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六四“后民间抗争的去政治化和政治化

去政治化是一种遭遇政治之后的政治决断问题，怎么办的问题，是关于手段和途径的问题，并不是内心立场。做事行动有着不同于内心立场的逻辑，不需要把政治化一定要强迫到做事的当场。内心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在将来，内心或者做事行动之外的更高远的地方表达出来。就像基督徒和当下世俗国度之间的紧张。做事行动与政治立场是可以一定程度延迟，割裂，乃至于对立的。八九一代需要成为民主信仰的再洗礼派。八九一代被六四主动或者被动卷入，那两三个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期刻骨铭心的“初恋”，然而之后或坚持，或苟活，或叛变，或屈服，时间长了，即使“初恋”在心在灵魂，然身心并不一致，需要再洗礼。

任何反抗性政治行动，都需要把自己潜入意义之网。例如目前大陆街头举牌，有人把它当做倒逼改革，有人把它当做酝酿革命，被吸纳入改革的蜘蛛网，或者革命的蜘蛛网，意义得以扩张，特殊性汇入普遍性中，一滴水在大海中找到位置，是大海的一个部分。

意义的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已有的意义体系之蜘蛛网中找到行动的分量和位置，法律性的。另外一种是把自己身体对目标的渴望，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之满足渴望，投射到行动中去，道德性的，例如就把举牌当做革命行动，把口炮当做革命。

前者是客观的，有共通性的，用历史先例或者法律性标准可以判断（西方前启蒙运动的历史书写，以法律为世界精神）；后者是主观的，神秘主义的，文学的抒情的，虚无缥缈的。例如香港的公民抗命，与改良一样，要么退缩到内心，把它当做一种自己理当维护的伦理立场，对目标的抵达和结果的实现持放任态度，更接近于宗教活动祈祷；要么扩张为共同体的绝对伦理，香港的占中歌曲《试问谁没发声》就有这层。如金城武说，毁掉世界的人，就是袖手旁观的人。把“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当做一种衡量他人是否有罪，划分敌我的标准。

对内与对外，当做向更高处爬升的超越。也不能说后者这种个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就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客观的律法的，有共通性的标准，倒影入身体，然后用身体语言欲望来表达，为神秘主义或者灵知巫术化的，不考虑“我们能不能”，就会表达“我们要”。

行动总夹在神人关系，以及包括在神人关系之内的人人关系中，要么被赋予律法性意义（包括历史先例），要么被赋予道德或作为道德基础的神秘主义身体欲望上的意义。

当努力从行动出发抵达目标，预期结果时，如前面所说，有两种意义生产方式，律法性的如美国宪政，行动者严守律法，步步为营，在融入宪法与上帝的关系中，征服命运与偶然的主宰，努力抵达目标获取结果。

道德性的文学性的如大陆过去的文学性抗争者，在目标与自己肉身契合，“真理在我”感，激情主宰中，出现意志的幻象，把未来的支票预支到当下的人际关系，由己及人向外横推，在真理由我”征服他人”建立教会性统治关系，教主与信徒的统治关系，来幻想抵达目标与获取结果。这是横向肥大膨胀起来的巴别塔，却当做高高耸立，抵达天堂的巴别塔。做一件事情，就是表演内斗争地位。

我们是需要胜利的，需要目标实现的，因此总是有冲破现有手段和困境的冲动，正视民间主体性和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有限或者接近没有，正视遥遥无期。正是处在手段与目标的张力，迫使我们不断超越民间的启蒙，维权的民运化，口炮党，寻找和运作当下最可能手段与目标相统一的行动。

当不能直面“怎么办”和诉诸行动本身，就会把达到目标的渴望和在其中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私人性渴望，转化为恶毒的怨恨，施加于共同体或同类人身上，挑起内斗和路线斗争，在已经是我们的地盘内部，建立基于自己为教主或者使徒的，意识形态为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进行内部征服攫取，把达到目标和私人目的的焦虑渴望，转化入内部，就像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从此，抵达目标的渴望，就变为在组织体系中身份认同危机的升迁解决。共产主义事业没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当官。

在组织体系外的投影磁场里，一样也是身份危机支配，目的在场“怎么办”消失了，在反公知的公知如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就是为了成为公知而反公知，彼可以取而代之。我在乌坎的收回土地抗争被扭曲成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中，看到革命成了改良，争取村委会内掌权当官成了唯一目的，而收回土地的目的遥遥无期。改革也是这样，改革目的的实现，被绑架入改革派胡耀邦汪洋是否上台的党内权斗中，从而虚无。

