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作协制度是极权国家的一项重要安排

胡发云：生于1949年，职业作家。2006年退出中国作协、湖北作协、武汉作协。著有《如焉》、《老海失踪》、《隐匿者》、《迷冬》等等

近日，博友说，胡发云、方方该退出作协。我说我近十年前就已经退出三级作协并奉还从未使用过的各类头衔。十五年前已经宣布不再参与职称评定。我这样做，只是想安静一点，自在一点，不再陪他们玩那些无聊游戏。但我从未以此来要求同行。而且我只是退掉了作为群团组织的作协身份，并没有辞去我的工作。我一生都在体制内——从工人、到企业干部、到专业作家——但尽可能不让这些妨碍我的思考和表达，哪怕付出代价。我纳税，也尽力用纳税人给我的一点工资，做一点对得起他们的事。

我乐于见到作协和豢养它的制度结束，但是前提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制度——当作家不能靠稿酬生活时，他可以讲课，可以办刊，办学，写肥皂剧或做别的工作。而现在，这些资源都是被控制的。一个好的制度，作家既有创作的自由，也有用各种方式养活自己的自由，更要有出版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一条，让专业作家自食其力有点残酷，就像把失去觅食能力的猪赶出猪圈，而外面又没有自由奔跑的山野也没有了多少吃食。

作协制度，是极权国家的一项重要安排，它把一批有写作才能的人收入麾下，金笼养鸟，好吃好喝好招待，住房，医疗，高薪，盛名，各种补贴各种疗养各种旅游……俗话说，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短。如果为信念，为正义，为一己尊严，一怒之下放弃这些，对绝大多数专业作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夺了他们的饭碗，一些人很可能连眼下的一点良知与勇气都没有了，为生计而去写更加肉麻的东西换饭吃。所以，旁人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只能是为渊驱鱼，在目前的出版环境下，也是不甚公平的。

中文写作有十几亿人的大市场，一个优秀作家不会养不活自己。而在写作有种种禁忌甚至危险的社会里，这话就另说了。

说了这些关于专业作家的时代困境，但从总体来说，我并不原谅他们的麻木，冷漠，自私与圆滑。一个应该最有性情与热血的群体，这些年来，很少听见他们为苦难、不公、社会正义、历史进步发出声音——这些正常网友都会有的反应，且并不需要他们付出太大代价，但是恰恰他们没有或少有的。我希望他们不要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不是政治，这是我们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抄讲话才是政治。也不希望他们说文学有文学的套路。天大的套路，抵不过做人的套路。也不要说“我有缺席的权利”，“我有沉默的权利”……在没有言说权利的时代，缺席与沉默的权利等同于作恶的权利。但历史有它终极评判的权利。前苏联和东欧阵营的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在社会转型之后，都被新时代无情地抛弃了，过着非常落寞清凄的日子，他们最终为自己金丝雀般的安逸生活、为自己的怯弱与逢迎付出了代价。

有些事，做了就做了，有些话，说了就说了，其实也没什么。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戒律比外部的戒律更紧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信条。古语说，己所不欲，无施与人。对我来说，己所欲，也不必施与人。希望大家一起做的，是共同创造一个没有压迫、自由写作的时代。那时候，每一个作家才真正可以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不想说我就不说。

十五年过去了，文坛变得更黑、更烂、更无耻

近日，湖北文坛又热闹起来，源于一次作家职称评定。作为作协主席的方方，多次努力未果，终于把一件高評丑闻捅到网上，掀起一阵风波，让几乎被人忘记的作家协会，又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作家评职称以来，就从来没有干净过，这里说的不干净，有权利干预，意识形态干预，还有后来愈演愈烈的经济手段干预……这里贴出一片十五年前的旧文其中点名省人事厅和十二位高评委（评委中许多是我的朋友或认识的人，包括这次拍案而起的方方），在发表时由刊物隐去，一些思想文化网站都有转载。中国青年报也为此发表了评论文章。此文从发表一直到上网，没有任何正式回应。就像今天方方申告各个相关人员或机构一样。据说一些当事人都看到或从网上下载打印传看，但至今没有一人吭过一声。不过，此事已留在纸上，留在互联网数据库中。数年后，单位管人事的又让我去一个什么班，说又要评职称了。我问，评法有无改革？答曰，不知道。我说，那我不去。有人认为我只是一次撒娇或撒气，过后还得参加他们操控的游戏——他们不相信有人真的可以不要这个东西。

十五年过去了，文坛变得更黑更烂更无耻。倒是方方，近年愈发活明白了，活勇敢了。

 

可疑的高级职称评定

（发表于2000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

胡发云

作家以作品安身立命，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古今中外皆然，犹如蛋之于鸡，如果不管蛋如何，很随意地给谁挂上“国家一级鸡”“国家二级鸡”的牌牌，当是一桩很无聊的事。便是那鸡，如果不是特别虚荣，特别不省事，也会觉得尴尬，平白多招一些关注，多惹一些非议。但是，挂了牌牌之后会多得几把谷糠几条虫虫，大约许多鸡都愿意挂的。眼下，中国体制内的作家，便常常面临这样的诱惑。

