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苗事件”人人自危
3月18日，澎湃新闻网作了《上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这是杀人”，山东发协查函》的报道，说山东查获2010年以来，庞某卫与其医科学校毕业的女儿孙某，从上线疫苗批发企业人员及其他非法经营者处非法购进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全国24个省市，涉案金额达5.7亿元。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对此事评论称：“这是在杀人。”接种未经2℃-8℃存储冷链运输的疫苗，首要风险是无效免疫。例如狂犬病这类致命性传染病，接种者免疫无效会感染发病死亡。
虽然后来一些部门请动世卫组织的所谓专家出来说明无太大危害，让国民不要恐慌，然而，再多的言词驳不倒王月丹主任的举例，就算不说有毒，仅仅无效就会误人致死。那么，在如此事实前还有多少诡辩可以让人信服？
我身为孩子的父亲，面对这种状况，简直彻底绝望。因为我不敢去想：孩子是否受到了伤害，只是现在还没有表露出来？或者孩子受到伤害已经表现在过往发生的病中，只是没有将根由追溯到疫苗上？过往那些打过的疫苗，就算无害而仅仅是无效，那也耽误了孩子成长时期的正常免疫，使孩子一生留下隐患，那么现在还需要补打吗？还能够补打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让人不禁要问：生命可以重来吗？
中国疫苗出现如此严重的人道灾难，使每一个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不得不提心吊胆！
二、体制性屠杀从未止息
今天的“疫苗事件”让国人恐慌，然而，如果我们不健忘，应当记得这种疫苗事件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已经不是新闻。早在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经过半年实地调查后，发表一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文章，就已经报道疫苗问题，文中介绍了山西民众中出现的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并揭露了其中挂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企业华卫公司与山西省政府进行勾结，对山西当地的二类疫苗市场进行垄断，生产质量远不符合标准的疫苗。甚至更早在2007年10月，就有山西当地媒体曝光疫苗问题，当地检察院还因此立案，但是最后却得出“疫苗符合质量”的结论。到2013年5月20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郭现中发表了经过三年调研，采访了中国疫苗行业的几十名专家和数十例的疑似疫苗不良反应案例的上万字的《疫苗之殇》报道，集中阐述了疫苗产业垄断、疫苗生产科研的低水平、以及疫苗疑似不良反应家庭追责和鉴定及赔偿遇到的重重困难和苦难。
由此可见，中国疫苗问题由来已久，并且虽经一批良心记者屡屡揭露，但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多年来，中国因疫苗究竟致使多少人殒命，多少家庭毁灭，至今无法统计。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广泛地危害民众生命安全的疫苗，居然在媒体一再揭露下仍大行其道，这当然就是在杀人，就是一种群体性的公然屠杀！
说是“公然屠杀”，很多人以为是危言耸听，但我们只要冷静审视一下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危害公民生命的特大事件，便会感到屠杀的真切。如2008年中国三鹿毒奶粉事件，截至当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已经死亡4人。如果说如此危及数万人生命的奶粉事件因死亡人数不多还不算严重，那么汶川大地震因教学楼豆腐渣工程而导致的学生死亡，仅官方公布就达8757人，而民间调查更达3万之巨，可谓是举世无双的特大伤亡。在这些血淋淋的数据前，难道谁还能怀疑不是赤裸裸的屠杀吗？！
对于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危害群体生命事件的“屠杀”，大家不要觉得那么刺眼，其实只要我们放眼这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屠杀”从未在这片土地上停息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镇反”，到1957年的“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随后的三年大饥荒，再到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再到1989年的“六四屠杀”，到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以及从上世九十年代开始的以维稳为目标的镇压维权，如此等等的事件，都是危及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其中被害人数至今成谜。也许有人觉得这些政治性运动与疫苗、奶粉及豆腐渣校舍不一样，其实只要我们稍作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极权体制制造的人权灾难，是典型的制度性的屠杀。
