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阶段：认同危机—无力感
一两年后，运动将再次跌落谷底。多数活动家认为当权者太强大，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种对运动的认同危机有时会发生在运动最成功的时候——事实上，运动在两年内已经实现了起飞阶段的所有目标。
反对派
认为运动正走向失败
很多活动家认为运动正在走向失败，因为他们相信：
◾运动没有实现它的预期目标。尽管有大型示威，引人注目的公民不服从行动，拘捕、审判、入狱，也有媒体的关注，但运动没有实现任何预期目标。越南战争在继续，一天5个核弹被生产出来，政府仍然在给中美洲的反对武装提供支持。然而，问题并不是运动没能实现目标，而是短期内实现这些目标不太现实。要改变当权者在公共政策上的变化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
◾认为运动应该在两年内实现目标，就和家长要求孩子必须在两年内以全A成绩从大学毕业一样。家长不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取得一个学士学位需要4年时间。在此阶段，不应以输赢对运动进行判断，而应以运动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进展如何来判断。
◾社会运动没有“最终”的胜利。人们无法接受运动走向成功需要漫长的道路，例如，建立草根团体大规模参与的社会运动，把议题置于社会关注中，赢得多数民众支持都需要时间。通过参与运动，活动家更加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体会到被压迫者的痛苦挣扎以及当权者的以权谋私。这些经验容易使参与运动的人增加绝望感，不能接受任何未实现最终目标的阶段性成功。“国会和多数美国人不同意政府对尼加拉瓜叛军的支持又能怎样？中美洲的人民还不是正在惨遭杀戮吗？”——这就是以运动没有达到最终目标，而不是以运动是否正在合理发展作为判断标准的典型观念。
◾当权者看起来太强大了——他们既没有改变观念也没有改变政策，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凶狠，完全不顾运动的抗议和民众的反对。然而，这都不是运动成功与否的标志。因为当权者是社会中最不会改变观念的人。他们侵犯社会主流价值，无视民众多数意见的时间越长，持续实施这些政策的政治成本就越高。因此，不断地向公众披露事情的真相，就可以使当权者企图隐瞒真相的目的失败。例如，南非总统博塔对一切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镇压，直接产生的效果就是全世界反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运动已死，因为它看起来不像起飞阶段那样轰轰烈烈。多数人认为，成功的社会运动就应该像起飞阶段——大规模示威和公民不服从行动、媒体曝光、频繁而激烈的冲突——但这些往往是短暂的。就如后面要说到的，运动在起飞阶段成功之后，此时已经发展到看似沉稳，但更加有力的阶段。由于运动的着眼点从国家聚焦到了社区，从大规模的行动转变到了不那么明显的草根组织，事实上，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运动的力量正在显著增长。
◾当权者和官方媒体宣称反对运动已经失败，甚至否认有反对运动的存在，示威和抗议活动被镇压。当局轻蔑地宣称反对运动“不过是60年代的余晖罢了”[1]，甚至不承认这些运动和60年代的社会运动具有同样的议题相关性：停止核能发电是由高成本和切尔诺贝利以及三里岛事件导致的，而不是人民力量带来的政治反对和公民抵抗导致的。
战斗疲劳
起飞末期，很多活动家遭受了“战斗疲劳”的折磨。两年危机气氛下的活动，是很大的个人牺牲。很多活动者发现他们自己精力、体力耗尽，且看不到任何成绩。出于极度紧张，很多人不能正常休息，不能享受娱乐、闲暇，无法顾及家庭。最终，很多运动起飞中的活动家失去希望与目的感，他们开始抑郁，感到精疲力尽，最终退出。
陷于示威
很多活动家将运动是否成功定义在是否有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而不是长期组织草根团体发起行动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一些活动家认为草根参与的运动不够纯洁；一些参与者认为新的运动组织要求团结和纪律是新的强权；有些人参与运动是出于一时冲动，并没有为实现积极改变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参与下一阶段运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绝望与无力感的负面影响包括更激进甚至暴力的行动。一些活动家认为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之前使用的方法太软弱。运动开始分裂，新分裂出来的群体开始实施激进的策略，例如，1979年西布禄立即行动委员会(committee for direct action)采取的行动策略。[2]这些策略往往是绝望、失败、愤怒、无情的挑衅性行为，它们源于运动应该在头两年达到最终目标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落空所致。由于这些行动不考虑其他活动家和普通民众，它们不可避免的给运动带来危害。而期望利用运动来获取私利的群体或破坏分子则会拥护这些行动。
