活动。
这种明确抗争的激烈方式，在当时以理性温和姿态寻求体制内外互动为主流的民间来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最早参与“维权绝食”的多人也陆续遭到警方骚扰，发起人高智晟、胡佳一两年后均被逮捕判刑。
但“接力绝食”作为一种光谱中较为激烈的抗争手法被保留下来，在接下来几年多次被使用。
2012年之后，一方面，之前以推特为平台的抗争群体受到“茉莉花事件”的打击而飘零，另一方面，以微博为基础的抗争群体兴起，常用的抗争手法要么是相对温和的联署、诉讼、行为艺术，要么是更为激烈的上街举牌，“接力绝食”很少再使用。
十年之后，当新兴的抗争群体再度遭打击四散，“接力绝食”却在郭飞雄声援中重现，令人唏嘘。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抗争传统的展示，似乎在说：
“我们没有死，我们没有忘”。然而，“接力绝食”的倡议书虽然在传统的异议维权圈子都获得了广泛的转发参与，但在青年运动群体中却鲜有关注。
当笔者在朋友圈转发“接力绝食”的倡议文本，一位数次参与其他政治犯声援工作的青年运动者留言道：“这个有意义吗？”80后的他又补充说：“无力感。”之后，又有一位关心抗争运动的青年记者留言：“当年也搞过，这样效果不大啊。”
这样冷热不均的情景，引人深思：若从“四五运动”开始计算，共产党执政时期的民间抗争运动已有长达40年的历史，即便从“公民社会元年”的2003年开始算，至今亦有13年，然而，过往的抗争运动对于当下的新一代运动者来说，有没有意义？又在什么层面上有意义？
两位青年人的留言则透露着现状：他们要么并不知道这些“传统”，要么知道也无感。
若论手法，抗争和战争类似，战略、武器总是越新越好，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抗争主要依靠传播，新的戏码、新的话语，才更有可能让人提起兴趣，也更能让对手措手不及。
若谈认知，过去抗争运动，最大的认知积累就是让人看清楚极权的本质：当“江山万年红”成为唯一宗旨，期待、沟通、妥协都不可能丝毫打动当权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分析管控手法和抗争窗口。然而，管控手法会随阶段变化，因而抗争窗口也个个不同，过去的经验在这方面的帮助有限。
另一方面，以极权为基础认知，抗争就必然指向激进化——抗争者在希望渺茫的前提下坚持决绝的思考和行动——这对于新生的抗争者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一个人如何会走向激进，往往不是靠了解前人的经验，而是要自己去遭受暴政的碾压，反复经历击碎和无望。在这之后，是否会进一步投身激进化，还主要看个人的处境和性格。
再加上，在严酷环境下，抗争的发育几乎不可能通过组织化培养，而需靠个人觉悟和聚合。也就是说，前人走过的路、流过的血，在年轻新人的激进化方面作用微乎其微。
那么 ，在抗争的道路上，“传统”到底对后人有什么意义？
笔者不可能有完整的答案，答案需要每一个成长中的运动者各自给出，但作为其中一员，我也希望分享自己的初步体会，那就是：我们总能活下去（Life will go on）。
前人散兵游勇／残兵败将的模样，最起码向我们展示着：失败、伤害、边缘化就是如此，也不过如此，总能活下去的。
数十年的反复失败，朋友们，甚至自己，一次次在监狱进进出出，但总也能有得吃、有得穿、有书、有电影、有陪着自己一同等着天亮的人……
可能被原有的家庭和圈子排斥，但总能有新的朋友和新的爱人；可能不会大富大贵，但总是有瓦遮头、有饭有酒，偶尔能看个电影旅个游；可能边缘失意，但总算逍遥自在、站着做人；可能经历种种的痛苦折磨，但总能确信作恶的并不是自己。
郭飞雄的种种遭遇，即使在抗争者中也是极悲痛的，可以说大多数人都难以也不愿意承受，但从他的发言和行动来看，若知道自己的坚持能带来“抗争传统”的复活，或是得其所哉。这也是民间在对他致以极大的敬意。
抗争者的生活，以世俗的标准或许不好的，甚至是“失败的”，但至少，若再让Ta选择路上的每一步，他们依然宁愿与世俗的成功背道而驰。
今天的Ta们，或许就是明天的我们，即使那意味着我们又是悲剧的、被辜负的一代，我们却恰在黑暗的时代选择了别人下辈子才敢经历的人生。得其所哉。
转自：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