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荆陵律师因推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不久前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他四十四岁的生日，算来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半有余，起诉他的罪名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被一审判刑五年。这位谦谦君子在一九八九年考入上海交大化学系。孰知温润之辈，亦能慷慨悲歌，看守所内单凭一身瘦骨，力扛一年又九个月后，终等到一纸判决。此番唐公昂首入囹圄囚笼，来日亦昂首而归。为义受难之荣耀，必当永存。
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唐荆陵（网络图片）
唐荆陵律师刚刚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他四十四岁的生日，算来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半有余，起诉他的罪名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被判刑五年。这位谦谦君子在一九八九年考入上海交大化学系，时值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之后，举国政治氛围萧杀，尤以青年学生，受政治管控最为严厉。若因此推论：这一代青年将变得思想僵化，则难免有教条主义之嫌。中国之开放早成不可逆转、遏抑之潮流，一场涵盖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必将降临。欲隔绝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圈地称王，必将与全民族共同利益为敌，最终亦必将为全民所抛弃。虽有统治当局处心积虑地洗脑，仍无法阻止人们对文明价值的思考与追求。洗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人们接触文明价值的机会，然洗脑行为本身却令许多人憎恶，因此也使许多原本不关心于此道的人们心生厌恶、反感，进而渴求洗脑之外的新知。一个不懂得尊重个体利益与价值，视个人为蝼蚁的政权，势必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保障，不客气地说：无视个体的政权，势必成为全社会之公敌。社会系具体个体联合而成，无视个体，即无视整个社会。
一九九三年，唐荆陵毕业赴广州工作，他对老本行化工似无甚大爱，几年后改修法律，并于一九九八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据唐夫人汪艳芳女士称，弃工学法，只因看中这一行业的前途，与人权并无直接瓜葛。孰不知多年以后唐成为一位人权律师，并于此道再不离弃。这对年轻夫妇辛苦经营，历经贫寒，勉力相互扶持，在广州安家立业。唐家位于天河区，周围景致格局，大有城乡结合部之格调。附近市场里大量出售便宜而不太卫生的食物，及同样廉价且品质堪忧日用杂货。警察时常派人堵在他家门口不教其出行，将他软禁起来，让狭窄的楼道更平添几许神秘与无奈。我初来到唐家时，那家中尚存留着些许新居的喜气，陈设简朴有条，洁净又多妙趣，一派生机。其时他年方而立，唐夫人待人天真平易，尽管丈夫及家庭初遭变故，失去了优厚的律师待遇，却洋溢着难以掩抑的幸福感与希望，隐约似初恋少女一般。当她不经意间说起与丈夫共度贫寒的艰难光景时，非但全无寒酸之叹，神色中倒是对那段苦寒时日似有一丝难以割舍的隐隐留恋。我在公交车站上等候，远远见一中等身材男子，不疾不徐前来，一身简朴深色装束，渐渐看清他布衣布鞋，衬得白皙面孔越发平静，双眸在眼镜后似乎格外有神，还看不清脸孔，便已感觉到他一路都在看着你。言语如同步履一般，不媚不慢、不冷不腻，中正平和。他走过来，扬手轻轻招呼我一声，让我随他同归。我问：“你怎么知道是我？”话刚出口有点后悔，觉得这个问题太过于幼稚，也许会遭来嘲笑。幸而他并无轻慢之色，答道：“你背这么个大包，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的。”那轻轻一笑从此似定格在记忆中，从此无论世事如何流转，见面亦或不见，若提及唐荆陵律师，便永远是那形象。
多年以后，我看见他在看守所里身着囚服，手捧夫人送来生日鲜花的照片，一片酸楚，几欲泪下，非为他的憔悴，乃为他憔悴面容背后的平静，虽夫妻分离之哀伤亦不能独占。这悲怆的旅程虽似注定，回头看时却也是一步步渐渐演化至今。十年前，轰动全国的太石村维权事件中，青年律师唐荆陵受维权热情影响，前往太石村声援关注维权进展，并试图为几名受报复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乃至代理，在村外遭暴徒袭击，砸坏了汽车。待到太石村维权活动失败之后，唐也因这一遭，被吊销了律师证。从此走上没有回头的异见之路。