总体处境

八九后，对政治运动“坦克”之，对民生诉求“推土机”之，这是很根本的总体处境，哪一个在体制内外当官做生意搞文化的人，不懂得必然再遇政治，去政治化正是遭遇政治之后的行动，做事，处事方式。政治冷漠难道不是明白必然遭遇政治的结果。王默他爹反对王默，理由是共党有枪你们搞不过共党的。一个老农民就一枪中的。

行动的去政治化有着一种策略上考量。就像一个人肯定会死，去政治化活的长一点难道不好？政治化立场的人，就像老在跟前说你肯定会死肯定要死的，所以赶紧去死，不去死就是笨蛋。老把一个遭遇政治之后政治决断问题，怎么办的问题，当做认识问题:你们怎么就认识不到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呢。

在必然遭遇政治之后，可以坐下来讨论改该政治化还是去政治化，但喋喋不休，很真理地告诉人们你必然遭遇政治，就要政治化，这也太幼稚了吧。

遭遇政治是必然的，这阿猫阿狗都知道，只是遭遇政治之后，是穿上防弹衣还是“来吧，向我开炮”。去政治化正是遭遇政治后，再来“去”的躲闪的，以减少牺牲。必然遭遇政治这个事情，说来说去，只能显示弱智倾向。只要遭遇中共，民间政治的一切转型方案都如同算命等迷信活动。

去政治化是一种遭遇政治之后的政治决断问题，怎么办的问题，是关于手段和途径的问题，并不是内心立场。像浦志强，屠夫，腾彪，许志永等等都是彻底反对的，甚至体制内改革派党内民主派也是，只是你要存在下来，你要做事，要扩大影响和参与者，就必须去政治化。很激烈反对立场态度的屠夫，他会在做安庆事情时持政治化立场吗？做事行动有着不同于内心立场的逻辑，不需要把政治化一定要强迫到做事的当场。内心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在将来，内心或者做事行动之外的更高远的地方表达出来。就像基督徒和当下世俗国度之间的紧张。做事行动与政治立场是可以一定程度延迟，割裂，乃至于对立的。

去政治化是做事行动的手段途径问题，并不是个人政治立场，于八九后全都是。不要什么事情都要讲政治，讲政治化，这不是共党红卫兵是什么。在把酒后坦克和推土机这种总体处境中，立场是虚无的，什么立场都是鸡巴扯淡，把立场看的很重就是把知识分子精英看的很重，很白日梦的意淫。而手段途径的可实现性上升为总体性标准，可以实现或者靠近目的的，可以不在乎立场，维权运动就是这样，维权中各种各样的动机立场都混杂呢，只要维权，什么立场不重要。这就是去政治化的底气所在。

八九一代需要成为民主信仰的再洗礼派。八九一代被六四主动或者被动卷入，那两三个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期刻骨铭心的“初恋”，然而之后或坚持，或苟活，或叛变，或屈服，时间长了，即使“初恋”在心在灵魂，然身心并不一致，需要再洗礼。类似基督教中的婴孩洗，成年之后还需要再次皈依再洗礼。如何迫使已经潜伏的八九一代跳出来，我认为不断贬损八九的政治高度和价值，以免他们活在“初恋”回忆的玫瑰色中而老去死去。

即使六四被镇压开枪，还是与“革命吃掉儿女”一样的高度，本质上是对党妈的怨恨绝望，既然是对党妈的，那么还是处在党妈与儿女之间的弑父情结与青春期叛逆中，因为子弹凝固了那段青春期。就像基督徒之罪性与上帝之间，基督徒需要为自己选择的各种处境辩护。也就是八九一代与党妈的关系，是类似基督教的。有人说六四是一次出埃及。

十年砍柴，一朝烧火，这是我十来年来一贯看法。老民工刘少明说，他搞工运把其中精英人物积攒多了，自然实现工运与民运的结合。人一多，什么政治化激进化不会出来，把酒就是最好的证明。老喊烧火的，柴没法两根，基本是局外人自以为会写两篇文章足以指点江山的，没进来没行动说两句就以为要领导要摘桃子的，就像电视机前观众还不是球场看球的球迷，就以为自己是主教练非领导中国足球打世界杯不可。古龙说，空门多了，就没有空门，我说立场多了，就没了立场问题。

以前我写文章，把维权运动比喻做荷兰交易所，荷兰交易所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基督徒也好，穆斯林也好，无神论也好，只要来做生意，就好。宗教信仰不成为身份认同的前提。政治立场有点类似宗教信仰。搞维权的管你什么立场，也不管你什么信仰，只要来维权就好。如果荷兰商品交易所说，非得基督徒才能做生意，那早就关门了。

