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德生态是恶质化的道德生态。从最宏观的层面看，中国改革大环境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谁讲道德谁倒霉，谁不择手段谁成功，即使东窗事发，也只是面临选择性的惩罚，改革就是建立在不讲道德的基础上，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一套，倡导全民性的言行不一。
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商业与企业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最近翻读《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在总结自己的投资原则中有这样一条：”记住，声誉与正直是你最有价值的资产，而且能够在瞬间化为乌有。”他的搭档也曾说过：”要赢得好的声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就会不同了。”联想到中国的情形，从最近的学历风波、紫金排污、奶品毒素等许多事例来看，一些中国企业家很不在意自己的道德记录，甚至亲手毁掉他们在民意心中的道德信誉。
中国的道德生态一直不鼓励培育道德资产，谁讲道德谁倒霉，谁不择手段谁成功。即使东窗事发，也只是面临选择性的惩罚，加上若能得到官权的庇护，逃脱的机会甚大。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道德赤字反而有利可图，受到惩罚的不是肇事者，而是无辜者和追究其责任的人士。所以，中国的道德生态是恶质化的道德生态。从最宏观的层面看，中国改革大环境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讲道德的基础上，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一套，倡导全民性的言行不一。中国的改革本身没有道德正当性，也就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政治活动中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大开绿灯，进而也造就了大量的道德赤字与亏空。三十年累计的巨额道德坏账是造成今天的改革陷身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正当的事业，必须在言与行上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言行不一的结果，必然是全社会道德生态的极端恶化。
作为改革产物的企业家，终将要为这些道德坏账付出代价。欠下的账，不论是金钱的，还是道德的，早晚是要还的。中国社会、政府、企业都到了为道德赤字还账的历史阶段。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始清产还账，因为道德的瑕疵而带来以亿元计的资产损失。每一个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都将引爆一笔道德坏账，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资产损失。种种迹象表明，前数十年累计的道德亏空，进入了集中清算期！在可见的将来，还将有无数的信誉地雷有待起爆。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
在中国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是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人商业活动的一贯性压力，一方面是民间对商业活动巨大热情；一方面是经商成就的负罪感，一方面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一方面认为商人无商不奸，排富仇富，另一方面又对财富极端向往。这个社会从未筑起过商业活动的道德防线。中国为什么有1949年，有1956年？就是因为中国的商业从来不具有道德正当性。当中国人肚子开始饱了，又开始反商了。商鞅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一直就是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近年来，随着一波波仇富浪潮的兴起，中国的企业家置身于道德地雷阵中却不自知。
有一位老板对我说，这几年我没干什么坏事，就是钱赚得太多了。他或真或假地把赚钱看是缺（少道）德的事。如果财富不是好东西，那把财富给别人就不是慈善；如果财富是好东西，正当地创造财富就是最道德的行为。赚钱绝对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有道德关怀。企业家要做的不是炫耀你挣了多少钱，而是展现你的道德情操与关怀。企业家最重要的关怀（最独特的贡献）是帮助社会制造思想，构筑商业与企业家的道德基础。我没有看到企业家们有意愿有行动去为商业活动和企业家的正当存在构筑道德防线。
按照美国哲学家兰德的看法，商人有两类，一类是创造者，他们是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提供创意、作品与研究成果并且获得收益的人。作为创造者，他们不用牺牲他人就能获得创造性的财富。他们不再是掠夺者，而是生产者、创造者。他们有独立的灵魂、独立的信仰、独立的判断、独自的收获，他们有无穷的精力、远大的愿景和务实的目标。在他们面前，每一个困难不过是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另一类是伪商人，他们是对自己的仪表比对自己的产品更感兴趣的商人，他们借助特殊关系靠政府转移别人财富来从中获利，并且对商人身份感到自卑与羞耻。她称这些人是二手货。按照兰德的标准，中国能称得上商人的人很少，伪商人却很多。中国没有商人的道德环境，没有多少道德空间供真正的时代英雄立足。许多本想做真商人的人被迫成为伪商人。