此处有必要回顾一番太石村维权之简况，因为此事几乎等同于用事实宣告：共产党政权无心于中国之法治。当一个政权无心法治时，它必为法治之敌，其中没有中间状态。二零零五年，广东番禺太石村的村民们，因疑心村委会帐目不清，要求查账，遭村委会搪塞敷衍不过，便伙同乡镇及更高的数及政府一同打压、报复村民们的维权。不肯退缩的村民们，按《农村选举法》要求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改选村委会。此举在互联网上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持村民的维权。而番禺当局的“对策”，是派遣大量联防队之类的闲人们，将村子团团围住，在进出村庄各个路口重重设卡，凡有外乡人试图进村，便盘查阻拦，恶语驱逐乃至打砸人车。这种由政府组织的黑恶做法在中国并不少见，但得到包括互联网在内诸多媒体充分曝光的，太石村堪称极少数典范，甚至独一无二。当时互联网刚刚迎来第一次繁荣，人们对此事件的关注随着官民对立的情绪的高涨而日益高涨：一边是步步依法守法的平民，试图用共产党政权颁布的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边是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政府，践踏他们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此事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连《人民日报》都为之发社论），其发展方向在极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许多仍对胡温乃至整个共产党体制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人们，天真地指望着中南海会做出姿态，严惩那些违法的地方政府，还村民们于公道，以示共产党政权愿意遵守自己所制定之法律。但结局教他们失望或者清醒，村民们维权落败，地方政府继续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积极声援村民维权的人士们，譬如郭飞雄，被定性为“一小撮心怀不轨”的“敌对分子”，不久遭“秋后算帐”，（郭飞雄次年被捕，获刑五年）。此事实直接告诉那些对为所欲为仍心存一丝顾忌的官僚和恶吏们：你们从此可以放心大胆、随心所欲地鱼肉百姓去了，党中央站在你们这一边！
太石村维权失败后不久，作为报复手段之一，唐荆陵律师证被吊销，当局本指望藉此类报复，威胁打压维权人士，使参与维权的人们恐惧，退回到党所许可的生活中去；使关注维权的人们不敢再进一步，停留在彷徨之中。却有那么一类人，当他们认为自己所行之事并非错误的时候，越是打压迫害，他们就越发坚定，从此走上专心为人权事业效劳的道路。
“我现在已经不能称为‘律师’，只算是个‘法律工作者’了。”他微笑着自嘲道。问及生活来源如何解决时，他并不十分在意地答道：“帮过去的同事们整写资料，算是相互帮忙吧。”语色中，不能再当律师，虽多少心有不甘，却也丝毫未以失去了律师这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为意，倒象是为多出许多时间能做些人权方面的工作而慰藉似的。他家中陈设简朴、洁净，倒是有好几台电脑一字排开，占据客厅大片空间。原来他建了很多个QQ群，在QQ群上推广人权及民主理念，QQ群的数量多到需要好几台电脑同时开机，才能全部运转得起来。我心底暗笑：“QQ群，那不是小屁孩们的玩具么？”于是问：“年轻人们似乎不太关心这些吧？你为何不找些已经现成具备民主理念的人们，好找些共同语言呢？”他告诉我：“已经觉悟的人们，不需要我们再下功夫，我更看重年轻人们，更有活力，而且比我们少受许多洗脑，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他们身上才更有意义。”我嘴上应承着，心头却不以为然：“他们只管打网络游戏当新新人类，哪管你什么民主、人权？大概要白费心思吧。”