三、终结极权才能根治毒瘤
为什么说疫苗事件、奶粉事件与豆腐渣校舍事件也是制度性屠杀呢？原因正如王克勤、郭现中及调查汶川学生死亡情况的谭作人在报道中从不同侧面所揭示的，中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操纵下的垄断与权力监管的缺位，导致了这些重大生命灾难，而其中权力垄断与失责可谓是祸首罪魁。
公共权力的产生源自于人类社会服务的需要，但是权力后来离弃了服务而蜕化变质成了掠夺谋利的工具。一些集团或个人假借权力宰制天下，垄断资源，操控生命，形成无所不控的极权统治。为了维持权力的世袭专有，这些集团祭出冠冕堂皇的蓝图与理想，设置森严的等级，形成权力主导者支配主宰一切的局面，使社会惟权是尊，惟权是命，导致社会权力崇拜，将人生命化作图谋所谓蓝图的工具，成为权力根据需要而肆意取舍的物资。由于这种极权下对生命的轻贱，无视生命就成为了社会的常态。在极权社会权力集团从来不会将民众生命作为决策行止的考量。从三鹿奶粉责任人不断高升，疫苗问题报道者备受打压，汶川豆腐渣工程调查者入狱而当事官员岿然不动，无不显示出权力在生命面前的傲慢与蛮横。
当极权将生命化成实现集团理想的工具时，在现实中权力就将生命当作了追名逐利的器皿；当为了保权时，可以杀二十万来换二十年权力稳固；当为了图利时就垄断生产劣质疫苗、有毒奶粉与豆腐渣校舍。这一切都是极权操控下的草菅人命，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对生命的屠杀。所以，面对疫苗问题，若仅仅从疫苗自身生产、运营等等环节追因，那都是治标不治本，就算抓再多的人，也无法扼阻、更无法杜绝这片土地上的人道灾难，因为根本性的极权制度才是产生这种灾难、制造这种屠杀的祸端。应该说，几十年来这片土地接二连三的群体性生命灾难，正是极权体制毒瘤的外在反应。
所以，今天中国疫苗事件只不过是极权毒瘤外化的一个表征，它与历次政治运动与众多公共灾难本质上都是极权毒瘤扩散肆虐的应有景观。如此，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阻止这种人道灾难的延续，就必须从革除极权制度入手，将不受约制的公权真正通过落实的民权来关入笼子中，使权力完全接受民权的监督与管束，使权力回归服务的本色，使权力成为生命的工具，而不是生命成为权力的工具，进而形成全社会敬畏生命、尊崇生命的风尚。唯有如此，因权力屠杀而产生的人道灾难才会从根本上止息。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0期 2016年4月1日—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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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极权体制性的毒瘤——评山东疫苗事件
一、“疫苗事件”人人自危
3月18日，澎湃新闻网作了《上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这是杀人”，山东发协查函》的报道，说山东查获2010年以来，庞某卫与其医科学校毕业的女儿孙某，从上线疫苗批发企业人员及其他非法经营者处非法购进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全国24个省市，涉案金额达5.7亿元。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对此事评论称：“这是在杀人。”接种未经2℃-8℃存储冷链运输的疫苗，首要风险是无效免疫。例如狂犬病这类致命性传染病，接种者免疫无效会感染发病死亡。
虽然后来一些部门请动世卫组织的所谓专家出来说明无太大危害，让国民不要恐慌，然而，再多的言词驳不倒王月丹主任的举例，就算不说有毒，仅仅无效就会误人致死。那么，在如此事实前还有多少诡辩可以让人信服？
我身为孩子的父亲，面对这种状况，简直彻底绝望。因为我不敢去想：孩子是否受到了伤害，只是现在还没有表露出来？或者孩子受到伤害已经表现在过往发生的病中，只是没有将根由追溯到疫苗上？过往那些打过的疫苗，就算无害而仅仅是无效，那也耽误了孩子成长时期的正常免疫，使孩子一生留下隐患，那么现在还需要补打吗？还能够补打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让人不禁要问：生命可以重来吗？
中国疫苗出现如此严重的人道灾难，使每一个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不得不提心吊胆！
二、体制性屠杀从未止息
今天的“疫苗事件”让国人恐慌，然而，如果我们不健忘，应当记得这种疫苗事件在这片土地上其实已经不是新闻。早在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经过半年实地调查后，发表一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文章，就已经报道疫苗问题，文中介绍了山西民众中出现的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并揭露了其中挂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企业华卫公司与山西省政府进行勾结，对山西当地的二类疫苗市场进行垄断，生产质量远不符合标准的疫苗。甚至更早在2007年10月，就有山西当地媒体曝光疫苗问题，当地检察院还因此立案，但是最后却得出“疫苗符合质量”的结论。到2013年5月20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郭现中发表了经过三年调研，采访了中国疫苗行业的几十名专家和数十例的疑似疫苗不良反应案例的上万字的《疫苗之殇》报道，集中阐述了疫苗产业垄断、疫苗生产科研的低水平、以及疫苗疑似不良反应家庭追责和鉴定及赔偿遇到的重重困难和苦难。
