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博士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审获刑4年。对此，美国国务院“深感失望”，“大赦国际”声明谴责。但对大多数政治分析家来说，这一结果倒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共当局存心“找茬”、蓄谋整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他们要“收拾”许志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4年前，当局罗织了一桩“偷税”案，将许志永羁押20多天以示薄惩，并以“偷税”为由将公益性维权组织“公盟”——当时中国维权领域最有活力、最具影响的NGO——强行取缔。以经济罪名构陷人权活动人士，以黑社会手法（如恐吓、软禁、绑架、殴打）惩罚政治异见者，在胡锦涛治下是惯常的维稳操作，其特点是拐弯抹角，闪烁其辞，不亮底牌，不露真容，简言之，敢做不敢当。
公盟解散后，许志永和他的同事们继续以“公民”名义开展维权活动，并称“新公民运动”。如今，许志永和他的“公民”团队撞到了习近平的枪口上，但习近平的处理方式明显比胡锦涛“自信”。与胡锦涛相比，习强势得多，凌厉得多，也直截了当得多。无论是反腐，还是“反恐”，无论是整大V，还是反维权，习近平都比胡锦涛更厉害。我们已经见识了，全中国、全世界都已经有所见识。在习近平治下，许志永们似已无可逃遁，注定在劫难逃。
二
这一次，许和他的“新公民运动”有20余人在全国各地被抓。不仅如此，与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毫无关系的郭飞雄等10余人因“声援南周”的街头运动被抓，张林等人因“让小安妮上学”运动被抓，曹顺利等人因向外交部请愿运动被抓。全国总的抓捕人数不详，但至少已经抓人破百、起诉数十。考虑到不少街头维权人士的知名度不是太高，不在公众的关注范围之内，外界对此轮镇压的规模可能有较大的低估。
事实上，当局已经摆出了一副宁可错抓、不可漏抓的“严打”架式，展开了一轮全国性、系统性的集中抓捕、密集审判行动。这当然不是地方政府心血来潮，而是由最高当局亲自部署、统一指挥的。罪名也不再像胡锦涛时代那样环顾左右、躲躲闪闪，而是“统一口径”，以直接针对集会、游行、请愿、示威等街头抗议运动的口袋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论罪处刑。当局的意思已经用镇压行动表达得很清晰：凡是上街闹过事、打过横幅、举过标语牌、喊过“反动口号”的，带头者一律拿下，积极参与者皆在可捕可判之列。
所有这些案件目前已陆续进入起诉、审判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案件均为事后追诉，属于“秋后算帐”，是政府对于不合作公民的打击报复，而与维护秩序或恢复秩序没有丝毫的关系。文明国家处理街头抗议运动，若发生警民对峙状况，偶尔也有抓人判人的时候，但抓人仅仅是一种控制事态以免局势恶性发展的现场处置措施，目的是为了维护抗议运动当时当地的现场秩序，而不大可能因为几个月前、半年前甚至几年前一桩已经和平落幕的街头运动而实施事后抓捕。因为事件和平落幕本身即已说明当时的街头运动是基本良性、无伤大雅的，对公共秩序即便有所妨碍，亦无实质性的损害，当然也有可能对于形成更好的公共秩序大有帮助。此时再事后抓人，大兴追比，有什么法理依据可言呢？
三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最高刑为5年，许志永被判4年，这是相当重的判决。无疑，这一判决对正在进行的系列审判具有指标性意义。与其他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相比，许志永和他的“新公民”团队属于最温和的一翼：奉行“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精神，严守非暴力原则。不仅如此，事实上，当许志永从体制外反抗现行体制之时，他也总是对现行体制善意相对，甚至于刻意将自己的反抗言行建立在对现行体制的认可和尊重之上。在许志永看来，反抗不是为了推翻，而是为了挽救。同时，他也从未放弃从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希望，因此有同道中人讥讽许志永是“幻想家”、“贩卖虚假希望”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团队，只有改进公共秩序之意，而从无扰乱公共秩序之心。容不下许志永，还能容得下谁呢——除了阿谀逢迎之辈？
不消说，“新公民运动”之所以选择以“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示”作为两个主要的运动项目，显然是考虑到了这两个目标对体制内的改革派应该有所推动，而又不至于一下子激怒了中共保守派，因此风险相对较小，因为这两个目标是大多数人的期盼，是左与右都能够接受的目标，在中国社会已经具有高度的民间认同，且与中共所公开宣示的改革目标也具有较高的重合度。
许志永和他的“新公民运动”已经最大限度地顾及了当局的感受，他所“策划、组织”的政治性抗争运动不是为了单纯对执政党和政府挑刺——虽然公民天然有对政府挑刺的权利，更不是为了捣乱和拆台，而是为了把好事做成、成事做好，以实现更多的“自由、公义、爱”。为了把事情做成，他宁可自我克制，把要求降低，把步调放缓。然而，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温良恭让，换来的不是理解与配合，依然只是当局的仇视和惩罚。
习近平是称职、合格的独裁者，许志永是忠实、合格的中国公民。比起习近平，许志永才称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真诚信仰者和积极守护者。宪法第35条说，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许志永相信宪法第35条并乐于照此行事，但习近平拒不相信宪法第35条，而且习和他的同僚似乎认为，谁敢相信宪法第35条谁就有“煽动”、“滋事”、“向政府部门施压”之嫌，谁就涉嫌触犯刑法第291条，犯下“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许志永即使身陷囹圄，也仍然相信宪法第126条、131条（该两条规定，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他曾在看守所里表示，只要对他的审判独立、公正、公开，他愿意接受法庭的惩罚，然而，习近平从不相信宪法第126条、131条，他和他的属下早已“内定”了审判结果，甚至连把庭审傀儡戏演得逼真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四
《环球时报》发表《许志永判四年，法律明确态度和尺度》的社评说，“一中院的判决显然能帮助人们进一步看清法律边界，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人在价值观上对这一结果很难接受”，“此案增加了‘模糊地带’的确定性”。它说得很对，习近平治下“模糊地带”越来越少了，因为党和政府已经“亮剑”了。对于像许志永那样，把公民身份当真、真心相信宪法第35条的积极公民来说，如今事事需提防，处处是陷阱：上书的谨防挨批，上访的小心挨打，上街的准备坐牢；“造谣”的要挨整，“闹事”的当然更要挨整，当时没整的事后加倍补整，这还有什么不“明确”的呢？
把组织化、街头化的公民维权运动视同犯罪，视如仇敌，当局的“法律态度”确实已经相当“明确”了，但如此一来，所谓“法律边界”又在哪里呢？街头运动难免有瑕疵（但游行示威未经公安机关批准并不是中国街头运动的瑕疵，因为公安机关从来不批准），不独中国如此，但依据宪法，有瑕疵的街头运动亦是宪政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宪政秩序的扰乱者。对许志永的判决事实上等于宣布宪法第35条无效；既然如此，如果宪法不是法律的边界，宪法第35条不是“扰乱公共秩序”的法律边界，这个国家何来“法律边界”可言呢？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3期 2014年1月24日—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