我以为，企业家的重要使命在于为企业家阶层、为工商社会、工商文明构建道德根基。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普遍不在意自己脚下的道德基石，不在意自己处在道德的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为商业活动与企业家存在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辩护，甚至拱手让出自己的正当性，对来自反商的、反企业家的道德抨击绝对不理会、不设防。这么做表面看是理性的，但也是短视的。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不去构建这样的道德根基，甚至参与摧毁自己的道德根基。商业活动与企业家阶层的道德正当性只能靠企业家自我辩护与自我赋予。中国的企业家要想自己脚下立足的是一片坚实的道德根基，必须在意愿、精力和资源上有充分的投入。在这方面，美国的企业家们及其支持的思想库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典范。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应当就是为商业与企业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赢得社会尊敬，仅仅靠炫富与豪气是不行的，这样做在效果上甚至适得其反。要赢得尊敬，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向全社会证明商业与企业家在道德上是充分正当的，而且还要证明，中国的企业家在社会中是最明大义最有胆识的，最为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命运与未来。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价值冷漠中完全走出来。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不能靠自己的担当赢得国人的信任，那么失去尊敬的企业家在中国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受到尊敬，正是企业家在社会上赖以立足的前提。在目前的氛围下，私人企业就是政治前面的那个沙袋，敞开面庞与胸膛，完全不设防，并将承担越来越多的道德重拳。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风险？许多企业家们都有个口头禅：我冒不起这个险，有几万人跟我吃饭，还有我的这么大的家业。这句话的意思是，谁要有勇气，谁冲在前面，反正我等着搭便车。我从中看到的是懦弱、滑头和机会主义。我充分理解他们对风险的顾虑和担心。但企业家们通常是一个社会中最务实、最能解决难题的一群人。我相信，这样的难题难不住他们。如果没有能力在对大义的担当和对风险的规避之间进行平衡，为了避险放弃大义，那么这样的企业家不是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许多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在大义的担当上畏首畏尾，十分懦弱，另一方面在歌厅里面员工面前豪气冲天。也许，前面的懦弱需要有后面的豪气来弥补，这样才会有内心的平衡。机会主义的态度终将要付出机会主义的代价。企业家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因此，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必须关心政体与正义，努力造就适合真正的企业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
总之，企业家不去争取你的那一份，政治就会让你付出你的那一份。要想冲出道德地雷阵，企业家就要证明自己的道德正当性，就要有大义在胸，要与权力划清立场。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企业家，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家在整体上还不能让人看到这种希望。中国企业家必须从一个盲目的阶层，走向一个自觉的阶层。
进一步阅读：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考夫曼编，李继红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2010年7月。
原载于：《绿公司》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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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 道德赤字“还账期”已经到来！
中国的道德生态是恶质化的道德生态。从最宏观的层面看，中国改革大环境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谁讲道德谁倒霉，谁不择手段谁成功，即使东窗事发，也只是面临选择性的惩罚，改革就是建立在不讲道德的基础上，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一套，倡导全民性的言行不一。
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商业与企业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最近翻读《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在总结自己的投资原则中有这样一条：”记住，声誉与正直是你最有价值的资产，而且能够在瞬间化为乌有。”他的搭档也曾说过：”要赢得好的声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就会不同了。”联想到中国的情形，从最近的学历风波、紫金排污、奶品毒素等许多事例来看，一些中国企业家很不在意自己的道德记录，甚至亲手毁掉他们在民意心中的道德信誉。
中国的道德生态一直不鼓励培育道德资产，谁讲道德谁倒霉，谁不择手段谁成功。即使东窗事发，也只是面临选择性的惩罚，加上若能得到官权的庇护，逃脱的机会甚大。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道德赤字反而有利可图，受到惩罚的不是肇事者，而是无辜者和追究其责任的人士。所以，中国的道德生态是恶质化的道德生态。从最宏观的层面看，中国改革大环境本身就是不讲道德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讲道德的基础上，打左灯向右转，口头上说一套，行动上又一套，倡导全民性的言行不一。中国的改革本身没有道德正当性，也就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政治活动中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大开绿灯，进而也造就了大量的道德赤字与亏空。三十年累计的巨额道德坏账是造成今天的改革陷身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正当的事业，必须在言与行上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言行不一的结果，必然是全社会道德生态的极端恶化。
作为改革产物的企业家，终将要为这些道德坏账付出代价。欠下的账，不论是金钱的，还是道德的，早晚是要还的。中国社会、政府、企业都到了为道德赤字还账的历史阶段。很多企业家已经开始清产还账，因为道德的瑕疵而带来以亿元计的资产损失。每一个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都将引爆一笔道德坏账，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资产损失。种种迹象表明，前数十年累计的道德亏空，进入了集中清算期！在可见的将来，还将有无数的信誉地雷有待起爆。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环境灾难、产品缺陷、质量事故、名人风波。
