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燕：从宋泽婚礼维稳再谈维稳制度

维稳的事情我谈了两次了。之所以要谈，是因为我发现维稳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并且导致了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一个不适应的制度，对于制度的执行者也会造成伤害。被这种不成熟或不合理制度影响的民众当然伤害就更大。公权力的一个小动作，就有可能影响普通公民的整个人生，一些极端的行为会破坏当事人对世界与人性的美好认知。一些严重的侵权事件，也会造成整个社会大众对于人性的深沉绝望，使得一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社会蔓延，对于国民的身心健康与精神面貌都是不利的。不得不说，一些被国际互联网记录的“黑色”的中国表情、中国符号，中国画面，很多都是由维稳提供的。维稳从没有给人们带来积极阳光的价值成果。正是因为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因此，推行维稳制度的每一步，都会是痛苦的。

我认为政府已经重视到了人性之美，对于社会伤痕的修复功效，但却忽视了人性之恶对于社会道德与社会良俗的破坏力。一边在大力宣传正能量，另一边却又制造一些负能量。使得政府言论与行为无法实现价值统一，就难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信任。

今天微信上，传播得最活跃的，就是宋泽结婚被维稳的消息。我有这样一些看法。

如果没有政府维稳的参与，人们对于宋泽结婚的消息，不会传播得这么积极。他会是一场普通的婚礼。当然，这是我的判断。但是，政府的预测可能不是这样。他们不希望活跃在民间的民权人士有任何实质性的聚会，集会。哪怕是举行婚礼，都有可能利用婚礼举行社会活动。前段时间，武汉的民权人士聚集在阳逻，哪怕说不举牌，不搞活动，只是吃个饭，警察也不允许。在宋泽婚礼上所动用的维稳力量也不弱。国保公开露面，公安干警出动，与敏感人士正面接触，并提出要求，甚至还有抓人和封路的举动。这一方面显示出湖北地方维稳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想在上级面前展现自己的维稳能力或者说力量，另一方面，也说明维稳系统对于地方行政具有相当的震慑力或者说诱惑力。这中间要么存在强压，使得地方不得不积极，要么就是在利益可图，让人心甘情愿积极。

有人说，维稳干部与民权份子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各取所需的恶性循环，对于社会发展，没有一点益处。我认为民权份子是不应该配合地方政府参与这种诈取行政经费或者说公共财富的行为的。政府应该反思的是，维稳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从宋泽事件可以看出，警方并不愿意引起更大的冲突，他们的目的旨在破坏民权份子的集会。但是，公民集会是宪法赋予的民权，迟早有一天会还权于民。任何政务如果与人权冲突，就会呈现不适应。

我认为政府应该好好重新思考一下，维稳的价值导向。我认为维稳没有清晰正确的价值导向，所以，使得维稳干部们在从事维稳行动的时候，摸不清方面，把握不当尺度，不仅实现不了维稳的目的，反而维得更乱了。

所谓的价值导向就是，维稳是出于什么目的，要达到什么效果。

我个人的理解是，维稳其实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避免重大突发事件，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

维稳应严格以法律为执法准绳，以尊重人权为主要价值导向。要尊重地方民俗，并维持基本的人性善良与是非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去捍卫公共利益，或他人权益。

比如宋泽的婚礼，如果是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之下，是不应该去给人家的婚礼带来不便的。给民众带来不便的地方，要提前协商，并取得谅解与同意。我想，中共是从来没有习惯这样去执行公务的，特别是执法部门。一直拿着枪，指挥惯了。

政府更不能去堵路。政府部门怎么能带头去破坏公共交通，做一些非常不合理，非常荒唐的行为呢？

我想，很多教育学家已经告诉了我们，“不能用暴力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因为他们也会学习使用暴力解决问题。

政府应该努力去帮助民众纠正不良习惯，唤醒民众的理性，自己怎么能带头破坏规则呢？

你们自己认为你们的行为可笑吗？

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这一件件事情，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政党的外部形象，也显示着每一个具体的执法人员的个人修养。但似乎参与维稳的工作人员，都不愿意顾及“形象”或“修养”这种问题。这也就使得维稳二字在中国网民心目中，是十分丑恶的。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

如果是我成为一个政党的领导者，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愿意自己成为“匪类”，我要用文明，友好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如果我解决不好，我会把原因如实向公众交待。

我想，像其他社会工作一样，维稳人员不能放弃自己做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人性的美好，对于公民的最基本的爱护心理。

但只有你们不把这些反对者，或者说民权人士，当成“敌人”，而是当作和其他公民权利相同的普通人，不带着偏见与情绪去执法，我想，维稳就是一件能拿到台面上，各方来参与研究的事。

问题就在于，政府独霸专权，要使得民众在维稳制度面前，失去话事的能力。要像老子管儿子一样，一意孤行，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双方就只能陷入一种斗智斗勇的无聊游戏中。双方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对于社会治理，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转自：微信号叶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