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的启示
在研究中国社会之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人类历史。人类历史是一个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进化的过程。它包括两个部分：人性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所以，我们又要先了解人性的本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和规律。人性的本质包含善与恶两个方面，善的主要表现为诚实、善良、正直，我们习惯称之为文明；恶的主要表现为自私、贪婪、凶残，我们谓之野蛮。作为人类群体组合的社会也具备文明和野蛮的双重特征。文明社会的主要表现是民主、平等、自由；野蛮社会的主要表现是专制、侵略、压迫。社会之文明可以保障人性的善抑制人性的恶，反之，社会之野蛮就会放纵人性的恶破坏人性的善，社会发展的普遍意义在于创造文明消除野蛮。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受科技创新、思想进步、经济增长的影响。三者缺一不可，它像支撑社会大厦的三根柱子，缺少一根大厦都会坍塌。任何固守传统的举措都是愚蠢之举。（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它没有进步只在原地踏步。）
社会发展既受一般规律的必然性影响，也受突发事件和特殊环境和个人的偶然性影响。例如：公元404年，古典时代民主文明的雅典毁于专制野蛮的斯巴达；公元1215年，野蛮的蒙古游牧部落征服了封建文明的中国。这些社会的更替都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虽然偶性历史事件会在局部地区或短时间内阻滞社会发展，但对整个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影响无足轻重。即便历史有不确定性，人类也不应该听天由命。我们更应该研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减少历史偶然性对文明社会的破坏。
我们从历史的经验和前人的智慧中，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若干规律：
1、世界在不断变化。没有一个国家自建国起可以一劳永逸地安享太平。它不是毁于内部暴乱就是亡于外敌入侵。因此，居安思危、锐意改革创新才是一个国家保持长兴不衰的重要法宝。2、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任何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制度基础上的国家，都不会有长治久安。因此，改革要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百姓的幸福、安康为目的。3、改革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不可盲目冒进也不可犹疑不定。18世纪末的法国和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同样证明：不改革或不成功的改革都可能导致一场动乱甚至革命。成功的改革既要革除社会弊病又要维护社会稳定，既要倾听多数和弱势群体的诉求，又要顾及少数和弱势群体的利益。4、理想的和谐社会应该是遵循人性——宏扬人性的善抑制人性的恶，并以科技创新、思想进步、经济增长为动力取得的成果。因此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开放思想，让思想自由启航，才能带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才能最后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思想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
第二章、中国的现状
王岐山曾经推荐国人阅读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部研究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通过分析大革命的前因和后果，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对大众心理的分析解释了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和另一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名著《革命心理学》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为今日深处改革漩涡的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也许王岐山已经意识到当前的中国社会和1789年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一样，正处在各种社会矛盾汇聚成的火山口。王岐山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为何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我认为没有公平、公正制度的社会繁荣，只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从而导致革命爆发。今日貌似繁荣强大的中国仅靠修修补补的改良以改善民生就能消除社会矛盾维持稳定吗？历史的经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不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法和社会的管理模式，人们的文化素质和自主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过去依靠权力和武力维持繁荣和稳定的社会，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带来的自由思想的侵袭下变得支离破碎、危机四伏。因此，中国社会向民主化、自由化、法治化改革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为了避免转型时期的中国爆发动乱或革命，我们有必要参照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社会大众的心理现状进行探讨。