七月流火。酷热中去参加首届湖北文学奖颁奖大会，从踏进宾馆大门到步入会议大厅，一路上许多相遇的朋友师长神情都有点怪异，握手祝贺之后，便是欲言又止，终于说了：“一喜一忧啊。”，我知道，他们说的一喜，当然是指获奖，一忧呢，大约是说评职称被淘汰。然后便是惋惜，同情，疑惑甚至义愤原来大家都知道了两天前的高级职称评定结果。没想到一桩极隐秘的事这么快就流布四方。打那天之后，关心这件事的朋友师长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一些参与者和知内情者。忝列二级已经八、九年了，但从来不清楚这评审是如何操作的，这次才多少清楚了一些。

本来，写作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事，无须、也很难排个座次出来。如果硬要比较个优劣，那是要靠读者和时间来评判的。可眼下要为体制内的作家（当然，也包括其他所有的艺术行当——画家、演员、编剧、导演、作曲家、指挥家……）按照体制的模式定出级别来，便把许多各自劳作或不劳作的人扯到一根根标竿下比试高低了，因而又生出许多作为与是非——宛如女人，本来各自养猪饲鸡或抚琴作画，相安无事自得其乐，一旦成为大老婆二老婆小老婆，便会生出计较与龃龉。想想也是非常无聊的。但这种比试之后，给你的不光是一个头衔，同时还是一张资源分配券――每月多上百元工资，分房多几十个平方，看病多一个红本本，重病时说不定还可以住进高干病房……人们便很难无视它了。

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你多少想写一点像文学的东西，那么你就不要期望得到太多，你就要准备拒绝或放弃。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什么都占着，一样不落下是很难的。所以，当年初单位通知我评职称时，我已准备放弃。一来，近些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国家一级作家”“国家二级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使我对这神圣的头衔多少失去了一些兴趣――又是国家，又是一级，这样的作家，该是顶了尖的大师级人物，可这类人物在我们这个巴掌大的文坛上已有数十个，比俄罗斯文学鼎盛时期的全部巨匠加起来还多。其中许多人领了这一顶桂冠之后，便只剩“一级”而不见“作家”了——在此我丝毫没有与谁过不去的意思，写不写东西、写什么东西，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只是疑惑这评审的意义何在？二来我当时正忙于搬家，昏天黑地的，所有的资料都装箱打包无处找寻，也害怕填写那几本厚厚的表格。后来单位管人事的女士再三催促，并说先替我报名及垫上300元评审费。于是忙乱中履行了一应手续。此后便再没有过问这件事了。

7月的一天晚上，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后天要进行职称评定，你看是不是给有关评委打个招呼，大多都要这样做的。说完告诉了我这次的评委名单。我说我不习惯这样做。我宁愿相信评委的公正性。这位朋友有些惘然，停了一下说，我反正已经跟你说了，你自己决定。我谢了他的好意，接着便说了下面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我说这些评委的资格是如何确定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没有能力评审他们要评审的人？

评审结束后，有人告诉我，我没有通过。（这当然是私下通风，评审活动从头至尾都是非常保密的，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前面说到的那位朋友也抱怨说，让你打个电话，你不打……

既是评审，有人通过，有人通不过，本是很一桩正常的事，但了解了一点评审过程之后，便不得不对这种评审生出了一些疑惑。

第一，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谁有资格来当评委？有没有一个产生高评委的合法程序？据说评委们大多是投票前一两天或三五天由某单位临时通知的，连那一纸聘书也是评审当日现发的。当评委唯一的硬性指标便是具有正高职称。评委的组成也不公开，神神秘秘地聚拢来完事后又无影无踪地散开去。他们事先也不知道要评谁审谁，这样无备的状态这样短促的时间，且不说他们有无评审的学养、识见、操守及文学艺术感受能力，便是读一读上十位评审对象数百万字的作品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许多评委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听知情人作一些介绍，看一看表格中填写的资料目录——发表过哪些作品，获过哪些奖项，最多临时翻翻一些主要作品附件，有些长篇小说，也只来得及浏览几页。然后，凭自己的感觉、印象或别的什么便开始工作了。

第二，评审程序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

除了上面说到的评委组成，评多少、如何评？多少票算通过，谁有资格参评？

与历次评审相比，有没有较为恒定的标准？似乎都很随意，听说有些标准是评审开始之后，省人事厅打来电话定下的，而被评人中，还有几乎与文学无涉、据说近似于骗子的人，拿来一些与文学无甚关联的材料，其中还有自刻公章自任评委的“全国文学大奖”的获奖证书……因其是省人事厅硬塞进来的而引起一些争议，将本来就极稀少的一天时间又占去了许多。说起来那么严格的一层层参评资格审查，又是如何一层层顺利通过的？

