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纪念胡适去世54周年)

胡适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

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佑三年(一〇三六)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时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舌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德,又反我怒。……远已不称,昵已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谓“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已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书法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钞几句:

灵乌,灵乌

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

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想,

请臆对而忍谕:

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

我有质兮虑天地之覆露。

长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树。……

母之鞠兮孔艰,

主之仁兮则安。

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盘桓。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德甚迷,人言遏病!

彼希声之凤凰,

亦见讥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见伤于鲁人。

风岂以讥而不灵?

麟岂以伤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学大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狐兮,

何必义为,深穴而威?

城苛记兮,吾将畴依!

……

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

爱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无言兮是然。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

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一〇四六),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一〇四三)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

我国家革三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这是他在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进诸科士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盈,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

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原载1955年4月台北《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

转自: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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