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乐：被遗忘的政治犯

2016年1月18日，新疆自治区看守所，45岁的张海涛接到了自己的一审判决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5年；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刑4年；两罪并罚，共19年有期徒刑，另有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财产12万元，这意味着他名下的一项房产将被没收，他的妻子和刚满月的孩子将流离失所。张海涛决定上诉，目前该案在等待二审的过程中。

根据判决书，居于新疆的张海涛的“罪行”，是69条微信朋友圈、205条推特和微博，还有他订阅了博讯和美国之音的新闻邮件、给这些网站投稿，并接受了境外媒体采访，内容涉及“敏感”的日子里新疆乌鲁木齐的维稳状况。比如，他在2011年发出照片并附上说明文字：“大概一周前（‘七五事件’3周年前夕），全市局势就紧张起来，尤其以维族聚居区为甚，今天，汉族聚居区也加了不少岗。”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因向境外媒体透露看到的情况而被定“刺探情报罪”，是极为典型的政治犯罪名，该案涉及言论自由、社交媒体、外媒联系等要素；而且，张海涛被量刑之重，是数年内所未见；这双重因素都应该引致外媒的广泛关注。

然而并没有，除了与寥寥几个与张海涛有直接联系的异议媒体有所报道，如自由亚洲电台、博讯网等，未见国外主流媒体关注。

近日，在中国异议民主圈子内部，有另一个案件引发了较大回响，是“南方街头运动”的王默和谢文飞因举牌支持香港占中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一政治案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王默和谢文飞明确表示就是要“颠覆中共党专政独裁政府”，这与之前政治案件当事人一般不承认颠覆意图，甚至主动将自己的行为“去政治化”、“温和化”，截然不同。

王默、谢文飞的决绝表态，在大陆异议民运圈子内有着标识性的意义，甚至可能象征着民主圈子内部气候和定位的改变。但同样，除了“占中”因素引起了一些香港媒体的报道，国外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这一案件。

然而，去年到今年，其实是国外主流媒体报道中国政治打压问题的高峰，从关注上升期的女权案、浦志强案、709律师案，到瑞典彼得事件后，关注高频期的媒体人贾葭失联事件、长平家人被拘事件等，都获得了几乎所有欧美主流大报的报道。

冷热不均，所为何故？

能获得境外主流媒体关注的事件，几乎都是中国政治打压向中间社会扩张的标志性事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当事人是中间社会代表，比如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律师、媒体记者、知识分子；诉求具有一定的非政治化特征，比如反歧视运动、法律维权运动、媒体市场化趋势；行动是温和的，比如不组党、不明确反党、不诉诸武力。

至于不具备上述特征的政治打压，如张海涛案、南方街头案、张六毛非正常死亡案等，则鲜有获得国际媒体关注。

导致这让人遗憾的分野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新闻媒体报道“新趋势”、“奇怪事”的倾向以外，也包括：第一，境外媒体往往只能以最简单的逻辑，以及最熟悉的“中间精英变革”模型，来理解和报道欧美以外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比如报道贾葭失联的事件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只能以“涉促习辞职公开信”为解释，而且反复问贾葭的律师和朋友：贾葭是否是公开信的作者？如果不是，当局为什么要抓他？

如此可想，它们几乎不可能理解和复述王默、谢文飞的草根身份，和决绝公开的“就是想颠覆中共”，对大陆民运意味着什么。

第二，境外媒体也只能看到曾在中国大陆被公众目光照射过的人，比如浦志强、长平、贾葭等，而在大陆媒体中本来就被消音的反对者和草根抗争者，外媒则无力了解跟进。

这些背后固然有许多媒体自身的特征带来的局限性，比如欧美媒体从业者本身没有也不可能做足够多的“功课”去了解另一个世界的运动。这姑且搁置，或由他人另文讨论。

然而，对于中国大陆的抗争者来说，这令人遗憾的现实，会带来严重的困境：

国际舆论关注和政治压力，目前几乎是对政治打压的唯一制衡，但国内严酷的政治现实，必然会导致抗争运动进一步草根化、地下化和激进化——抗争运动本身不太可能再由中间阶层为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和TA所做的事情也不太可能被主流社会知晓——如此一来，接下来的抗争运动就失去了能被境外媒体关注的要素，很可能进入被狠狠打击却声援难求的持续状态。

成为“被遗忘的政治犯”，今日张海涛的悲哀，日后或许是每个抗争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