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教授，清史专家
一、中国人人性 与社会结构有关
共识网：后人提到康熙朝，想到的就是“康熙盛世”或者“康雍乾盛世”，“盛世”这个称号是当时就有的，还是后人附会的呢？从历史看，似乎国人对“盛世”、对强有力的君主总是十分崇拜，比如汉武帝，比如康熙。你如何评价这种“盛世观”以及“盛世之君”？这种“盛世观”又有什么危害？
姚念慈：康熙一朝称为“盛世”，自然是当时就有的。现在有些学者曾花了很大的气力搜集康熙朝人们歌颂盛世的证据，证明是没有疑问的。不仅有文人，朝廷士大夫，还有中下层市民。我想，如果有完整的史料保存下来，任何一个稍微稳定的王朝大概都不难找到这种反映。但我关注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玄烨本人也这样自诩，这在以前的王朝中绝无仅有。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玄烨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之后，朝廷的谀颂之风便空前高涨，对玄烨的吹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我在书中摘出的玄烨六十圣诞，群臣给他加上十二项“古未有也”，当时国内外形势已经很不乐观，可是朝廷大臣仍然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昧着良心跟着玄烨定下的基调大合唱，这难道不是历史上最无耻的文字？
你说的国人崇拜“盛世”的传统心理，我想作一点点修正，把“国人”改为“民众”，即不包括坚持儒家人本学说、具有某种个人觉醒和独立意识的那些士大夫和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盛世”的内涵，是国裕民丰，政治开明，似乎并不是指强有力的国家和君主，更说不上十分崇拜。他们观念中的圣君明王，是上古三代奉行“公天下”的尧舜禹，而不是个人如何强大有力的秦皇汉武。对于唐宗宋祖的肯定，也无关乎什么“文采风骚”，而是认为在他们的统治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至于广大民众，则往往将这些王朝的君主理想化，误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的观念总是很模糊的，其实只是一种心理期待的反映。而这种心理又特别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
在知识不够普及、信息极为缺乏的条件下，统治者竭力宣扬提倡并通过科举教育而为国人习诵的千古纲常具有极其强大的作用，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国人的基本心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真理，人民大众很难形成明确的意识，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的百姓忍受力特别强，也很容易满足，只要能苟活于目前，就会承认并歌颂统治者。这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有关。
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使广大民众直接处在国家及其基层政权的控制之下，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敬畏。习惯于仰视上层，对上层卑躬屈膝。从最直接的顶头上司到基层的父母官，一直到皇帝，权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二、自私。分散独立、如同散沙的个体家庭，被组织在国家基层机构的密网之中，直接受到国家官僚的统治，无法结合成为稍有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深重的卑微无助感，最大的愿望是力求自保，极少能有互助协作，自私成为其基本性格，对于邻里相对冷漠，没有同情。即鲁迅早已揭示出的中国国民性：自私、缺乏爱心。
自私而充满敬畏的中国人，最基本的态度是实用主义。有哲学家称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特征为“实用理性”，其实，从中国民众最为牢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看，似乎还不如实用主义通俗而贴切。实用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顺应现实，安于现状，不求改变，对于苦难逆来顺受。而谨小慎微、毕恭毕敬、迁就忍耐等等，历来被视为最高尚的品德。他们缺少远大理想和浪漫主义精神，怀疑和排斥一切异端和非传统的东西。他们最相信的是传统和权威，对弱者却无比残暴冷酷。
二、中国社会基本特征：官民对立 民如散沙