第三，对评审有无制衡机制？对这样一种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评审，每一个评委都应该拿出很负责任的、专业性的、可以经受检验的评审意见，你评谁不评谁，都应该有一个合乎评委身份的说法。但据说不是这样，大家东东西西谈了一些感觉印象之后（据说连记录都没有），便是无记名投票，因为是无记名，便可以对投票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成为永远的匿名者。于是便诞生了许多领到一顶“国家一级作家”“国家二级作家”的桂冠之后，多少年再见不到什么作品的作家。而当初授予其桂冠的人们也不见了。据说此次便有一位评委从头到尾只投一个无甚作为的人，等于投了一张废票――这位评委忙乎了一天，自己把自己用红牌罚下。一位评委事后说，如果要求每一位评委都要写下自己的评审意见，那他晚上不睡觉也要多少读一读作品的，并拿出说得过去的文字意见来。另一位评委说，如果要求每一位评委说出为什么评谁为什么不评谁，那么他想帮谁的忙也会收敛一些。也有评委说，可以写一本《评委心理学》了……

看起来评委们行使了一次民主权利，但这种无须言明理由也无须承担责任的民主，实在是一种“暴力民主”，这种“暴力民主”在数十年中已做下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恶事蠢事，从土改时众人一呼将台上的地主富农拖去枪毙了，到文革中代表们手一举，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从集体决定上马一个烂污工程，到枪毙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在这一类“暴力民主”的掩护下，每一个个人都可以遁影藏形，所以至今我们只能看见历史上的这些事件，而看不见决定这些事件并对它们负责的个人。

第四，参评者有没有知情权？歌手大奖赛，评委的打分是亮在自己的电视图像上的，歌手看得见，观众也看得见。足球比赛，主裁边裁要举旗亮牌做手势，球员看得见，球迷也看得见，还有电视重放的慢镜头。连学生高考，还可以查卷，上面除了判分依据，还有阅卷老师的代码，这等于给了被评审者的知情权的同时，也给了观众，球迷，学生家长以监督权。由于高评委是临时组合的，评委们是匿名的，所以每次职称评定都是偷偷摸摸开始，悄没声息结束，参评者也懵懵懂懂申报，糊里糊涂了结。如果你不去打听或没人给你通风，是没有谁给你一个正式通知的，更不会给你一个为什么评上为什么评不上的说法。有时候想一想，交了几百元评审费，也没听见人家怎么对你评，也没听见人家怎么对你审，找个瞎子算算命，他还要身前身后给你说上半天，想想真是怪不划算的。

第五，对评审有没有告申复议机制？

我问一个知内情的朋友，法庭判案，经过公开的庭审调查辩论举证，判决后不服还可以上诉一下。如果评委或被评者对评审结果有疑议，或出现了前边说到的某评委自罚红牌的非常事件，有没有什么应对办法？那位朋友说，评委都是临时招来的，一次性的，一天下来，吃了喝了拿上600元评审费，投下一份与己无关痛痒的选票，谁把它太当一回事？因为这种暗箱机制，被评的人什么都不可能知道——即便道听途说一些，也无法举证，多少年来如此。后来，有评委告诉我，即便评委有意见，也没有权力改变什么——没有给评委告申复议权。况且你是人家请来的，下一次是不是你还得人家说了算。于是，在这种最文明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

当然，和眼下许多事相比，这是一桩小到无聊的事件，只是作为当代文坛现象一种，录下聊以备考。但我还是愿意听到评委们的意见——不管什么样的意见，听听总归有好处的。所以，我把他们的名单公布于下，作家写完作品得署上名，享受荣誉也承担批评，还得经受数十年后被翻拣出来的考验。作为生产中国最高级别作家的高评委，是否也该为自己的作品署个命呢？我想，我们的评委只有对自己那神圣的一票负责，才能建立真正的评委的权威。我也希望听到他们对目前这种评审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以使它更完善准确合理。

附评委名单：

涂怀章：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百义：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

刘益善：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

马晓玲：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樊星：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

王先霈：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

於可训：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美兰：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方方：湖北省作协国家一级作家

叶明山：湖北省作协国家一级作家

董宏猷：武汉市文联国家一级作家

池莉：武汉市文联国家一级作家

召集主持人：韦启文，朱莎丽省作协党组

（当年附注：听说我在写这么一篇文章，一位我敬重长者给我打来电话，望我一不要往心里去，二不要把关系搞僵。我笑问他是不是受人之托，他说是。我对这位长者说，一,我不会往心里去，文章写完也就完了。二，不存在把关系搞僵，我只是对已发生的事说说我的看法而已。而且，在眼下这种做法得不到改变之前，我将再不会参加此类游戏了。

2000年7月30日武昌关东

转自：独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