很大一部分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们，曾经有过某种普遍错觉，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此：他们认为广东系改革开放之先锋，政治氛围相对其它地区要宽松一些，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象很多内地官吏那么僵化无知。象唐荆陵这样秉承温和主张的人，虽会遭到打压监控，要说他将面临牢狱之灾，会让很多人觉得荒唐。这些人中有的出于单纯，有的则有矫情地一厢情愿之嫌。无论何种原因，很多人愿意相信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将会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见解，这种想法甚至称得上“主流”，尽管常识告诉人们，一名处于长期监控之下的异见人士需要冒随时被捕的风险，但人们却更愿意相信子虚乌有的“开明”，而不愿接受冷酷无情的现实。这种偏见源于将共产党政权所鼓吹的“改革”这一政治口号，与学术意义上的“改革”这一理念混淆起来。后者指的是一场以追求文明为目的，涵盖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而前者，仅仅是这个政权以延续其统治为目的的一场搜刮。对它而言，经济上逐步放开的目的，仅在于维护僵死而毫无人性的政治体制不至崩塌，与变更政治体制的民心愿望毫无瓜葛，更非其先行步骤。
当我渐渐羞愧于当初的无知与狭隘，他已身在牢狱之中，此番对他迫害之缘由，说到底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推广民主与人权理念，渐渐为这项事业发展出一批热情支持者。而这些渐渐成长起来，经济和人格获得双重独立的人们，正是当初在QQ群之类的群聊工具上嬉戏的少年。广东异议界随着这批新生力量的崛起，不断富有活力，他们使广东成为过去十年中国维权活动最为活跃的一省份。这其中既有环境因素：广东有大量的私人和三资企业，在今天中国，此类企业的员工们是对极权体制的依附性最小、日常行为逻辑与党文化距离最远的一个社会群体，因此最具独立性；亦有人为努力的因素：譬如唐荆陵一类的人们，多年来冒着政治迫害，不懈推广民主、人权理念，使之更得人心。
二零零九年，我被警察禁足，监视居住在故乡腾冲，以防我在“五十周年之际，到处乱跑，给国家添乱。”看管宽松时，可以到网吧上网散散心。一天有位陌生青年在QQ上找我聊天，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不知道未来人生归落何方，因而心情烦闷，甚至疑心自己患上了忧郁症。问他家住何处？答曰河南。我道：若身上还有到云南路费，莫若来腾冲我家散散心。我说此话时，只是为了安慰他，想让他知道远方仍有人在试图关怀他，不必对人世、更不必对自己心灰意冷。孰不知几日后，这年轻人竟然杀到我眼前，且果真不名一钱。遂留他在家中小住数日，每日陪他叙话游山，帮他打气鼓劲，以消愁绪。原来他知我被警方软禁在家，心中忐忑，来路上甚至做好了被捉走甚至死的准备，我问他为何会想到死？他苦笑而不答，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心绪由于之故，原来他想的是若自己被警察捉走，便以死相争。他先前从未接触过政治反对派，心中想象着，在中国，应当由几十万人在地下四处努力奔走，试图结束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建设一个民主党新中国。我告诉他全国公开的反对派加起来未必上千时，他异常惊诧，认为堂堂中国十数亿人，竟然只有不到千人愿意出头冒险，悲莫大焉。旋又迅速明白，如现实果真如他所想象，有数十万人在努力想要结束专制，则专制已到山穷水尽，随时都会崩溃，公开政治反对派虽不足千人，却代言着数以亿人人民的心愿，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大可不必悲观。他打算到广州找份工作，于是我留了唐荆陵家地址和电话给他，让他到广州务必去寻唐荆陵。我在广州并无多少朋友，心想他到广州之后能有些象唐荆陵一样的朋友，以为照应，必有裨益。他疑惑道：“我并不认识他，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冒昧前去，恐不好。”我劝他说，唐非寻常人，你只须登门，他必热情待你如兄弟，无庸多虑。
这位年轻人名叫王清营。他乍到广州，便去拜访唐荆陵，不知是何神奇迹象，这位迷惘青年重新活力四射，他一边找工作，一边寻找机会和方式，想为人权事业聊尽绵力。无论他想要做什么，唐荆陵都是他强有力的支持和后盾，他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并不老练，唐荆陵从未修正或试图改变它们，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王清营的一切行为和想法，帮助初来乍到的王清营扩大人脉，创办读书会，凡有效命之处，无怨奔走。多年后，王清营以唐荆陵助手身份与唐一同被捕，广东警方在迫害唐荆陵同时捎带上他的两位年轻朋友王清营和袁新亭，一是为将此案做成“团伙案件”（三人以上即可称为“团伙案件”），加大加重对唐的迫害力度，二因欺负王、袁二位缺乏经验，更方便从他们那里罗织材料，想用唐朋友和助手的供述做实唐的罪证，对他们三位造成政治迫害和心理打击的双重伤害。因拒绝为迫害唐提供材料，王清营在看守所内尝尽苦头而不悔，自己亦与唐同样罪名遭到起诉并获刑两年半。