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李约瑟询问政治经济学权威王亚南：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王亚南回答得简明扼要：官与民的对立。广大民众散如沙粒，而建立其上的国家官僚机构却异常庞大，这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近现代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几乎是最低的。世代挣扎于饥寒交迫的中国民众，历来被冠以“勤劳勇敢”的美誉。事实上，永远不能带来温饱富裕的勤劳，最终只能导向屈从和忍耐；贫困使他们失去了个人价值和尊严，因而也失去了爱心，在他们的“勇敢”中，蕴藏着强烈的仇恨和暴戾。他们仇富仇贵，仇视一切身居其上的社会阶层。但在强大的官僚机器统治下，他们又自感无力、卑微、懦怯。他们竭力忍受，却又希望天下大乱。他们造反革命，却又永远在期待盛世和圣君明王。一旦社会秩序恢复，他们便又如从前一样战战兢兢，忍受一切。他们可以容忍专制政府的任何压迫和剥夺，却绝不容忍有人来进行“大逆不道”的思想启蒙。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下面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性：“人本身可以适应奴役，但他对奴役的反应是降低其智力和道德上的素质；人本身能够适应充满着互不信任和彼此敌意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变得软弱和无能。”长期屈服于专制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人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自信。中国民众从未具备自我设计的能力，反而宁愿依赖于专制强权。近现代中国进行的不断革命，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一切阶级，造成了巨大的“无阶级群众”，也摧毁了维系社会的许多因素，现代化进程更加速了人们的分子化和孤独感，专制集权体制下的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和普遍心理不仅没能得到改变，反而有所增强，甚至蔓延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史学领域出现的“盛世热潮”之所以能持续多年而不衰，就是这种人性和心理的反映。
三、宣传本朝成就：超出传统政权合法性解释
我说过，玄烨以宣传本朝成就来为清朝争正统时，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即如何取得统治权，而且具有使“大多数公民认为政府的统治是正当的，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的现代意义。对于“现代意义”还可以补充说，作为极度专制集权的统治者，玄烨争正统的方式有点类似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玄烨是很善于调动广大群众的。仅以关内活动为例，他的“圣谕十六条”明令全国城乡每月两次集会宣讲，士庶皆须诵习。从二十三年之后，玄烨六次南巡，庞大的船队沿着运河，经由山东、江苏到达江宁、苏杭，每到一处，无不万民观瞻，顶礼膜拜。他在明孝陵三跪九叩，弄得围观的汉人黄发白首涕泪沾襟。还有一次西巡。据《满文朱批》记载，圣体每有不适，各地官员发动僧俗大众求佛祈祷，一搞就要持续数十天；每逢圣诞，各地市民汇聚起来举行庆祝。六十大寿尤为隆重，“直隶各省年老官员来京祝万寿者甚多”。各省商民齐集京城，献寿的彩棚从畅春园经西直门一直到正阳门，玄烨所经之处，夹道人群争相欢呼，颂声入云。至生日那天，玄烨御殿，王以下文武各官及致仕给还原品官员行庆贺礼，八旗兵丁、直隶各省耆老士庶齐集午门外大清门内叩祝万寿。随后畅春园外的宴会更是规模宏大，连续三天，合计六七千人。
再看康熙六十年的江南：“万寿圣诞，正值天气清和、卉物条畅之际，民间之颂生恒、祝炽昌者，溢于中外。我吴尤称繁华之地，巡抚吴公暨诸僚属，并铺张美丽，仙宫梵宇，普建祝圣道场；舞榭歌台，尽演蟠桃乐府。华灯绮彩，绵亘长衢；火树星球，光明彻夜。文武官员舞蹈嵩祝，南都人士欢声雷动。煌煌哉太平之盛观，图绘弗能殚矣。”(《巢林笔谈》)可是玄烨偏要说他六十年中，除了元旦之外不受庆贺。(《永宪录》卷1)雍正即位后，立即下谕，因玄烨年年祝寿，各地举办道场，不仅民间靡费钱财，而且官员耽误公事，不得不停止。
明万历皇帝是比较贪婪的，可是过一次生日用银七万两，遭到朝臣批评。崇祯一样是守财奴，节俭到了吝啬，也没见有什么颂歌。谁叫他们不会西巡、南巡，接见群众，宣扬“得天下之正”的呢？康熙朝后四十年，真可以说群众运动不断。按玄烨自己的话说：“人民俱中心爱戴，欢心瞻仰，是知民心皆一。”“全国大概无不感激朕恩者。”他好像很懂得体会拉斯韦尔在《权力与人格》中所说的：统治者需要不断有来自人民的“授权”。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接见群众握手，但只要能得到近距离看上皇帝一眼的光荣，广大民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还有什么不能牺牲？比起足不出宫的明朝皇帝，玄烨的形象能不伟大？他的决策能不英明？能不受到国人崇拜？生逢这样的明君，又怎能不说是盛世呢？
作为时代的良知，从来就只是作为社会少数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可惜他们不能独立，政治上归属于统治集团，必须服从帝王的权威，却又被视为异类；他们想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可是又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他们实在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只能依靠可怜的信念和学术以自慰自立，但又不得不在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和意识中进行挣扎。特别是在兼具极端专制和民族歧视的清代，统治者和亿万民众齐声合唱盛世，有几个士大夫敢跑调？
至于你提的“盛世观”有何危害，我在第6个问题中一并作答。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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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念慈：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性：敬畏、自私
