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俑(唐三彩)
恕我孤陋寡闻,自发蒙至今,只听说孝顺尊长,从未闻孝顺国家。春节期间,看央视新闻,不由大开眼界。新闻主题是孝顺,接受采访的两个人,青年医生道:先孝顺国家,有国才有家,大孝为先;老年市民同样表示要先孝顺国家:孝顺国家也是一个孝顺,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二人的默契,已经不宜用心有灵犀来形容,他们简直拥有同一副头脑和喉咙,否则“先孝顺国家”的颂词何以会如此一致呢? 我所理解的孝与孝顺,指向家庭伦理。按《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父母可以扩大到尊长,不过依然局限于家庭、家族。对国家的感情,该用“忠”字表达。古人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忠与孝,一指国,一指家,一为公,一为私,界限何其分明。今人混为一谈,表面上看,孝取代了忠,实质上讲,则是国僭越了家。 如你所见,国家之于一些人,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之深挚,与对生身父母的感情之凉薄,恰成对比:他们宁可让父母忍饥受饿,都要把工资捐给国家;他们宁可忘却父母的冤仇,都要对国家高唱颂歌……如果你指责他们不孝,则将迎来振振有词的反驳:我把对父母的感情,全部转移到国家身上!这大抵便是最正当的“孝顺国家”,不过我觉得,这么说有些诡辩的意思;“孝顺”这么使用,未免被误解,甚至被玷污。 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放弃对父母的赡养,就是不孝。哪怕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都不能豁免于这一罪名的批判。诚然,孝并非最高阶的价值,有时可用忠来分化、压制,然而,忠就是忠,正如孝就是孝,对国家的深情,只能称之为忠,偷换成“孝顺”,近乎政治戏法,这恐怕不是为了蒙蔽他人,而是为了麻痹自己,用对国家的孝顺,置换对父母的不孝,以示自己并未辜负孝道。可惜这样的偷梁换柱,并不成功,反而可能导致两败俱伤:非但不能遮掩对父母的不孝,还显得对国家的忠诚有些底气不足。 这是一种可能性:当国与家不幸对立,难以兼顾,于是创造了“孝顺国家”之说,以弥补孝道的亏空。与此不同,“先孝顺国家”的提倡者企图两全,国也要,家也要,只是此中有一个先后关系,先孝顺国,后孝顺家。这个说法,势必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老问题:对于国家,为什么不是尽忠,而是尽孝呢;一是新问题:对这帮孝子贤孙而言,为什么国要排在家前面?
家国永安(辽代钱币)
采访者答:有国才有家。这话听起来掷地有声,其实不大经得起推敲。从起源上讲,家在先,国在后,毋庸置疑,不必争论。古往今来,国与家之争,所争论的不是先后,而是重要性,这二者,哪个为大,哪个至上,危急存亡之秋,如何取舍,舍小家而顾大家,还是相反。基于此,采访者若换一种说法,如“国之不存,家将焉附”云云,效果也许会好一些。直接说“有国才有家”,来论证“先孝顺国家”的必要性,未免过于粗暴,穷形尽相,一览无遗。 当然这只是小节。既然有意“孝顺国家”,国与家的排序已经清楚了。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于,为什么对于国家,要用尽孝替代尽忠。这就要谈到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属性。大体而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可分两种:国家视国民为子女,国民视国家为子女。相形之下,我们更熟悉前者。自幼年开始,“祖国母亲”的政治话语和影像便占据了我们封闭的视野,然而就中国国情而言,国家所扮演的却是高高在上、威严、专横的父亲角色。父权主义的阴影,始终横亘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如果国家作为教育者,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是未成年人。不妨化用这个论断:如果国家作为父亲,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必须充当孝子贤孙。 国家与父亲一体化的侧面,则是国的家庭化、家族化,此之谓“家天下”。对权力者来讲,把国当家,国事便成家事,或者说,他们惯于以家事的视角处理国事,以至政治伦理弃若敝屣,家庭伦理大行其道。国家属性如此,权力者眼里的国民,则尽是孝子贤孙,要他们“孝顺国家”,与他们主动“孝顺国家”,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当然。 “孝顺国家”之说,不难令人想起数年前的“感谢国家”之风波。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周洋,获得冬奥会冠军之后接受采访,只感谢父母,未感谢国家,引来一位体育官员的批评:“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不过,官爷虽然提醒运动员不要忘记感谢国家,而且感谢国家要先于感谢父母,其所使用的终归是“感谢”二字,并未要求运动员把国家当作父母来尽孝。 “孝顺国家”显然更进一步,它不止要求国家先于父母,还要求把国家当作父母。这不仅导致孝道被滥用,且在孝的名义之下,国完成了对家的侵略。我们以前说“国进民退”,主要指经济领域;现在来看,用这四个字评价从“感谢国家”到“孝顺国家”的与时俱进,再也合适不过。
2016年2月14日
转自: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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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从“感谢国家”到“孝顺国家”
跪拜俑(唐三彩)
恕我孤陋寡闻,自发蒙至今,只听说孝顺尊长,从未闻孝顺国家。春节期间,看央视新闻,不由大开眼界。新闻主题是孝顺,接受采访的两个人,青年医生道:先孝顺国家,有国才有家,大孝为先;老年市民同样表示要先孝顺国家:孝顺国家也是一个孝顺,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二人的默契,已经不宜用心有灵犀来形容,他们简直拥有同一副头脑和喉咙,否则“先孝顺国家”的颂词何以会如此一致呢?