运动需要非常果断地切断与这些激进行动之间的联系。要给运动的参与者提供长期的策略框架，以减少绝望与无力感。例如，《社会运动行动方案》这样的策略框架，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运动的力量，意识到运动正在走向胜利而不是失败。运动采取清晰的非暴力指导方针也非常重要——这些方针必须以给运动参与者进行非暴力指导方针的培训为保证，并在所有运动中采取适当的“维和行动”。
大规模耗尽
失败感、疲惫感、危机感、激进和焦虑感、迷茫、绝望和无力感都会导致活动家的大规模耗尽。
组织结构危机
新浪潮运动的在地团体都是松散的组织结构。松散的组织结构具有弹性，可促进创造力、团结和参与式民主，这些都是运动起飞阶段实施快速决策和非暴力行动所需要的特征。但6个月之后，松散的组织结构开始出现低效率，参与者耗尽体力，不规范的领导层等问题。
通向赋权
社会运动的活动家要认识到当权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他们还应该认识到社会运动（包括他们自己）的巨大力量和已经取得的胜利。活动家可以用以下方式克服他们的无权力感和身份危机：
◾使用成功的社会运动分析模型（例如MAP）来分析他人的运动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并用这些分析模型来设计自己运动的战略与战术。
◾建立个人或者政治性的后援团队，后援团队可以满足活动家的个人需求，降低无助感，获得成就感，并得到各种形式的支援，使活动家在政治决策和行动中无后顾之忧。
◾严格采用非暴力策略。
◾在全国和地方层面都应当适用赋权组织和领导模式。赋权模式是垂直领导和水平领导之外的第三种组织方式。它试图发扬垂直和水平这两种模式的优点，避免它们的缺点，将参与式民主、高效、个性支持和效率结合起来。这一领导模式更像温柔和蔼的母亲，而不是严厉的父亲。当全国性组织领导层需要协调和代表整个运动的时候，他们最优先的目标应该是给草根组织赋权，在运动内部培养民主而不是民粹主义的文化。
◾帮助活动家由示威者转向长期的社会变革促成者。向他们提供社会变革促成者培训，这中间不光包括非暴力，还有了解组织一个成功的社会变革运动所需要的所有技能。
当权者
◾继续强硬路线，包括倾斜政策以证明他们仍处于统治地位，运动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渗透到运动中，以获得情报；迷惑、破坏运动，让人们互相怀疑。内奸推进暴力的、无组织性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以此支配组织机构。
大众
全体民众互不信任。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赞成运动的目标，但他们害怕与异见者站在一起，害怕失去现有的秩序和安全感。运动的暴力、反叛、严峻吓走了普通民众，拒他们于运动之外，一些人转而支持当权者的政策、警察的行动和现状。对民众而言，这一阶段的替代性选择并不明晰。民众在支持当权者与运动方面呈现50%对50%的比率。
目标
总体目标是帮助活动家自我赋权，使运动进入下一阶段。活动家要知道必须走过漫漫长路才能取得成功，他们要判断自己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帮助活动家的具体目标包括：
◾使用诸如MAP之类的框架工具，使每一个活动家都成为战略家。
◾形成政治以及个人的支持团队。
◾采取非暴力行动。
◾采取组织与领导的赋权模式。
◾从示威者转变成长期的社会变迁促成者。
困境
此阶段必须克服的主要困境包括：
◾无力感——在运动走向胜利之时却感觉运动正在走向失败。
◾运动缺乏组织，没有分工、没有指挥、没有后勤、没有战略和战术。
◾放弃非暴力策略，逞匹夫之勇。
◾失望、精疲力竭、退出。
结论