姚念慈教授，清史专家
一、中国人人性 与社会结构有关
共识网：后人提到康熙朝，想到的就是“康熙盛世”或者“康雍乾盛世”，“盛世”这个称号是当时就有的，还是后人附会的呢？从历史看，似乎国人对“盛世”、对强有力的君主总是十分崇拜，比如汉武帝，比如康熙。你如何评价这种“盛世观”以及“盛世之君”？这种“盛世观”又有什么危害？
姚念慈：康熙一朝称为“盛世”，自然是当时就有的。现在有些学者曾花了很大的气力搜集康熙朝人们歌颂盛世的证据，证明是没有疑问的。不仅有文人，朝廷士大夫，还有中下层市民。我想，如果有完整的史料保存下来，任何一个稍微稳定的王朝大概都不难找到这种反映。但我关注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玄烨本人也这样自诩，这在以前的王朝中绝无仅有。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玄烨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之后，朝廷的谀颂之风便空前高涨，对玄烨的吹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我在书中摘出的玄烨六十圣诞，群臣给他加上十二项“古未有也”，当时国内外形势已经很不乐观，可是朝廷大臣仍然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昧着良心跟着玄烨定下的基调大合唱，这难道不是历史上最无耻的文字？
你说的国人崇拜“盛世”的传统心理，我想作一点点修正，把“国人”改为“民众”，即不包括坚持儒家人本学说、具有某种个人觉醒和独立意识的那些士大夫和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盛世”的内涵，是国裕民丰，政治开明，似乎并不是指强有力的国家和君主，更说不上十分崇拜。他们观念中的圣君明王，是上古三代奉行“公天下”的尧舜禹，而不是个人如何强大有力的秦皇汉武。对于唐宗宋祖的肯定，也无关乎什么“文采风骚”，而是认为在他们的统治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至于广大民众，则往往将这些王朝的君主理想化，误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的观念总是很模糊的，其实只是一种心理期待的反映。而这种心理又特别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
在知识不够普及、信息极为缺乏的条件下，统治者竭力宣扬提倡并通过科举教育而为国人习诵的千古纲常具有极其强大的作用，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国人的基本心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真理，人民大众很难形成明确的意识，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的百姓忍受力特别强，也很容易满足，只要能苟活于目前，就会承认并歌颂统治者。这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有关。
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使广大民众直接处在国家及其基层政权的控制之下，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敬畏。习惯于仰视上层，对上层卑躬屈膝。从最直接的顶头上司到基层的父母官，一直到皇帝，权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二、自私。分散独立、如同散沙的个体家庭，被组织在国家基层机构的密网之中，直接受到国家官僚的统治，无法结合成为稍有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深重的卑微无助感，最大的愿望是力求自保，极少能有互助协作，自私成为其基本性格，对于邻里相对冷漠，没有同情。即鲁迅早已揭示出的中国国民性：自私、缺乏爱心。
自私而充满敬畏的中国人，最基本的态度是实用主义。有哲学家称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特征为“实用理性”，其实，从中国民众最为牢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看，似乎还不如实用主义通俗而贴切。实用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顺应现实，安于现状，不求改变，对于苦难逆来顺受。而谨小慎微、毕恭毕敬、迁就忍耐等等，历来被视为最高尚的品德。他们缺少远大理想和浪漫主义精神，怀疑和排斥一切异端和非传统的东西。他们最相信的是传统和权威，对弱者却无比残暴冷酷。
二、中国社会基本特征：官民对立 民如散沙