由此可见，中国疫苗问题由来已久，并且虽经一批良心记者屡屡揭露，但却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多年来，中国因疫苗究竟致使多少人殒命，多少家庭毁灭，至今无法统计。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广泛地危害民众生命安全的疫苗，居然在媒体一再揭露下仍大行其道，这当然就是在杀人，就是一种群体性的公然屠杀！
说是“公然屠杀”，很多人以为是危言耸听，但我们只要冷静审视一下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危害公民生命的特大事件，便会感到屠杀的真切。如2008年中国三鹿毒奶粉事件，截至当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已经死亡4人。如果说如此危及数万人生命的奶粉事件因死亡人数不多还不算严重，那么汶川大地震因教学楼豆腐渣工程而导致的学生死亡，仅官方公布就达8757人，而民间调查更达3万之巨，可谓是举世无双的特大伤亡。在这些血淋淋的数据前，难道谁还能怀疑不是赤裸裸的屠杀吗？！
对于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危害群体生命事件的“屠杀”，大家不要觉得那么刺眼，其实只要我们放眼这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屠杀”从未在这片土地上停息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镇反”，到1957年的“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随后的三年大饥荒，再到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再到1989年的“六四屠杀”，到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以及从上世九十年代开始的以维稳为目标的镇压维权，如此等等的事件，都是危及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其中被害人数至今成谜。也许有人觉得这些政治性运动与疫苗、奶粉及豆腐渣校舍不一样，其实只要我们稍作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极权体制制造的人权灾难，是典型的制度性的屠杀。
三、终结极权才能根治毒瘤
为什么说疫苗事件、奶粉事件与豆腐渣校舍事件也是制度性屠杀呢？原因正如王克勤、郭现中及调查汶川学生死亡情况的谭作人在报道中从不同侧面所揭示的，中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操纵下的垄断与权力监管的缺位，导致了这些重大生命灾难，而其中权力垄断与失责可谓是祸首罪魁。
公共权力的产生源自于人类社会服务的需要，但是权力后来离弃了服务而蜕化变质成了掠夺谋利的工具。一些集团或个人假借权力宰制天下，垄断资源，操控生命，形成无所不控的极权统治。为了维持权力的世袭专有，这些集团祭出冠冕堂皇的蓝图与理想，设置森严的等级，形成权力主导者支配主宰一切的局面，使社会惟权是尊，惟权是命，导致社会权力崇拜，将人生命化作图谋所谓蓝图的工具，成为权力根据需要而肆意取舍的物资。由于这种极权下对生命的轻贱，无视生命就成为了社会的常态。在极权社会权力集团从来不会将民众生命作为决策行止的考量。从三鹿奶粉责任人不断高升，疫苗问题报道者备受打压，汶川豆腐渣工程调查者入狱而当事官员岿然不动，无不显示出权力在生命面前的傲慢与蛮横。
当极权将生命化成实现集团理想的工具时，在现实中权力就将生命当作了追名逐利的器皿；当为了保权时，可以杀二十万来换二十年权力稳固；当为了图利时就垄断生产劣质疫苗、有毒奶粉与豆腐渣校舍。这一切都是极权操控下的草菅人命，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对生命的屠杀。所以，面对疫苗问题，若仅仅从疫苗自身生产、运营等等环节追因，那都是治标不治本，就算抓再多的人，也无法扼阻、更无法杜绝这片土地上的人道灾难，因为根本性的极权制度才是产生这种灾难、制造这种屠杀的祸端。应该说，几十年来这片土地接二连三的群体性生命灾难，正是极权体制毒瘤的外在反应。
所以，今天中国疫苗事件只不过是极权毒瘤外化的一个表征，它与历次政治运动与众多公共灾难本质上都是极权毒瘤扩散肆虐的应有景观。如此，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阻止这种人道灾难的延续，就必须从革除极权制度入手，将不受约制的公权真正通过落实的民权来关入笼子中，使权力完全接受民权的监督与管束，使权力回归服务的本色，使权力成为生命的工具，而不是生命成为权力的工具，进而形成全社会敬畏生命、尊崇生命的风尚。唯有如此，因权力屠杀而产生的人道灾难才会从根本上止息。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0期 2016年4月1日—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