中国社会以权力为界划分两大阵营：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这和封建社会的阶级划分一样：一个统治阶级，一个被统治阶级，同一个权力阵营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于是，以利益划分又可以分成若干个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变革也会抱有不同的心理期望。即使在不同的权力阵营中，也会因有相同的人生态度和社会价值，而形成共同的利益需求和心理期望。于是，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就出现了相互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如何平息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期望，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社会变革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性难题。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各利益群体的心理期望。
其实，我们不需要把利益群体分得过细，只要把两大权力阵营分成左、中、右三派，就可以很直观地看清各派利益需求和心理期望之间存在的矛盾，并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左派代表维护专制，右派代表支持民主，中间派代表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这样的划分是根据人生态度和社会价值，而非权力的大小和财产的多少。而正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社会价值，决定了其对社会改革的心理期望。体制内划分如下：
一、体制内的左派。主要是通过不法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的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这些人极力阻扰改革，原因有二：1、是害怕贪腐罪行败露被清算；2、是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难以割舍。医治这些人的心病我的药方是：1、需要社会大众的宽容。常言说得好：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所以，我说：专制当诛，贪官可恕。当社会大众仇官、仇富的心理消除时，官员害怕改革的心理也就消除了；（如何让社会大众具备宽容心理？后文再叙。）2、吃喝嫖赌的人都是物质过剩精神空虚的表现，是被马列唯物主义毒害的症状。根治这样的心病就是远离唯物主义，接受唯物主义以外的哲学理论和宗教思想，以填补心灵的饥渴。
二、体制内的右派。一些是在历史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人及其亲属，他们对专制的危害有切身的感受；另一些是良知未泯者，他们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怀有深切的同情。他们支持民主，希望改革。但是，他们像王岐山一样对时局把握不定，担心改革不当引起社会动荡，招致左派讨伐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患得患失，犹豫不定。这就给顽固的左派有了可乘之机。（如何消除这些人类的心病？将在后文论叙。）
三、体制内的中间派。多是一些胸无大志、随遇而安的墙头草。他们能够进权力机构不是靠自身才能，而是靠各种人际关系，以及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等机遇。（现代科举和封建科举一样也会选拔出许多庸官和昏官。）但也有许多政治觉悟迟钝者，经过感化或刺激，也会激发他们的人性良知和政治热情，投身改革运动中。因此，对这些政治反应迟钝的人，引导他们呼吸自由思想的空气，感受自由思想的快乐就够了。互联网已经提供了这样的便利，互联网的自由思想将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改革热情。
作为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体系外的体制外阵营也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所谓的政治权利是指现有制度下，拥有合法且真实的参政、议政的权力。但是，他们拥有潜在的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力量。这就是古人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体制外的划分如下：
一、体制外的左派。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思想保守不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也痛恨贪官，但不痛恨滋生贪官的专制体制；还有一些年纪不大，但受愚民政治教育多年影响较深的人。他们是官方媒体的忠实粉丝。改变前者似乎不可能，不过，他们年纪太大几乎不问世事，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小。（改变社会的责任终究在年轻人）；改变后者的观念还是有可能的，只要他们能够上网，在互联网自由思想的熏陶下，他们也是会醒悟过来的。（想当初2011年上网之前，我也和现在的左派一样保守。）
二、体制外的右派。我对他们了解比较多，因为我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深感专制社会黑暗，又受到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极力推崇民主，支持改革。他们又分成启蒙者、呐喊者、行动者、旁观者4种类型：
1、启蒙者多是些知识分子，他们又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性格理性温和。他们的启蒙运动对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作用。我当然无法给他们开药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医治社会弊病的良药；2、呐喊者没有特定职业，有工人、农民、学生等。他们接受民主思想后，自觉自己有责任唤醒更多的民众。他们也认同“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但是，他们又天生胆小或为家庭牵绊，不愿意参与街头举牌等抗议活动。他们热心社会公义，为弱势群体鸣不平，并积极为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在网上发帖、转帖和募捐声援。他们也不需要我给他们开药方，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3、行动者往往是那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嫉恶如仇、勇敢顽强，愿意为社会公义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的人。