身份认同感和无力感是活动家的个人危机。经历了运动的起飞阶段之后，他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观点产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意识到问题比他们想像的更严重，他们本以为现存的政府机构、权力集团和民主程序会帮助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相反，这三者正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甚至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只有这些活动家亲自参与其中，这些问题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与其感到沮丧和绝望，不如应当努力发现运动的力量与成功。他们必须认识到，这时运动已经成功地发展到了第六阶段——多数民众支持阶段。活动家必须在第六阶段重新为自己和组织团体定位，才能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进而在第六阶段如鱼得水。
案例学习：美国反核能运动
第五阶段：1978年
当反核运动在1979年进行到第六阶段时，很多活动家却卡在了1978年开始的第五阶段，他们相信运动失败了。没有核反应堆因为非暴力行动而被叫停，参与示威的人数也大幅减少，而不是预想的以指数级增长。他们不知道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功有多重要——在两年内创造了新的全国范围的、基于草根组织的社会运动，公众受到了教育，核能问题已经被置于公众聚光灯下，也进入了社会关注的议题中。
这些活动家主要看到的是核反应堆仍在建或开始在建。他们不认为没有新的核反应堆建设计划和十来个核电厂建设被取消是重要的胜利，他们认为运动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就是失败，没有看到运动正在沿着成功的长路前进。很多感到无力、沮丧的活动家退出了运动，其他一些相信核能时代要在更为有力的抵制下才能停止的人们组成了像“直接行动同盟”（Coalition for Direct Actions）这种“激进”的团体。但“更激进“的策略在数年后就灭亡了。
很多活动家参与了再触发事件(retrigger event)[3]，例如，1979年的三里岛事件。这些活动家中的大多数在1980年代早期反核能运动达到起飞阶段的同时也参与了冻结核武器计划或不干涉运动。[4]
第六阶段：获得多数民众支持
这个运动必须有意识地经过一个从自发抗议——以一个短期的危机形式运作——到长期的普遍抗争，从而获得社会变迁的积极转变。运动需要争取中间派，取得舆论同情，让民众中的多数人参与到反对与改变的进程中来。反对派的中坚力量必须从新浪潮活动家与团体慢慢转变为大多数普通民众和真正提供服务的专业组织，甚至使他们转变成主流的政治力量（既然他们观念与运动的目标保持一致）。这个阶段是一个长期的争取社会、政治和经济支持的过程。在此缓慢的过程中，社会变迁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共识。
尽管运动同时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组织运行，但运动力量的大小取决于草根组织。国家层面的运动组织往往“消耗”社会、政治成果，而真正“生产”成果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各个社区组织。因此，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给草根活动家和组织提供培训、支持和赋权。
虽然运动需要在当地和国家范围内进行，但运动主要依靠强大的基层力量。华盛顿特区的所有国家办公室能做的就是“收纳”基层取得的社会和政治成果。最终，运动还需要有一个挺进第六阶段——获得多数民众支持阶段的总体战略，从而抵抗强大的当权者，赢得社会的变化。
反对派
反对派需要发动一个新的战略。通常情况下，战略意味着一系列相关联的活动，以及对新的政府政策的反应。第六阶段的战略包含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项目、新的组织和领导模式、一个宏观战略。
战略性项目
◾持续低风险的基层组织。上一阶段（第五阶段）成功的关键在于基层活动家日复一日的持续努力——利用公共演讲、超级市场和旧货市场的信息表、宣传单等等。这些基层的努力涉及市民之间面对面的教育，并将社会议题置于公共场景之中。
◾大规模的公众教育和转化。这一阶段运动的基本目的在于教育、转化，涉及各阶层民众。这个目的的实现需要通过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各种渠道。更重要的是要在当地通过低风险的活动直接接触民众，例如，露天信息桌演示、宣传单、请愿、家庭聚会、文学创作、车辆贴纸等。这些方法可以影响每个人的价值观，告诉人们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而多元化的运动。通过联盟、网络、共同赞助活动、请愿，将各阶层民众包括进来，例如，失业者、黑人、工人、教师、菲律宾人、宗教人士、妇女、学生等等。还应包括各选民团体中的运动组织，例如，“妇女争取和平协会”、“教师协会”等等。此外，还应包括以下三类群体的参与：专业反对组织；认同新价值、新观念的草根组织；有原则的异见人士。不同的运动组织必须相互联合起来，克服互不买账的分裂趋势。
