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国梦”需要免于恐惧的表达自由

俞可平

记者:肖莹

希望做一个思想者

《环球人物》: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俞可平:首先,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实,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辆汽车,到了英国得右舵,到了中国得左舵,但无论右舵左舵,它终归还是汽车。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教训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举一个例子,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由小到大排列,我们则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后才到个人。

第三,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错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须强化。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同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

第四,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海外学者”,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热情”,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国师”,其”不着地”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

《环球人物》:您的许多观点,在提出时都很出格。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

俞可平: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思想者和学问家、理论家不同,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谋划未来。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强烈的批判性,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超前的判断,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环球人物》: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命运都比较悲惨。

俞可平:但我从未因为自己的言论承受什么压力。思想者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社会政治进步了,思想大大地解放了,学术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宽松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我的很多观点,比如人权、治理和善治、动态稳定、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等,刚提出来时的确引发了不少争议,现在却已经广为人知。你可能今天没意识到、不赞同,明天没意识到、不赞同,但只要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

《环球人物》:您的一些观点被政府决策采纳,有人因此给您贴上”文胆””智囊”的标签。您对这两种身份怎么看?

俞可平:我向来否认自己是什么”文胆”和”智囊”,也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为”文胆”和”智囊”。我认为,”文胆”是中国传统决策体系的产物,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帮助皇帝出点子、做决策。现代政治应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体系,像”文胆”这样的角色,不应当再出现于现代民主决策体制。

最现实的政治理想:善政、法治、增量民主、安全

《环球人物》: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俞可平:社会的不公是最大挑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此外,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战依然巨大。

《环球人物》: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吗?该如何看待贪官频现给党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

俞可平: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深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实,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对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而且,即使从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严厉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径。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三不”,即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不能”腐败,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环球人物》:您一直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并将它视作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但有人担心民主化过程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威胁,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要做好哪些事情,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威胁?

俞可平:第一,坚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这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突破性改革。继续坚持一胎政策,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二,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时,仍要”摸着石头过河”;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时,要善于”借桥过河”。其实,像生态恶化、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发达国家都有过惨痛教训,也有珍贵经验。我们批评他们,却并未吸取他们的教训,有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自主性。改革创新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若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遏制地方自主创新,势必严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最终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环球人物》:您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俞可平:我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

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二是法治。中国古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只有”刀治”(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by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oflaw”。而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

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环球人物》:您最理想的政治现实又是什么?

俞可平: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环球人物》2015年12月28日

原标题:俞可平: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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