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等:中国的2016:最值得关注的挑战

2016年,中国观察者最应该关注什么?哪些形势将最值得解读?可以做出哪些合理的预测和判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媒体研究员贝瑟尼·艾伦·艾布拉姆西、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泰苏和美国亚美研究所主任孔杰荣就这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目前,习近平独揽大权,我担心这样会破坏中国的稳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不相信李克强等领导人的能力?有可能。是因为急于完成预定的改革方案?有可能。虽然改革并没有向着西方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方向进行,但是习确实有自己的一条改革路线。他似乎希望赋予大型国企更多权力,加大通过司法系统开展政治压迫的力度,强迫学者和艺术家就范,消除体制内的贪污腐败,遏制官僚主义作风,并从根本上提高军队作战能力。虽然我们不认可这些做法,但这些也确实是改革,不过会触及既得利益群体,需要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另外,习本人自信心强,控制欲强,性子急,我认为这些性格因素也是他实施这些改革的原因。他似乎看到中国社会和政府大有失控之势,所以一定要亲自操刀,即刻施行。

集体领导、中央领导层分权、按部就班培养接班人、期满退休以及适度包容社会多样性和思想多样性,这些都是邓小平煞费苦心纳入中国政治体制的规则,而习的改革正在把这些规则一一推翻。截至目前,习是新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家主席。毛泽东当年虽然是金口玉言,可以干预任何方针政策,但他并没有插手每一个具体政策的制定过程。邓小平虽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但也尽量避免干涉日常的国家事务。即便是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也需要事先和陈云等其他领导人商议探讨。江泽民和胡锦涛也经常和同僚以及离退休老干部探讨请教,重要事务也会放手让高级领导干部自主决定,并且允许各类官僚机关拥有充足的自主权力。

我担心习会给中国埋下很大的隐患。他动摇了邓建立起的体制,这样一来,他能否承受高强度的工作负荷,能否避免重大失误,做出正确决策,这些问题就成了整个体制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现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多样化势不可当,而习则在想尽办法控制和限制这个发展趋势。目前中国领导层内部以及经济文化领袖已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达成了共识,而他的做法可能非但不会巩固这一共识,反而会将其打破。偏离邓小平的思路,他可能会削弱政权的适应能力。

贝瑟尼·艾伦·艾布拉姆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媒体研究员——

2016年,预计工人群体性事件将成为中国比较棘手的问题。2014年,中国经济放缓,工人群体性事件数量翻番。2015年,中国经济增幅跌至二十多年来最低水平,中国劳工通讯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几乎再次翻番。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将继续减缓,各行各业,尤其是煤矿、水泥、钢铁等国家支柱产业将承压。行业发展停滞造成的下岗失业将在下一年带来更多劳资问题。劳资问题大量出现,对任何社会来说都会是一个头疼的问题。而在中国,群体事件往往还会带上政治的色彩。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形成了“政治自由换繁荣富裕”的社会契约,把经济发展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中国政府严格管控抗议游行等集体表达诉求的形式,压制未经审批的群体活动,有时还会采取暴力措施。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收入差距扩大,劳动人口可能会因为经济萧条而放弃这一社会契约,出于对这一可能性的担心,中国官方对于工人群体性事件的疑心可能会加重。

为了维持稳定,杜绝群体性事件,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保障就业作为首要任务。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些年份的增幅甚至可达到两位数,而官方数据显示,失业率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四左右。但是,目前由于国家领导的投资和出口为主的旧经济模式已是强弩之末,而向服务业和创新经济的转型还是进行时,且结果未知,千百万低薪劳工前途未卜。外出务工人员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地从事艰苦的工作,工厂一旦关门倒闭,他们很多人可能会孤注一掷,而工会组织也不一定会介入提供有意义的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一个工会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会组织,据新华社消息称,该组织成员总数接近2.8亿。这个政府控制的工会组织似乎因重视发展稳定,轻视劳工利益多受抨击。