我曾象很多人一样天真地相信：唐荆陵只不过是位持有温和主张、且为人行事毫无锋芒的谦和之辈，尽管警方对他实施有监控，牢狱之灾却距离他非常遥远，因此才将他介绍与王清营，想必不会因唐的政治主张而牵连到初出茅庐的王清营。这种温和派既不该被捕，也不会被捕的错觉，曾一度占据着相当多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者们的幻想，我亦为之蒙蔽多年，直到刘晓波先生遭受十一年牢狱之灾，此泡影才告戳破。时间推移，在这反对大潮里经历数次刻骨铭心的潮起潮落，被我视为希望所在的人们一茬又一茬地被捕入狱，我渐渐明白所谓“强硬”、“温和”一类派别之分，纯属无稽之谈。身为一名政治反对派，是否会被捕入狱，仅仅取决于专制当局的政治需要，只要一个人在从事民主或人权活动，并且坚持，那么监狱的大门随时向他敞开，无论是强硬抑或温和。
坚持日久，唐荆陵的所谓“政治敏感性”一日胜过一日，到了二零一零年，茉莉花革命在北非爆发，一个小贩遭到类似城管一类的管理人员粗暴对待后愤而自焚，引发摩洛哥举国震动，抗议迅速蔓延开来，独裁政权瞬间倒台；进而波及至北非诸国，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国皆被席卷，和平抗议能成则成，不成则引发武装起义。这场革命因摩洛哥国花茉莉花而得名，更向人们传达出一个声音：在原本被认为是僵死而守旧的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教世界，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热忱从未熄灭，并正在越演越烈。自由和民主并非欧洲和美洲人的专利，和欧美文化背景迥异的伊斯兰教世界亦同样向往渴望之。这场人民自发的革命造成多个独裁政体被推翻，本阿里、穆巴拉克等独裁者或逃或囚，更有卡扎菲命丧于起义民兵之手，死状狼狈下贱。一时间，全球爱好自由的人们深受鼓舞，而专制者们则闻风丧胆。在中国，对政治空气从来异常敏感的共产党政权，反应堪称全球之尤。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因被大音乐家普契尼用在歌剧《图兰朵》中，而广为西方人所熟悉。过去几年，它被共产党政权当作中国之形象名片大肆推广，大有中国第二国歌之势，因此“茉莉花革命”一词，用诸中国似乎比用诸北非更加贴切。“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其中隐喻，发人深思。尽管普遍认为：在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共产党政权却如临大敌，于是对他们长期监控名单上的异见份子们大动干戈，从北到南数日之内，数百人被捕，其中尤以北京、广东两地，最为严酷。此次抓捕和过往对异见人士的逮捕大有不同，过去的逮捕大多有一个所谓的“司法程序”，虽是再强词夺理地莫须有，当局也会试图在法律条款方面和稀泥，尽量让它变得象是有一回事，甭管这些“法律程序”混蛋不混蛋。而这一次则完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可言，被抓走到人们被关在黑监狱里受尽虐待，从肉体殴打到侮辱性的语言暴力、不准睡觉、强光照射和噪音刺激……种种酷刑几乎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凡被捉走的人，数月后被放回时无一保持精神正常，个个饱经摧残。
这一波抓捕中唐荆陵亦被捉走，从广东来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被放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话都说不出来。我无法想象他遭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只是忍不住前往广州去寻他，尽管见到他，亦无济于事。出现在我面前男人，依旧穿着他的布衣鞋袜，一如过去几番谋面时一般平静和善，除了说话语速稍慢、语调稍低之外，看不出受过甚麽摧残的样子，抓着我的手：“小戎，你何时到得广州？若是不走，不妨还象过去一样住我家。”我摇着他手道：“荆陵兄，你受苦……”他并不回答：“这次你能平安度过，我们都感到高兴。”我闻言又愧疚又感激，只好岔开：“这次我就不跟你家里去了，请代问嫂夫人好，下次若得了精致的竹编篾器，再给她捎些。”“你有心还记得她喜欢这些，就算不给她带，她也会高兴的。”再闻此语心头百味翻腾，只见他形虽半枯，言语却愈发平静坚毅，知他命运已定，我已很难再相信所谓“温和”与“强硬”之分，坚定的民主派，必然走向那命定的炼狱，在此之前的重重打磨，只会使他变得更加坚毅。
