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律师文东海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一篇文字《李斌，你会解聘我吗？ 》：「作为709大抓捕事件当事人王宇的辩护律师，我曾经无数次想幻想着有一天警方会开恩让我见上王宇……说到李斌，我并不熟悉，他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是在王宇、周世峰、王全璋、李和平、谢阳等人被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陆续传出一个叫李斌的警察，他连续多次解聘了好几位辩护律师，其解聘的理由也很奇特：当事人自己已经请了律师，所以你的辩护律师资格被解除了。」
文东海写道，李斌不仅解聘律师，还坚决不给律师们看解除手续给律师看一看，也不允许律师按司法规定会见当事人确认解除。文东海宣布要在第二天约见李斌，「李斌，你会解聘我吗？」他在文章最后问道。
第二天，文东海果然被解聘了。
「法律上还没有解除，我还是王宇辩护律师，李斌是解除我了。」文东海这样描述现在的情况，「一天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向我出示王宇解聘我的法律文件，及安排会见王宇核实解除的真实意志，我就会一直以王宇辩护律师身份活动。」
算上文东海的当事人王宇，709案件中已有李姝云、高月、赵威、李和平五人「被解聘」了代理律师，五人的律师无一见到了正式的解除手续，全由警方口头告知。
赵威的妈妈郑瑞霞见到了赵威的新律师，这两位律师自称受律师管理协会分配、由赵威本人委托。她们向郑瑞霞出示了一封据说是赵威写的信，信中赵威表示认罪，让父母不要委托辩护人。郑瑞霞不被允许带走这封信，她回忆说，除了签名很像赵威的字迹以外，整封信不太像赵威所写，她怀疑女儿是遭受了折磨才被迫认罪签字。
在此之前，警方以案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该案所有律师的会见申请。
处于政治案件的羁押中的当事人「解聘律师」、「拒请律师」的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出现。温州十字架案中被抓的维权律师张凯以类似方式「解聘」了自己的律师，他的助理刘鹏也曾「写信」要求家人不聘请律师。
但此类不自由情况下的表态十分可疑，而且很可能暗示当事人处于严重的精神压力甚或身体伤害之中。
劳工NGO案件当事人何晓波的妻子杨敏就曾接到自称是检察院人员的电话，通知她何晓波已签署不聘请律师承诺书，但不久后一位何的获释「号友」（关在同一房间的被羁押人员）找到杨敏，传出何晓波的话说，警察是以杨敏的安全要胁他承诺不请律师，但他其实还是希望聘请律师。
无论「解聘」现象的原委如何，它显示着，过去政治打压案件最重要的抗争模式——借助律师会见和法律程序不断制造传播和抗争节点——被正式缴械，大量人权律师们正在失去他们最熟悉的战场。
就像被捕律师之一的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说的：「我们真的不能向流氓和黑社会要公义、讲法律。」
在制度内抗争手段迅速全面失效的情况下，受迫害的人们只能自发地探索制度外的手段，从寄明信片、印T恤、新媒体传播、街头行为艺术，到绝食、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聚集甚至制造炸弹和暗杀……这些手段就像冻土高原上长出的苔藓，脆弱、绝望、低端，却多样而且无法灭绝，因为它就是生命本身。
这些非制度化的手段难免隐含许多新的伦理课题，本文仅以文东海律师要求「见李斌」为例作一点简单分析。
这一案例面临的争议是「将公权力实施的迫害指向执行者个人」，类似的还有劳工NGO打压案件中出现的「找邹伟」行动，即号召人肉搜索撰写抹黑稿件的新华社记者邹伟。
两个事件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效应：据认识邹伟的人说，邹伟知道有人在骂自己，但他相信自己的报道是真实的，并认为「得有人去做这样的事」 ，然而之后新华社的污名化稿件中，记者署名悄然消失；警察李斌在看到写给自己的公开信后，接待时文律师时变得极为礼貌，在遭遇强硬抗议时甚至主动递烟缓和。
事实上无论是文东海律师，还是声援劳工运动者的群体，都非常清楚「李斌」和「邹伟」不过是极权制度的棋子，向他们施压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但不少抗争者仍然使用这种指向执行个人的方式，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这种方式总比直接尖锐地责难体制或统治者本身要安全一些；第二是执行个人的抗压能力弱于体制整体，此举有可能会改变受迫害者的具体待遇；
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李斌们」可能真心认同自己的工作，也可能只是「执行命令」，而抗争者们要明确表达的是：不管主动与否，协助作恶即是作恶——这在中国极具现实意义，大量基层警察在面对法律和公义的责难时就以「上级命令」、「履行职责」作为最终的说辞，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日夜维持着专制机器的运转。
因为「执行命令」，未成年的孩子失去了父母，被囚禁于自己的国家；因为「执行命令」，弱势者被碾碎于尘土，维权者被剥夺了自由；因为「执行任务」，法律沦为玩物，公正从不在场，民主是个笑话……「执行命令」不是作恶的理由，更不是免于刑责追究和良心拷问的「免死金牌」。即使是「枪口抬高一寸」仍然不够，面对暴政，不合作就是底线。
否则，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我们将赞赏和支持赠予正义的抗争者，以不责备和理解对待自扫门前雪的人，至于作恶的参与者，不论是命令者还是执行者，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有一个审判席是留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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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见李斌」与「找邹伟」——平庸的恶必须审判