所谓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行动所指向的对象不同。在2003年有了哈维尔等“面向社会的言说“，建设公民社会之方向后，维权与民国立场之“去政治化”，是面向公民社会的，至于官方肯定要政治化，但一直未遂，十年来多次文件把维权和其他可以严重政治化的行为连在一起，如黑五类。政治反对派之政治化，只指向官方，他的眼里“没有人民“（2005年我写文章批评高智晟与丁子霖之争的题目），并以他们与官方的关系来覆盖摄取民间，以个人境遇来说明，不做个体维权与群体性的极大差异。

“中国渐退”论

华岗岩的“中国渐退论”是蛮有道理的。“渐退”是八九后的总体状况，中国的元气和变好的可能性在渐退，知识分子退入书斋里面革命，对民众抵抗，一开戒后一不做而不休破罐子破摔，维稳格局日渐增强。

本来民主自由目标只有向前，行动靠近，并且确认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合法性论证的，八九后又退回到认知领域，把政治行动虚无化，退化到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去论证脱裤子放屁的事，也就是产生民主自由目标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滋生八九一代背叛者的意识形态，如新左派，而不言自明的前提变为群魔乱舞的领域，由于没法向前行动，政治没法改革，经济文化，社会都必须维持买单，因此各种买单的思想都出来了，如秋风的儒家宪政主义，不外乎是说当局不政改，是认识问题，我们要想各种理由哄骗推动其政改。

把政治问题转化为认识问题，良知问题，立场问题，都是渐退。还渐退到宗教里，甚至退到共党的怀抱里，如中国模式，新社会主义传统等等。前民国的朝代历史中，新王朝的建立维持都以其所更替掉的王朝为鉴，如唐修《隋书》，堵住前王朝之所以给自己颠覆机会的弊端，防止自己再被颠覆，走自己的路，让后人无路可走。

国民党政权被共党颠覆后，共党认识到国民党给他留的颠覆机会，于是为了不再出现一个成功的颠覆者，就绝不给留机会漏洞。所有人类可能造反颠覆共党之路，都被共党堵死，如果要找到新的致命的，就看新的历史命运。共党一建政，就利用韩战与镇反灭掉民国基础，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利维坦，把几乎所有的政治都吞噬到内部，用组织原则控制，党外无政治，组织之外无政治，其内部高度政治，去外部去政治化，即使发动文革，允许外部民众有一些政治，但同时也同样被去政治化格式化之。就民间之政治处境而言，中国确实是世界历史之例外。

吴强博士描述了二战以来世界政治之去政治化与再次政治化。我把八九改革已死之后开始的大陆民间政治描述为再次政治化是没有问题的，八九后即使是改革立场，也不过是没法革命时的自我安慰，宗教性情绪，是非政治或反政治的，经济改革不外乎是没法政治改革而应付革命颠覆情绪变相分赃满足。然而再次政治化会遭遇恐惧与利益分赃之既有格局，于是我认为民国当归是深度隐藏再次政治化于无形的再次政治化，这不仅仅是对八九改革已死的回答，同样是对49秩序于中国根本对错，是不是邪路的回答。

在大陆，恐惧和利益分赃原则所致，凡是政治化的运动，都会内卷化，遭到排斥限制在最边缘的角落，永远的边缘人和亚群体，哪会普遍性扩张。不是共党自我排甩出很多怨恨和反对的人，其中小的几乎没有的一小部分参与进来的话，凡政治化的运动，都是自娱自乐，而且把苦苦坚守自我保存就当做胜利，目标的实现内在于“我们”的自我保存，把树木种子当做茂密的森林之国度。这种永远的边缘人和亚群体的自我神话，来“抵达”目标，是非政治的宗教信仰情绪。如政治反对就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巫术心理。

政治反对或者全面抗争活在八九学生带头领导全社会响应之幻象记忆里。

首先八九并没有全社会响应，同质性是学生自己的想象。

其次，八九六四后，中共创造人类政治的逆规律，带头大哥们冲到最前面，发现后面的人远远躲着，弄不好还在人群中开出冷枪。零八县长虽得了和平奖，还不是一小帮人孤零零在前面，带动了那个群体，除了是一个新闻事件外，是一个带动群体向前的政治事件吗？新公民运动许志永案件开庭，有几个在北京需要子女教育的外地人去支援？

以香港的全面抗争为例，有那么大的群体和国际社会支持，够“全面”和“总体”了吧，不是照样被香港民意撕裂打碎。政治化运动在香港如此自由的地方，都是很容易被抵御被分化的，对持时间一长就会内卷化的，如同香港民主派在过去几十年在香港的境遇一样。内卷化和陷入自我巫术是政治化运动的必然宿命，就像八九六四在二十六年中的一样。