◾重新使用主流的政治和社会机构。随着运动赢得更多数民意，主流渠道（例如，国会、州市议会、政府官员、竞选活动、候选人、法院、官方委员会、听证会、公民投票）将会以更高效率得到应用。当这些主流渠道被用于运动时——保持问题处于社会的焦点，教育大众等——它们也将赢得实际的胜利。这些胜利有助于运动在未来几年取得自下而上的成功。例如，对美国干涉中美洲的反对虽然没有得到里根政府的支持，但却赢得了国会的投票支持（至少是暂时性的）；虽然中央政府继续维持核能源政策，但反对核能运动得到了地区性胜利。一些地方政府中止了当地的核能源计划；对核武器的反对已经形成全国范围的共识，这给中央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里根总统甚至开始从欧洲撤出美国部署的核武器，因为那里的反对声音最大。
◾非暴力集会，游行和运动（特别是在关键时间和地点）。虽然该运动现今包含多重项目，但是它必须持续进行一系列非暴力行动和活动，伴随偶尔的非暴力不服从。非暴力行动不但应该发生在传统的时间和地点，例如，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周年日；同样应该发生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例如，当国会为援助反对派、当独裁者来访问时；或者重新启动触发事件时，例如，切尔诺贝利事故。在这个阶段，许多人因为同时参加了不同的行动项目，往往忘掉了他们参与非暴力行动的初衷，除非有新的危机出现，参加全国或者地方抗议示威的人数都比“起飞阶段”下降很多。
◾虽然非暴力行动有时能够帮助赢得直接的成功，例如，改变一个城市议会或者国会议员的投票，但这个阶段非暴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实现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的目标，例如，保持问题的公众曝光度，提供一个教育大众的平台。
◾民众参与活动。该运动需要发展一些民众可以积极、广泛参与的项目。这些项目应该对现存的传统、政策和法律有所挑战，同时又能够实践社会价值和运动所提出的备选方案。这将直接赋权于民众，因为民众能够实践他们的价值和目标，而不是让当权者为他们做决定。这和孤立的“游行示威”非常不同。民众参与的项目将大多数人置于和官方政策的直接冲突中。一些出色的民众参与项目，例如,避难所运动（在该运动中，全国范围内的当地教堂和镇政府为美国政治难民提供庇护所）；数千“公民大使”旅行到俄国和尼加拉瓜；为尼加拉瓜人民提供技术工具[5]和医疗服务，以打破美国政府对该国的制裁；提倡无核能乡镇，甚至无核能国家，例如，在新西兰和帕劳群岛（Palau）。这些项目教育和转变了民众，展示出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代表了民众反对的程度，阻碍了当权者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权力，启动了自下而上地改变。
◾对新触发事件的反应（例如，三英里岛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再次将事件置于公众焦点，给予民众新观念，建立运动组织，增强要求改变的压力。
新赋权组织和领导模式
运动组织必须从“松散模式”向“赋权模式”转变。松散的组织模型高度适宜运动的起步阶段，适宜即兴而有创意的活动，包括非暴力不服从，和敏捷、直接、有弹性的决策。然而，6个月之后，这种松散的结构便会成为不利条件：效率低，使参与者在长时间的会议中筋疲力尽；最有经验、最强势的活动家变成主要领导者，而新的参与者难以完全融入到活动中；使整个组织发展成一个非正式的等级结构。赋权模式则是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活动家必须重新建构组织，使松散组织所具有的优势最大化，具有的劣式最小化。其目标是成为一个具有参与式民主的、有效的、有弹性的、具有持续力的组织。
对于全国性运动组织，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必须考虑实际政治环境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差别，维护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程序（不管决策有多么的“一致”），同时也必须防止组织变成新的专业反对组织（POO），防止组织领导层变成新的运动精英。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帮助、培养、赋权给基层组织，从而确保内部的参与性民主获得实施。领导层必须坚持做一个培育型母亲，而不是支配型父亲。如果全国性运动组织的成员表现出他们就是运动的代表时，那么基层草根组织就会枯萎，运动也会失去生命力。
宏观策略