涉政治案被羁押的人「解聘律师」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出现，十分可疑。
2月17日，律师文东海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一篇文字《李斌，你会解聘我吗？ 》：「作为709大抓捕事件当事人王宇的辩护律师，我曾经无数次想幻想着有一天警方会开恩让我见上王宇……说到李斌，我并不熟悉，他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是在王宇、周世峰、王全璋、李和平、谢阳等人被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陆续传出一个叫李斌的警察，他连续多次解聘了好几位辩护律师，其解聘的理由也很奇特：当事人自己已经请了律师，所以你的辩护律师资格被解除了。」
文东海写道，李斌不仅解聘律师，还坚决不给律师们看解除手续给律师看一看，也不允许律师按司法规定会见当事人确认解除。文东海宣布要在第二天约见李斌，「李斌，你会解聘我吗？」他在文章最后问道。
第二天，文东海果然被解聘了。
「法律上还没有解除，我还是王宇辩护律师，李斌是解除我了。」文东海这样描述现在的情况，「一天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向我出示王宇解聘我的法律文件，及安排会见王宇核实解除的真实意志，我就会一直以王宇辩护律师身份活动。」
算上文东海的当事人王宇，709案件中已有李姝云、高月、赵威、李和平五人「被解聘」了代理律师，五人的律师无一见到了正式的解除手续，全由警方口头告知。
赵威的妈妈郑瑞霞见到了赵威的新律师，这两位律师自称受律师管理协会分配、由赵威本人委托。她们向郑瑞霞出示了一封据说是赵威写的信，信中赵威表示认罪，让父母不要委托辩护人。郑瑞霞不被允许带走这封信，她回忆说，除了签名很像赵威的字迹以外，整封信不太像赵威所写，她怀疑女儿是遭受了折磨才被迫认罪签字。
在此之前，警方以案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该案所有律师的会见申请。
处于政治案件的羁押中的当事人「解聘律师」、「拒请律师」的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出现。温州十字架案中被抓的维权律师张凯以类似方式「解聘」了自己的律师，他的助理刘鹏也曾「写信」要求家人不聘请律师。
但此类不自由情况下的表态十分可疑，而且很可能暗示当事人处于严重的精神压力甚或身体伤害之中。
劳工NGO案件当事人何晓波的妻子杨敏就曾接到自称是检察院人员的电话，通知她何晓波已签署不聘请律师承诺书，但不久后一位何的获释「号友」（关在同一房间的被羁押人员）找到杨敏，传出何晓波的话说，警察是以杨敏的安全要胁他承诺不请律师，但他其实还是希望聘请律师。
无论「解聘」现象的原委如何，它显示着，过去政治打压案件最重要的抗争模式——借助律师会见和法律程序不断制造传播和抗争节点——被正式缴械，大量人权律师们正在失去他们最熟悉的战场。
就像被捕律师之一的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说的：「我们真的不能向流氓和黑社会要公义、讲法律。」
在制度内抗争手段迅速全面失效的情况下，受迫害的人们只能自发地探索制度外的手段，从寄明信片、印T恤、新媒体传播、街头行为艺术，到绝食、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聚集甚至制造炸弹和暗杀……这些手段就像冻土高原上长出的苔藓，脆弱、绝望、低端，却多样而且无法灭绝，因为它就是生命本身。
这些非制度化的手段难免隐含许多新的伦理课题，本文仅以文东海律师要求「见李斌」为例作一点简单分析。
这一案例面临的争议是「将公权力实施的迫害指向执行者个人」，类似的还有劳工NGO打压案件中出现的「找邹伟」行动，即号召人肉搜索撰写抹黑稿件的新华社记者邹伟。
两个事件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效应：据认识邹伟的人说，邹伟知道有人在骂自己，但他相信自己的报道是真实的，并认为「得有人去做这样的事」 ，然而之后新华社的污名化稿件中，记者署名悄然消失；警察李斌在看到写给自己的公开信后，接待时文律师时变得极为礼貌，在遭遇强硬抗议时甚至主动递烟缓和。
事实上无论是文东海律师，还是声援劳工运动者的群体，都非常清楚「李斌」和「邹伟」不过是极权制度的棋子，向他们施压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但不少抗争者仍然使用这种指向执行个人的方式，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这种方式总比直接尖锐地责难体制或统治者本身要安全一些；第二是执行个人的抗压能力弱于体制整体，此举有可能会改变受迫害者的具体待遇；
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李斌们」可能真心认同自己的工作，也可能只是「执行命令」，而抗争者们要明确表达的是：不管主动与否，协助作恶即是作恶——这在中国极具现实意义，大量基层警察在面对法律和公义的责难时就以「上级命令」、「履行职责」作为最终的说辞，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日夜维持着专制机器的运转。
因为「执行命令」，未成年的孩子失去了父母，被囚禁于自己的国家；因为「执行命令」，弱势者被碾碎于尘土，维权者被剥夺了自由；因为「执行任务」，法律沦为玩物，公正从不在场，民主是个笑话……「执行命令」不是作恶的理由，更不是免于刑责追究和良心拷问的「免死金牌」。即使是「枪口抬高一寸」仍然不够，面对暴政，不合作就是底线。
否则，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我们将赞赏和支持赠予正义的抗争者，以不责备和理解对待自扫门前雪的人，至于作恶的参与者，不论是命令者还是执行者，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总有一个审判席是留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