他们当中一些人学识渊博，性格善良温和，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很强的感召力。但也因此招致左派政府官员的嫉恨付出沉重代价！如刘晓波、秦永敏等人。他们的功绩已经为世界肯定（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个获得了诺贝尔自由奖。），也必将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敬仰，成为中国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永恒的精神力量。行动者另外一些人，性格勇敢、坚强、正直是他们的优点，另一方面由于读书少，认知局限，导致行事鲁莽、偏激，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在多次围观、举牌的活动中被殴打、驱赶和抓捕，往往是苦了自己却得不到大众的认同。对社会变革的帮助也大打折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去年10月被抓进看守所，有幸在看守所阅读了托克维尔、勒庞等人的著作。增长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心理素质，更坚定了我的信念。算是因祸得福吧。和我一样的异议人士要想改掉鲁莽、偏激的缺点就是要多读书。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贫寒，一生都在为生计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读书。因此，我给他们开的药方就是书，但这药方可遇不可求。即便如此，他们已经是社会变革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健康力量了。4、旁观者是一些天生遇事谨慎的人。并因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也知道专制的坏，也相信民主的好。但在没有足够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他们只是冷眼旁观，不会轻易表态，更不会轻易行动。他们多理性少感性，重现实轻理想。他们不是社会变革的阻力也很难成为变革的动力，至少不会成为前期的动力。不过，历史上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不需要发动所有人参与。所以，只要不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我们也无须强制改变他们。
三、体制外的中间派。大多数和体制内的中间派一样目光短浅、得过且过，没有理想只有现实。一些人更是胆小怕事，遇到压迫只能逆来顺受。个别访民在长期上访冤案得不到昭雪，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是奋起反抗而是自杀以求解脱。这些人是无药可救的。但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在经过启蒙后会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追随者。所以，对体制外的中间派开展广泛的思想启蒙才是让那些经过多年愚民教育后至今沉睡的人猛然醒悟的最有效的办法。
以上是我对两大阵营六个不同利益群体各自的心理期望的分析。并认为大部分不利于社会变革的大众心理障碍，都可以通过思想启蒙得到矫正。思想启蒙是一个广泛的，甚至有些抽象的概念，需要技术手段加以规范才能具体实施。
第三章、改革的出路
第一章我讲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受科技创新、思想进步、经济增长的影响。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社会发展中也只有思想进步带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所以，改革的出路在于运用技术手段规范，让思想启蒙有序的、顺利的进行。技术手段是指政策、法律和制度等。这当然需要中央政府主导，由下属社会研究机构制定，并征求社会广发意见，尤其要认真听取异议人士的反对意见。否则，一味只听赞美和歌颂的声音，决非一个欲进行成功改革的政府的明智之举。
现在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主要目标还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如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这样的改革对民众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性改变，是舍本取末的错误之举。其它的改革如：金融、医疗、社保、户籍等。也没有触及社会各群体的根本利益。从而也没有对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科技创新产生影响。
唯有司法改革对社会有较大的触动。但它也不是真正的法治化改革，因为，民主才是法治的基础。没有民主制度保驾护航，所谓的法治社会只能是建在沙滩上的宫殿，随时可能坍塌。
反腐当然不是改革。（历朝历代都在反腐，而且还有这更严厉的反腐。那些朝代都已经灭亡了。）但是，它和司法改革、经济改革等，一起为真正意义的社会制度改革扫清了障碍。所以这些改革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接下来政府迫切需要进行的是教育改革和新闻改革。
勒庞认为大众心理都是非理性的，因此，他赞成社会改良反对大众革命，认为一场持续的有序的社会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他的话有一定道理，大众心理往往不受理性控制。但是，我认为大众心理的嫉恨、暴虐等不良习惯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矫正的（只要政府有心通过教育引导的话。）社会改革（政府主导的）当然要优先于大众自发的革命，前提是社会改革是有效的。当社会改革不能有效进行下去，或者偏离了大众希望的公平、公正的目标时，大众革命就变成了天然的正义行为。（这里我不准备就大众革命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展开辩论。）
因此，教育改革、新闻改革才是促进思想进步的有效社会变革。有了社会大众思想和全面转变，最后的制度改革也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个道理显然并不难懂。但是，中共领导人为何迟迟不进行教育和新闻改革呢？我以为除了担心思想转变造成社会混乱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观念给他们造成的困惑。也许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儒家传统始终不能丢掉，否则就是对祖先的不敬和背叛。（好像就不是中国人了似的。）并会招致后人的唾骂。
