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谈谈民主、科学与自由——五四随想

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近百年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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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政治幽默:在一个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公共政治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口头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一位心理学系的学生站起来回答说:“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的话,应该像巴甫洛夫先生那样,先在狗身上做试验。”

在中国,最没有争议的口号,也许是“民主科学,振兴中华”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国人的心目中,民主与科学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其重要性和地位不分伯仲。世界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热恋、膜拜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提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救中国。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它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术,以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中国人被告知,要解决国家的问题,需要靠民主与科学。在一些民主与科学的鼓吹者眼里,民主与科学似如在暗夜里引领国人前行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

然而,民主与科学不是凭空出现的。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和科学都只不过是自由的大树上结出的硕果。更准确地说,这个自由不是国家与集体的自由,而是个人的自由。

在西方,尤其在英美等国,民主与科学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民主离不开自由。民主首先是竞选投票的自由、是公民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科学同样离不开自由。没有科研的充分自由,就难有科研的成果。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最多的地方,才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科学研究是独立、自由的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开展科研的前提。国家强大的程度与其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科学的繁荣程度也与科学家们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

一些人即使是注意到自由的重要性,也只不过是把 “民主、科学、自由”等而视之,以为它们是三位一体且不可分割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自由与民主、科学三者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平行关系,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因果本末的关系。自由是民主与科学之本。没有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环境,科学就止步不前;如果没有自由的个体,就没有个人可以进行自由政治活动的自由民主政体。

由于长期缺乏个人的自由,科学在中国起步很晚,而且一直不是很发达。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很讲究科学的。中国人喜欢一切以科学为准绳,一举一动离不开科学观,从个人恋爱到国家发展,“科学”两个字是国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然而,科学不是人的生活全部,更不能统领一切,科学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合乎科学的事情照样有存在的理由。科学为人服务,人非为科学活着,更非以科学的名义活着。就跟权力的半径是有限的一样,科学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

在中国,科学还常常被当作衡量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尺度,甚至认为只有科学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才是最可取的,只有科学的,才是最正确的。然而,真的有科学的社会政治制度吗?民主政体是科学的社会制度吗?

真相是,世界上,既没有科学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科学的社会制度,更没有什么科学的观念。世界上不仅没有科学的资本主义,而且没有任何科学的主义。给主义与制度贴“科学”标签都是对科学的无知与滥用。不仅如此,科学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衡量社会政治制度的尺度。衡量社会制度的正当尺度应该是正义、自由与合乎人性。科学的社会制度从来就不存在,科学的价值与信仰系统也不存在,甚至不存在科学的民主制度。

那么,政治制度跟发展科学有什么关系吗?对于发展科学,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甚至包括独裁者。在独裁统治下,民众的自由科学探索受到压制,科学是权力化的、服务于统治机器的科学,是匍匐于政治权力面前的科学。权力说什么是科学,什么就是科学。这样的科学侵吞民众的福祉,瓦解个人的自由,加冕统治者的权力。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科学首先是个人的、民间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增加民众福祉的工具。

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一个个人充分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成就,是来自民间的需求,来自民间的智慧。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而不是把科学家和科研当作发号施令的对象。

有人会问,民主、科学,难道有什么不好吗?民主与科学非常好。关键是,没有个人的充分自由,人们就永远无法充分享受到民主与科学带来的好处。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民主与科学才有扎根之所。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转自:宁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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