我所理解的孝与孝顺,指向家庭伦理。按《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父母可以扩大到尊长,不过依然局限于家庭、家族。对国家的感情,该用“忠”字表达。古人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忠与孝,一指国,一指家,一为公,一为私,界限何其分明。今人混为一谈,表面上看,孝取代了忠,实质上讲,则是国僭越了家。
如你所见,国家之于一些人,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之深挚,与对生身父母的感情之凉薄,恰成对比:他们宁可让父母忍饥受饿,都要把工资捐给国家;他们宁可忘却父母的冤仇,都要对国家高唱颂歌……如果你指责他们不孝,则将迎来振振有词的反驳:我把对父母的感情,全部转移到国家身上!这大抵便是最正当的“孝顺国家”,不过我觉得,这么说有些诡辩的意思;“孝顺”这么使用,未免被误解,甚至被玷污。
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放弃对父母的赡养,就是不孝。哪怕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都不能豁免于这一罪名的批判。诚然,孝并非最高阶的价值,有时可用忠来分化、压制,然而,忠就是忠,正如孝就是孝,对国家的深情,只能称之为忠,偷换成“孝顺”,近乎政治戏法,这恐怕不是为了蒙蔽他人,而是为了麻痹自己,用对国家的孝顺,置换对父母的不孝,以示自己并未辜负孝道。可惜这样的偷梁换柱,并不成功,反而可能导致两败俱伤:非但不能遮掩对父母的不孝,还显得对国家的忠诚有些底气不足。
这是一种可能性:当国与家不幸对立,难以兼顾,于是创造了“孝顺国家”之说,以弥补孝道的亏空。与此不同,“先孝顺国家”的提倡者企图两全,国也要,家也要,只是此中有一个先后关系,先孝顺国,后孝顺家。这个说法,势必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老问题:对于国家,为什么不是尽忠,而是尽孝呢;一是新问题:对这帮孝子贤孙而言,为什么国要排在家前面?
家国永安(辽代钱币)
采访者答:有国才有家。这话听起来掷地有声,其实不大经得起推敲。从起源上讲,家在先,国在后,毋庸置疑,不必争论。古往今来,国与家之争,所争论的不是先后,而是重要性,这二者,哪个为大,哪个至上,危急存亡之秋,如何取舍,舍小家而顾大家,还是相反。基于此,采访者若换一种说法,如“国之不存,家将焉附”云云,效果也许会好一些。直接说“有国才有家”,来论证“先孝顺国家”的必要性,未免过于粗暴,穷形尽相,一览无遗。
当然这只是小节。既然有意“孝顺国家”,国与家的排序已经清楚了。真正的问题依然在于,为什么对于国家,要用尽孝替代尽忠。这就要谈到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属性。大体而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可分两种:国家视国民为子女,国民视国家为子女。相形之下,我们更熟悉前者。自幼年开始,“祖国母亲”的政治话语和影像便占据了我们封闭的视野,然而就中国国情而言,国家所扮演的却是高高在上、威严、专横的父亲角色。父权主义的阴影,始终横亘在国家与国民之间。我的一位朋友说过:如果国家作为教育者,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是未成年人。不妨化用这个论断:如果国家作为父亲,哪怕我们活到八十岁,都必须充当孝子贤孙。
国家与父亲一体化的侧面,则是国的家庭化、家族化,此之谓“家天下”。对权力者来讲,把国当家,国事便成家事,或者说,他们惯于以家事的视角处理国事,以至政治伦理弃若敝屣,家庭伦理大行其道。国家属性如此,权力者眼里的国民,则尽是孝子贤孙,要他们“孝顺国家”,与他们主动“孝顺国家”,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当然。
“孝顺国家”之说,不难令人想起数年前的“感谢国家”之风波。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运动员周洋,获得冬奥会冠军之后接受采访,只感谢父母,未感谢国家,引来一位体育官员的批评:“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不过,官爷虽然提醒运动员不要忘记感谢国家,而且感谢国家要先于感谢父母,其所使用的终归是“感谢”二字,并未要求运动员把国家当作父母来尽孝。
“孝顺国家”显然更进一步,它不止要求国家先于父母,还要求把国家当作父母。这不仅导致孝道被滥用,且在孝的名义之下,国完成了对家的侵略。我们以前说“国进民退”,主要指经济领域;现在来看,用这四个字评价从“感谢国家”到“孝顺国家”的与时俱进,再也合适不过。
2016年2月14日
转自: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