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蒸蒸日上,为劳动人口提供新的岗位,为经济提供增长空间,或许能够缓解就业问题。不过,短期来看,中国政府需要在经济正常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市场主导的经济中,下岗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经济现象,其作用与游行示威在正常社会中的作用相仿。如果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稳定,插手干涉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调整可能就会跑偏。如果中国政府任由下岗问题发展发酵,而只是限制压制下岗问题造成的工人群体事件,无处发泄的不满情绪则可能会造成影响更广的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将要密切关注中国2016年就业问题的原因。

张泰苏,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对于“哪些形势将会最值得解读”这个问题的标准回答是“蠢货,当然是经济形势”,而且从很多角度来说,这个回答的正确性显而易见。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这个党国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从而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学者和记者常常提及人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在1990年代前期订立的社会契约,即中共为中国民众带去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人则默许中共的独裁统治。对于很多中国观察者来说,这个契约的存在和其奠基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现在或许确实如此,但这个情况还能持续多久?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中共领导人也开始使尽浑身解数,为其执政合法性寻找更多的支持和基础。几年前,中共试图把“幸福指数”当作新的社会进步指标,但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目前,中共则正在挖掘“中国历史传统”,寻找可以利用的哲学伦理思想理论,并且对于自称奉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新左派”持容忍态度,偶尔还会加以宣扬。而目前,中共的政治“日程表”上还有林林总总很多方案,例如实施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和再分配思想的社会议程,发展地方民主,建立政治问责机制,培养根植于“儒家”政治伦理学的文化民族主义,抑或通过扩张性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安全”的措辞(亦即一些群体所称的“普京选择”)巩固政治基础。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

学界认为,中共的这些尝试都不会成功。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经历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经济动荡,中国民众已经厌倦了这些东西,现在都很实际,很务实,中共的这些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足轻重。然而,这种论断一定就对么?这些说法的盲目武断,或者说疏漏偏颇让我联想到了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未来还会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尤其如此,他们可能会帮助界定,或者可能是重新界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本质。而且,二者还会继续演化,并且间或出现飞速的发展,如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虫洞从2005年穿越到现在,在看到“新左派”和“现代新儒学”2008年到2009年以降迅速发展的结果后,他或她可能会大为震惊。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政界在过去两到三年里发生的意识形态冲突和讨论多于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有人可能感觉到未来几年,这一态势将进入某种关键时刻。中国观察者如果忽略了这些意识形态的斗争,他们将会错过很多关键的事件。

孔杰荣,美国亚美研究所主任——

三位都已经从不同角度预测,中国国内日渐紧张的局势将继续发酵,他们的观点我都赞成。在这里,我只想说一点,南中国海上剑拔弩张的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在领土纠纷中,中国有关国际法的措辞虽然强硬但很含糊,同时,中国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多个岛礁改造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人工岛屿。对于中国的言论和相关做法,美国已通过军事手段表示不满,然而由于不具备确切的法律意义,这些手段收效甚微。目前,没有几个国家考虑借助国际组织,通过司法仲裁手段和平解决南海各国错综纷繁的领土纠纷。

只有菲律宾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诉诸法律手段,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起仲裁请求。该公约此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制订,并自主签署。菲国此举对中国起到了震慑作用,并考验了中方对该公约的承诺。仲裁庭的专家公正无私,预计将于明年五月或六月做出裁定。仲裁庭如果驳回中方的主张,或将火上浇油。尤其是,如果中方继续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势将更加严峻。

台湾的立场是另一个比较难以预测的变数。一方面,台湾尊重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虽然台方不能加入该公约,但仍然尊重其有关海洋法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即将下台的国民党不愿意激怒北京方面,想要支持大陆的主权声索。现在身负众望的民进党在蔡英文的领导下,眼下最需要应对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我个人的希望是,台湾能够在其控制下的太平岛,也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上实现与邻国和平合作的方案模式,这样将会迫使中国也在其制造的人工岛上开展类似的和平合作。但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来源:译读

——转自CND刊物和论坛,201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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