在第六阶段，活动家需要为发展社会运动制定一个宏观战略。如果缺乏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战略，大多数活动家将难以看清他们日复一日的活动和运动目标之间的关系。宏观战略中的关键元素如下：
◾保持问题的公众关注热度，确保问题始终在社区日程安排中。坚持将那些有违大众价值观、兴趣、信仰的政策和条件置于公众视野中。长期以往，这将有助于变化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因为这有助于实现罗伯特·利夫顿（RobertJay·Lifton）的观点——摆脱社会错觉的办法就是坚持讲述真相。人们应该重新认识反对核武器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中美洲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因为这些问题始终在公众的关注之下，并且这些问题长期被置于社区社会和政策日程中。
◾明确运动的所有重要目标，了解哪一个阶段应该实现哪些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明确运动的所有需求，从非常具体到非常概括的需求，例如，终止所有核武器、停止核能测试、停止星球大战、停止美国对欧导弹布置。活动家要发展在战略目标下开展的运动和活动来满足这些主要需求，就要明确了解运动处于MAP的哪个阶段，哪些战略、哪些活动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例如，阻止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入侵可能是第七阶段的目标，政府对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支持可能处于第六阶段，面向整个中美洲的孔塔多拉（Contadora）和平决议[6]可能处在第三阶段。
◾反击当权者的战略。运动需要了解当权者的长期目标、战略、项目，从而发展具有针对性的反战略。例如，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入侵尼加拉瓜，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阻扰孔塔多拉和平决议等。运动需要发展活动来防止政府实现任何此类目标。
◾超越改革：提出备选方案、更大的需求、和一个新的模式。运动现在需要的不只是对现行政策提出抗议，同时要提出具体的备选方案。在抗争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思考逐渐发现问题比他们之前所认为的还要严重，他们原来担忧的问题仅仅是更大也更深层次问题的表面现象，因此，运动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最终获得一个新的世界观或者模式。例如，反战运动从反对美、苏两国分别在东、西欧布置巡航导弹和潘兴（Pershing 2）弹道导弹[7]，转向要求美苏两国从欧洲撤出核武器，从而发展了无核化的东、西欧世界观，摆脱美苏超级大国的条约体系，变得更为独立。
◾指导运动在与当权者的冲突变化中存活下来。发动一个社会运动与下象棋类似。运动和当权者持续卷入行动和反行动中，从而赢取公众的支持，创造支持他们自身观点的条件。运动试图建立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这些条件将会侵蚀当权者能继续他们政策的支持力量，使当权者不得不时常改变政策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运动的目标就是持续不断地削弱当权者的力量，提高他们实施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例如，1984年，里根政府即将发动对尼加拉瓜的入侵，但是由于反干涉运动增强了公众对入侵的反对，政府最后不得不将其主要焦点转变为对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支持。此后，运动推动国会通过博兰德（Boland）修正案，使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的干涉行动变得不合法，迫使政府采取更高风险的政策——由诺斯（Ollie North）执行对尼加拉瓜的非法援助，削弱了里根总统在中美洲和其他地方实施政策的能力。
当权者
当权者发动了一个强硬路线的冲突管理战略来捍卫他们的政策。这一政策包含以下一些方面：
◾一再强调外来者的威胁。例如，来自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试图让民众感到威胁。
◾增强反运动战略。收集情报、诋毁运动；引起运动内讧，控制和搅乱运动；抢先声称其政策可以达到运动想要达到的目标，例如，星球大战计划将终结核武；试图把运动“招安”到主流政治力量控制之下，例如，签署国会提案时做出表面的让步。