茉莉花革命数年之后，中国大陆民主派的面目又变得大大不同，人权律师们，俨然已经成为这光荣行列的领军族群，和过往十年来这个族群曾经的中坚力量——异见作家——相比，他们在勇气、胸怀和实干才华上，皆更胜一筹。有一群自称“举牌党”的青年们，活跃在人权事业的最前沿，他们的抗议手法异常简单直接：在公共场合高举带有民主、人权内容的标语，再将活动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此时新一代的互联网技术已基本成熟并在中国大陆得到巨大推广，信息传播的速度较之十年前更加快捷迅猛，他们充满勇气的新方式迅速在互联网上形成巨大影响，人心深受鼓舞。“举牌党”们热火朝天，既迅速造成强烈影响，反过来也因反响强烈，参与者们以一副凯旋英雄式的自豪感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他们成就感愈高，行动欲就愈发强烈，形成一个振荡式的循环促进。这群热血青年发祥于广东，很快波及到南方各省，不甘寂寞的青年们纷纷投身其中，甚至被恭维为“南方街头运动”。尽管他们的行为距离严格意义上的“街头运动”还非常遥远，不过作为一种鼓舞士气的响亮名号，这种称呼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
在一定程度上，勇敢而冲击力十足的“举牌党”们，对唐荆陵这种并不热衷于显山露水的人，形成一种保护。但这种保护既脆弱而又不可预测。刚开始时，他们简单直接的行为方式，伴随着新一代的互联网技术，非常容易形成强烈的视听冲击力，人们非常乐意地替他们扩散消息，在互联网上形成快速的爆炸影响。但随着此类行为越来越多，人们对此渐渐习以为常，不再热衷于扩散他们的抗议消息。要想保持先前爆炸性，就必须在标语内容上多下工夫，它的必然发展趋势，就是抗议的标语内容越来越激烈、强硬，最后导致对“举牌党”的全面镇压。他们在短短两三年间拉起一股旋风的同时，亦迅速遭到镇压，王爱忠、孙德胜、杨崇、刘远东等一大批人纷纷被捕，到了二零一五年，“南方街头运动”以其光荣的失败宣告。
就象一茬一茬收割韭菜，当“举牌党”被镇压，唐荆陵一类的温和派们便紧接着成为镇压的头号目标。二零一四年，公民同城正红红火火，这一波被称为“公民同城”的活动，原本系一些有共同语言和价值取向的人们，通过互联网走到往下，聚在一起吃饭喝茶的寻常举动，但有人嗅到了其中潜在的政治涵义，并大做文章，把此事说成是某种“反党阴谋”，以图藉机镇压，对上表功以升官发财。不过，在没有遭到大规模镇压之前，这种聚会的确对长期生活在庸庸碌碌的苟活中的人们充满神奇的吸引力，人们非常乐意在饭局、茶会上结识没有利益关系，没有相互攀比和庸俗的人情是非，而仅仅因为观念和趣味相投的同伴。好象是开启一扇窗户，参加聚会的人们发现，原来象自己一样期待着另一种生活的人，竟如此之多，且如此之单纯，丝毫看不出是历经多年生活打磨之后，老于世故的滑头形象。在这世上，我们被迫扮演这样或那样令自己厌恶的形象，当我们早已不再年青，才重又相信：简单、毋需相互防范的社交圈，原来竟可以得到，且只要我们自己愿意，它就在身边。
虽然于情于理，公民同城聚餐，只不过老百姓之间的日常走动，但专制者们似乎从中嗅到了敌意，以他们一贯以来怀着深深敌意对待人民一举一动的态度，很多人开始嗅到不详的气息，活跃的同城聚餐活动，遭到镇压仅在时日之迟早。某日，我偶遇从四川到北京来玩耍的老友陈云飞，他告诉我，四月约了唐荆陵，同去祭扫林昭墓，我闻言大喜，茉莉花大黑整后一别，荆陵兄已是数年未见，而云飞兄亦我心仪之人，若能同行，于圣女灵前相会故友，不亦快哉！不过隐隐的悲伤却不自觉片片浮上心头。象他和陈云飞这样处于长期监控之下的人，每一次活动，都会在他们各自的材料上又加上一笔。祭扫本是人之常情，古之暴君亦容人收尸、祭奠，而靠无神论起家的共产党徒们，则视之为一种“政治行为”，尽管他们比谁都更迷信更怕报应，到处求神拜佛，想睡个安生觉，对别人光明正大的祭奠行为，他们却心眼小得跟针一样，并用他们一贯的恶毒诛心术，把一切都往政治上靠，遇事先将人打成“动机不良”，再安排过场兴师问罪。
公民同城越发热火朝天，不祥的预感越发临近，这些被戏称为“吃饭党”的人们，因情投意合常凑在一起吃饭聊天而得名。和“举牌党”们混杂在一起，相互抬火，热情高涨，如果专制当局对“吃饭党”和“举牌党”展开全面镇压，则郭飞雄将被视为广东“吃饭党”和“举牌党”的双料精神领袖，被捕首当其冲；唐荆陵则紧随其后，会成为郭飞雄被捕后的第一目标，或者两人同时被捕。想到这里，我甚至有一种想要尽快去见故人一面的念头，因为很可能此番错过，再见已不知何日？
可惜我并未能如愿见到唐荆陵律师，中途遭遇变故，无法前往苏州，那时心想：“来日方长，还有很多机会再见。”不料弹指之间，对“吃饭党”与“举牌党”的全面镇压却旋即开始，数百人短时间内被捕，举国一片政治高压态势。二零一三年八月，郭飞雄被捕，次年五月，唐荆陵落入魔爪。
孰知温润之辈，亦能慷慨悲歌，看守所内单凭一身瘦骨，力扛一年又九个月后，终等到一纸判决。此番唐公昂首入囹圄囚笼，来日亦昂首而归。世事浮沉，枯荣难料，权势富贵化作齑粉，仅需顷刻之间；而为义受难之荣耀，则当永存。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