在中国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是数千年来一成不变的。一方面是政府对私人商业活动的一贯性压力，一方面是民间对商业活动巨大热情；一方面是经商成就的负罪感，一方面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财富；一方面认为商人无商不奸，排富仇富，另一方面又对财富极端向往。这个社会从未筑起过商业活动的道德防线。中国为什么有1949年，有1956年？就是因为中国的商业从来不具有道德正当性。当中国人肚子开始饱了，又开始反商了。商鞅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一直就是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近年来，随着一波波仇富浪潮的兴起，中国的企业家置身于道德地雷阵中却不自知。
有一位老板对我说，这几年我没干什么坏事，就是钱赚得太多了。他或真或假地把赚钱看是缺（少道）德的事。如果财富不是好东西，那把财富给别人就不是慈善；如果财富是好东西，正当地创造财富就是最道德的行为。赚钱绝对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有道德关怀。企业家要做的不是炫耀你挣了多少钱，而是展现你的道德情操与关怀。企业家最重要的关怀（最独特的贡献）是帮助社会制造思想，构筑商业与企业家的道德基础。我没有看到企业家们有意愿有行动去为商业活动和企业家的正当存在构筑道德防线。
按照美国哲学家兰德的看法，商人有两类，一类是创造者，他们是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提供创意、作品与研究成果并且获得收益的人。作为创造者，他们不用牺牲他人就能获得创造性的财富。他们不再是掠夺者，而是生产者、创造者。他们有独立的灵魂、独立的信仰、独立的判断、独自的收获，他们有无穷的精力、远大的愿景和务实的目标。在他们面前，每一个困难不过是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另一类是伪商人，他们是对自己的仪表比对自己的产品更感兴趣的商人，他们借助特殊关系靠政府转移别人财富来从中获利，并且对商人身份感到自卑与羞耻。她称这些人是二手货。按照兰德的标准，中国能称得上商人的人很少，伪商人却很多。中国没有商人的道德环境，没有多少道德空间供真正的时代英雄立足。许多本想做真商人的人被迫成为伪商人。
我以为，企业家的重要使命在于为企业家阶层、为工商社会、工商文明构建道德根基。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们普遍不在意自己脚下的道德基石，不在意自己处在道德的水深火热之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为商业活动与企业家存在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辩护，甚至拱手让出自己的正当性，对来自反商的、反企业家的道德抨击绝对不理会、不设防。这么做表面看是理性的，但也是短视的。如果一个阶层，脚下没有道德根基，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不去构建这样的道德根基，甚至参与摧毁自己的道德根基。商业活动与企业家阶层的道德正当性只能靠企业家自我辩护与自我赋予。中国的企业家要想自己脚下立足的是一片坚实的道德根基，必须在意愿、精力和资源上有充分的投入。在这方面，美国的企业家们及其支持的思想库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典范。今天中国企业家该做的第一件事应当就是为商业与企业的道德正当性辩护。
中国的企业家，要想真正赢得社会尊敬，仅仅靠炫富与豪气是不行的，这样做在效果上甚至适得其反。要赢得尊敬，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向全社会证明商业与企业家在道德上是充分正当的，而且还要证明，中国的企业家在社会中是最明大义最有胆识的，最为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命运与未来。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价值冷漠中完全走出来。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不能靠自己的担当赢得国人的信任，那么失去尊敬的企业家在中国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受到尊敬，正是企业家在社会上赖以立足的前提。在目前的氛围下，私人企业就是政治前面的那个沙袋，敞开面庞与胸膛，完全不设防，并将承担越来越多的道德重拳。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风险？许多企业家们都有个口头禅：我冒不起这个险，有几万人跟我吃饭，还有我的这么大的家业。这句话的意思是，谁要有勇气，谁冲在前面，反正我等着搭便车。我从中看到的是懦弱、滑头和机会主义。我充分理解他们对风险的顾虑和担心。但企业家们通常是一个社会中最务实、最能解决难题的一群人。我相信，这样的难题难不住他们。如果没有能力在对大义的担当和对风险的规避之间进行平衡，为了避险放弃大义，那么这样的企业家不是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许多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在大义的担当上畏首畏尾，十分懦弱，另一方面在歌厅里面员工面前豪气冲天。也许，前面的懦弱需要有后面的豪气来弥补，这样才会有内心的平衡。机会主义的态度终将要付出机会主义的代价。企业家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因此，企业家必须关心政治，必须关心政体与正义，努力造就适合真正的企业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
总之，企业家不去争取你的那一份，政治就会让你付出你的那一份。要想冲出道德地雷阵，企业家就要证明自己的道德正当性，就要有大义在胸，要与权力划清立场。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企业家，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家在整体上还不能让人看到这种希望。中国企业家必须从一个盲目的阶层，走向一个自觉的阶层。
进一步阅读：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考夫曼编，李继红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2010年7月。
原载于：《绿公司》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