◾改变策略、姿态和政策以应对运动的变化。例如，美国政府对尼加拉瓜的政策从公开军事入侵转为暗中支持反对派，到发起低强度的武装干预。
◾公开表示参与一个意义重大的“协商过程”，实质上却在无须放弃任何优势的前提下实施其政策和主张。
掌权者往往声称自己的政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而且正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开始转变立场，甚至公开反对中央当权者的政策，使问题不再被掩盖或者忽视。现在，这些问题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各级政府，都是被热烈讨论的议题。
大众
公众对当权者的反对在几年间增长到了65%，之后又缓慢攀升到了85%。但是，只有一半人希望改变现状，另一半人虽然觉得现状不好，但担心改变现状情况会变得更糟。例如，在1970年代，有83%的美国人要求终止越南战争，如今却只有65%的人反对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
目标
◾将社会问题和当权者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违背持续曝光在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下，并始终放在社区的行动日程中。
◾从单纯的危机抗议转变到发动长期的社会抗争，以赢得社会的积极变化。
◾把努力集中到争取民众的支持上，以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通过在基层的工作，呼吁广大民众参与到项目中来。
◾提出备选方案、更多的目标、以及新的模式。
◾让活动家学会使用MAP这样的策略框架。
◾采用赋权组织的领导模式。
困境
◾活动家停滞于抗议阶段。
◾运动变得暴力、激进。
◾认为运动失败了，在基层取得的成果微不足道。
◾全国性的组织和领导层主导运动，剥夺了基层活动家的权利。
◾通过勾结和妥协被当权者收买。
◾政治派别主导运动组织。
结论
多年来，对当权者政策反对的舆论已经增长到85%，例如，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大部分政客、民主党派、名流、专业人士、学生、失业者、当地政府、普通民众几乎都对当前政策感到不满——然而，非常奇怪地是，没有任何变化因此而产生。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所有的问题仍然存在，国会仍然无法做出最终决议，中央政府继续现行政策。尽管有游行、集会，尽管运动的主张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接纳，但是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惯例化、机械化，运动似乎处于沉睡状态。但是，长此以往，民众的不满，伴随着许多精英的转变，运动最终一定会获得成功。当权者为了实施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最终一定会使他们无法承担。
案例学习：美国反核能运动
第六阶段：1979年—1992年
从1979年到1987年，反核能运动已经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反对核能的舆论变得越来越强烈。如今，有78%的美国人反对建立更多核反应堆，许多地区性政府和州政府甚至反对将已经建好的当地核反应堆投入使用。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有50%的人倾向于关闭核反应堆。
核能工业正在迅速衰退。尽管获得许可的核反应堆增加到了98座，但处于运行和正在建设中的核反应堆则从195座下降到123座。连续14年没有新的核反应堆订单，超过100座核反应堆订单被取消——包括那些已经建了一半的核反应堆。现在，许多民众都了解当权者的核能政策。人们知道核能不但极其昂贵、危险，而且没有必要。还有许多人反对核能是因为核能与核武器有着紧密的关系。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触发性事件也引发了舆论的极大不满。如果当前无订单、订单被取消的趋势持续下去，核能最终会在下世纪初消失，而现存核反应堆的寿命将在25年内终止。
联邦政府——政治党派和核工业——仍旧在推行核能，他们试图在2000年之前建立成百座核反应堆。例如，1984年，联邦官僚机构通过减税和直接支出56亿美金资助核能发展。另外，核能管理委员会（NRC）试图放弃它要求当地政府参与建立紧急撤退计划作为颁发核反应堆建设许可的前提规定，因为当地政府和州政府正在通过拒绝参与建立紧急撤退计划来阻止给已经建议完成的肖勒姆（Shoreham）和西布禄核反应堆颁发许可。政府的亲核战略正使核能许可的颁发变得更容易。亲核战略包括:1)简化审批程序，一步到位；2)建立新的轻水反应堆；3)出现新事故，政府会积极回应；4)加大宣传力度，重塑对核能工业的社会与政治共识；5)帮助有问题的反应堆脱离危险；6）开放废料点；7)解除核设施管制；8)发展太空武器（因为太空武器需要使用很多核反应堆）；9)电力设备地方化，绕过州政府对核设施的控制[8]。