多数中国人津津乐道于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我就不明白，悠久的历史很值得骄傲吗？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可是它像一个充满活力的青春少年，谁敢看不起它？灿烂的文化呢？只有古代四大发明能够拿得出手，而近代、现代的科技发明：蒸汽机、内燃机、汽车、飞机、手机、电脑、卫星等，哪一样你都落在别人后面。有什么好骄傲的？四大发明是祖先发明的早已经过时了，你还拿祖先过时的宝贝来炫耀，只能更彰显你的无能。只要说中国好就是爱国，说中国坏就是汉奸，像孔雀把屁股当脸蛋来炫耀或像鸵鸟把脸蛋当屁股来保护，都是很可笑的。我一直认为，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共有和共享的，不分彼此。丢掉祖先的传统并不可耻，只要那些传统是过时的，它可以放在博物馆，却不可以拿出来使用。（包括：思想文化、精神信仰。）勒庞指出：一个民族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
教育改革包括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它主要措施应是引进西方的先进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最关键的改革是教学内容，应该改变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撤销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违背人性自由精神的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部分内容。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哲学和普世价值观，以及独立、自由的公民意识教育。
新闻改革包括新闻出版机构和新闻审查制度的改革。新闻机构的改革就是允许民间办报纸和电视，以此打破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和新闻的封锁。杜绝“官谣”产生。新闻审查制度的改革就是放宽或撤销新闻审查制度。以此打破政府对公众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权的侵害。
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官谣”和“民谣”在自由的环境中相互碰撞直至破碎，才能显出坚实的真相，产生思想的火花——思想的进步源于自由辩论。
当然，教育和新闻改革是对整个社会思想体系的改造，犹如对全民心理健康接种疫苗，是防治各种利益群体的大众心理中嫉恨、贪婪、暴虐等心理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重塑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信仰。但是，在改革前期可能会导致个别利益群体对改革产生抗拒心理并破坏改革，以及造成各种利益群体不同情感和信仰需求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破坏和冲突。
从上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六个利益群体中对社会变革可能产生抵抗情绪的，只有体制内的左派和体制外的左派。我认为他们不会对改革造成太大的威胁。原因有三：1、他们在六个利益群体中并不占多数；2、大部分人并不是真的糊涂或者顽固。例如：我在看守所认识的几个政府官员，他们都是因涉嫌贪污受贿被抓进来的。我和他们交谈发现，他们其实很理解民主，也支持民主的。因为他们都去国外旅游过，知道自由社会带给人自由舒畅的生活感受是专制社会无法比的。（这也许是许多官员子女移民国外的原因。）他们劝说我多看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才不会那么偏激，才能说服别人。这些话恐怕只是被抓之后才会表露吧，在外面风光的时候是不会轻易表露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弊病以及改革的最终结果——民主必至是心知肚明的。3、教育和新闻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反对者不知情的时候，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像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一样，划一个地区进行教育和新闻改革试验。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以上我们论证的时政府的改革措施。但改革是全社会的事，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政府的行政措施只是一种牵引力起主导作用，而民间汇聚的推动力才是起主要作用。尤其在思想传播上的作用更是如此。所以，政府应该正确利用和引导民间舆论力量，而不是肆意破坏和压力量。一个有远见的国家领导人和一个开明的民主政府，应该致力于培育公民的政治素质，激发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这正是培养和保持一个民族自我完善不良习俗的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样的国家才会充满活力。
我不理解的是，中共政府为何对香港占中运动那么恐惧？甚至严禁内地民众表达支持占中的意愿。这只能让人怀疑中国政府宣扬民主法治改革社会不公的诚意。我们看到去年十•一前夕，香港十几万游行示威的市民，在香港繁华的街道上游行或静坐，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大的骚动，更没有出现流血冲突。这是现代街头政治运动成功的典范。这样的政治素质放眼世界也是绝无仅有，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大众心理的暴虐、嫉恨等情绪是可以矫正的。（也证明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民主的希望。为何不让国内的民众观摩、学习？假如，中国内地民众的政治素质达到香港市民的高度，那标志着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时代真正到来了。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2015年9月3日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