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李约瑟询问政治经济学权威王亚南：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王亚南回答得简明扼要：官与民的对立。广大民众散如沙粒，而建立其上的国家官僚机构却异常庞大，这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近现代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几乎是最低的。世代挣扎于饥寒交迫的中国民众，历来被冠以“勤劳勇敢”的美誉。事实上，永远不能带来温饱富裕的勤劳，最终只能导向屈从和忍耐；贫困使他们失去了个人价值和尊严，因而也失去了爱心，在他们的“勇敢”中，蕴藏着强烈的仇恨和暴戾。他们仇富仇贵，仇视一切身居其上的社会阶层。但在强大的官僚机器统治下，他们又自感无力、卑微、懦怯。他们竭力忍受，却又希望天下大乱。他们造反革命，却又永远在期待盛世和圣君明王。一旦社会秩序恢复，他们便又如从前一样战战兢兢，忍受一切。他们可以容忍专制政府的任何压迫和剥夺，却绝不容忍有人来进行“大逆不道”的思想启蒙。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下面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性：“人本身可以适应奴役，但他对奴役的反应是降低其智力和道德上的素质；人本身能够适应充满着互不信任和彼此敌意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变得软弱和无能。”长期屈服于专制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人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自信。中国民众从未具备自我设计的能力，反而宁愿依赖于专制强权。近现代中国进行的不断革命，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一切阶级，造成了巨大的“无阶级群众”，也摧毁了维系社会的许多因素，现代化进程更加速了人们的分子化和孤独感，专制集权体制下的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和普遍心理不仅没能得到改变，反而有所增强，甚至蔓延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史学领域出现的“盛世热潮”之所以能持续多年而不衰，就是这种人性和心理的反映。
三、宣传本朝成就：超出传统政权合法性解释
我说过，玄烨以宣传本朝成就来为清朝争正统时，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即如何取得统治权，而且具有使“大多数公民认为政府的统治是正当的，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的现代意义。对于“现代意义”还可以补充说，作为极度专制集权的统治者，玄烨争正统的方式有点类似于现代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玄烨是很善于调动广大群众的。仅以关内活动为例，他的“圣谕十六条”明令全国城乡每月两次集会宣讲，士庶皆须诵习。从二十三年之后，玄烨六次南巡，庞大的船队沿着运河，经由山东、江苏到达江宁、苏杭，每到一处，无不万民观瞻，顶礼膜拜。他在明孝陵三跪九叩，弄得围观的汉人黄发白首涕泪沾襟。还有一次西巡。据《满文朱批》记载，圣体每有不适，各地官员发动僧俗大众求佛祈祷，一搞就要持续数十天；每逢圣诞，各地市民汇聚起来举行庆祝。六十大寿尤为隆重，“直隶各省年老官员来京祝万寿者甚多”。各省商民齐集京城，献寿的彩棚从畅春园经西直门一直到正阳门，玄烨所经之处，夹道人群争相欢呼，颂声入云。至生日那天，玄烨御殿，王以下文武各官及致仕给还原品官员行庆贺礼，八旗兵丁、直隶各省耆老士庶齐集午门外大清门内叩祝万寿。随后畅春园外的宴会更是规模宏大，连续三天，合计六七千人。
再看康熙六十年的江南：“万寿圣诞，正值天气清和、卉物条畅之际，民间之颂生恒、祝炽昌者，溢于中外。我吴尤称繁华之地，巡抚吴公暨诸僚属，并铺张美丽，仙宫梵宇，普建祝圣道场；舞榭歌台，尽演蟠桃乐府。华灯绮彩，绵亘长衢；火树星球，光明彻夜。文武官员舞蹈嵩祝，南都人士欢声雷动。煌煌哉太平之盛观，图绘弗能殚矣。”(《巢林笔谈》)可是玄烨偏要说他六十年中，除了元旦之外不受庆贺。(《永宪录》卷1)雍正即位后，立即下谕，因玄烨年年祝寿，各地举办道场，不仅民间靡费钱财，而且官员耽误公事，不得不停止。
明万历皇帝是比较贪婪的，可是过一次生日用银七万两，遭到朝臣批评。崇祯一样是守财奴，节俭到了吝啬，也没见有什么颂歌。谁叫他们不会西巡、南巡，接见群众，宣扬“得天下之正”的呢？康熙朝后四十年，真可以说群众运动不断。按玄烨自己的话说：“人民俱中心爱戴，欢心瞻仰，是知民心皆一。”“全国大概无不感激朕恩者。”他好像很懂得体会拉斯韦尔在《权力与人格》中所说的：统治者需要不断有来自人民的“授权”。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接见群众握手，但只要能得到近距离看上皇帝一眼的光荣，广大民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还有什么不能牺牲？比起足不出宫的明朝皇帝，玄烨的形象能不伟大？他的决策能不英明？能不受到国人崇拜？生逢这样的明君，又怎能不说是盛世呢？
作为时代的良知，从来就只是作为社会少数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可惜他们不能独立，政治上归属于统治集团，必须服从帝王的权威，却又被视为异类；他们想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可是又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他们实在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只能依靠可怜的信念和学术以自慰自立，但又不得不在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和意识中进行挣扎。特别是在兼具极端专制和民族歧视的清代，统治者和亿万民众齐声合唱盛世，有几个士大夫敢跑调？
至于你提的“盛世观”有何危害，我在第6个问题中一并作答。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