反核能战略要对民众进行教育，对新的触发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反击亲核战略等等。例如，运动正在挑战核能管理委员会关于撤退计划规则的修改建议——此一建议将允许西布禄和肖勒姆核反应堆获得完全许可。另外，运动提倡新软能源途径——保护自然资源，利用废能、太阳能发电——来代替硬能源途径。如今，运动的许多努力都来自专业反对组织（POO）和当地社区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主要使用主流的机构和渠道，例如，法院、州政府、立法机关、公民投票和选举政策。
[1]指美国6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例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等。
[2]西布禄核电站事件发展到1978年，政府和运动双方都筋疲力竭。政府方面由于大规模逮捕运动参与者，被广泛揭露真相，导致监狱满员，官司缠身，债台高筑。运动方面经过长期对抗并没有阻止西布禄核电站的运行，甚至仍然有新的项目上马，而且与当地地主关系紧张。这时政府试图和运动负责人谈判，允许蛤壳联盟占领核电设施，但要求蛤壳联盟承诺一周之后停止占领行动。这个提议在蛤壳联盟内部一石掀起千层浪，调和派认为应该接受这个条件以赢得时间调整新的策略，激进派则不能容忍任何妥协和退让，认为放弃原则就是背叛，调整策略不过是托词。于是1979年，激进派分离出来，成立了直接行动委员会。直接行动委员会诞生时，正好美国发生了三里岛核电站泄露事件。直接行动委员会召集了20,000多具有战斗力的非暴力运动活动家采取激进的策略：不仅包围核电站附近的主要公路，在附近安营扎寨，还准备推倒核电站的围墙，直接对核电站进行占领。这一行动导致了警方更加严厉的镇压。经过一次又一次逮捕和公众的“关注徒劳”之后，直接行动委员会人数逐渐下降，直到1980年代初完全消失。
[3]即一个导火索事件还没有解决，另一个导火索事件又发生。
[4]冻结核武器计划和反干涉运动是兰德尔·福斯伯格(Randall Forsberg)发起的。她是一位年轻的防御和非武装力量研究者。她认为当时美苏两国的核武器已经足够完成核威慑目的，战争不可能发生，没有必要继续核武器实验与研究，维持现状就可以实现和平。引发美苏扩大核武器库的原因，往往是另一方干涉他国内政，颠覆第三国政府而导致的危机感。因此，要停止核武器扩散，必须有反干涉运动。兰德尔·福斯伯格从1975年开始与各和平团体联络，要求美苏签订停止核试验、停止核武器制造和研发的协议。她发起的运动很快得到了主流团体（包括基督教、教授和工会等）在内的一切和平组织的支持。
[5]例如帮助尼加拉瓜人建干洁的厕所，提供清洁的饮水，消灭细菌等。
[6]是一系列中南美国家参与的安全会议，由于会议在巴拿马孔塔拉多小岛上进行而得名。孔塔多拉和平决议是1983年会议的结果。会议的参与国包括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四国，还有许多中南美洲国家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该决议草案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加拿大影响下，各国希望能把尼加拉瓜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审议，但被美国支持的国家否决；另一部分“构筑互信机制”要求中美洲各国互相交换军事信息，协调部队部署，限制某些特别残酷武器的使用，互派观察员等，这部分也在美国阻挠下流产。
[7]巡航导弹的特点是“准”，它可以实现制导，精确打击目标；弹道导弹的特点是“大”，航线是固定的，可携带大量弹药。两者都可以携带核弹头。欧洲人本来打算抗议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部署，但后来发现这些导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携带核武器，因此转而要求美苏两国从欧洲撤出核武器。
[8]美国的州一级政府是反对联邦政府核能政策的主力，因为：1)州政府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权力建设核电站；2)核电站建成以后，和州政府以及归州政府管辖的电力企业形成竞争。电力设备地方化之后，州政府管辖的大电力企业被拆成一个个小企业，划分给各郡、县政府管辖，州政府很难再凝结力量和联邦政府对抗。
转自：中国权利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