政治立场有着隐藏与凸显的合适时机问题。维权提出时，确实是为了回避政治立场或政治性之最后审判问题，搁置党委闹革命，专注于权利行动本身，因为当时并没有民国可供政治立场或者政治性之承载，维权运动之战场还在大陆，还在大陆专制体制磁场之边界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时冻结政治立场去政治化隐藏政治性，可以形成最大之行动共识，然而维权运动历史中，政治立场与政治性还是藏不住。

不断探索实验基于维权运动并收割维权运动，高于维权运动之表达形式如零八宪章，新公民，政治反对等等。我觉得民国当归有了之后，是可以强迫人们就最后审判问题之天平上做出选择，你究竟要将砝码放在那一头，到底是促成体制变好，还是建设公民社会和民国当归。民国当归以深度隐藏政治敏感的方式，表达了最为激烈彻底断绝扯断一点都不粘连的极端政治立场，最为有强度的凸显。

八九与民国当归

以后文革的中国处境而言，国人若不往政治权利或者参政方面，退回私人领域，做个暂时安稳的奴隶还是有的，几乎焦虑与绝望是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被堵塞而发酵起来，也就是往上变为人上人不能而有的身份认同的精神危机。而如环境危机、食品危机等民生社会问题，也被寄托在政改上，政改和民主化转型是形而上的，形而下层面就是受成为人上人激情渴望的驱动。

而民主化转型的可能性，以一个个具体的知识分子上升可能性为尺度衡量，上街被抓就说没法转型了，放了政治犯就说要政改，与国家领导握个手就说有望转型，而且以自己有生之年为限定单位，这时候民主化之焦虑绝望就会攫取整个人或者一大批知识分子，这个是政治反对派绝望的内在标准，以个人上升可能性与否来衡量，以自己生命有限性来施压，表面上描述的是民主化转型的可能，其实仅仅是其个体在身份承认中的生命政治问题，当专制体制不给他们空间，他们就要转型，把自己身份认同危机的解放与转型捆为一体，并用个人为衡量尺度。

这是八九后所谓改良与革命的真面目，改良就是要改良，要的是在改革中自己的解放，至于能否要到改良，那是不重要的名义，要不到改良，于是愤怒得要革命，至于是否革命得了，这个不关心。这个也与宪政目标没有触手可得就怀疑攻击的人是吻合的，出埃及记中上帝不降吗哪在帐篷门口，以色列人就攻击埋怨背叛上帝，他们的标准是触手可得。

如前面所说，致力于私人领域以及包容私人领域公民社会，根本放弃在中共体制下的政治参与所谓的公共领域，建设公民社会是可能的现实的，当渴望从公民社会推进到政治参与倒逼民主化转型，这时候这一些遭共党体制抛弃没有吸纳的反对派，就会极大攻击建设公民社会。本来就不是用来倒逼政改的，被埋怨不能用来推动转型。

89后，凡是不直面现实可能性之残酷与自己行动的主体性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方案，以此作为前提的，都是自欺欺人欺人自欺的神汉巫婆。公民社会重建方案不是，即使像自恋满满的，自欺欺人的，好歹是在做事和积累。如楚云长的大病免费，是社会重建的，不管能否推动，人们还是愿意寄托几分期待的。如果是政治方案，早就被嗤之以鼻了。凡是要共党来执行的，都不靠谱。

八九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立场，就是李慎之式的“不在刺刀下做官”，不与体制沾边，不食红粟，出世危邦不入，独善其身。试图逆水而上兼济天下者，潜伏下来，就可能是汪精卫式卖国（知识分子的道义国）和裹挟主义于己身卖身帝王家，这里成王败寇，成功则是拯救沉沦的民族英雄，败者就是卖国贼，遗臭万年。试图有公共性，不肯自甘寂寞隐世的，就会遭遇一个无从回避的问题:顺着昌逆者坐牢。顺着就要制造出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神话，又能与体制和解形成知识分子官僚联盟，又能在心理和私下间认为自己是有良知的独立的，高于体制能够将来战胜体制的。

这样就在八九后，体制制造吸纳避开革命，而知识分子革命无门渴望投入寻求出路的宏大叙述下，隐藏着自己出人头地的个人渴望，二者就达到合拍，而没法被吸纳的就幻觉自己被吸纳。吸纳总是少数的，而吸纳放出的“中国梦”会牢牢拴住幻觉自己可能被吸纳的，而在吸纳的同时，却大规模排斥，如公务员考试，吸纳了少数人，却大规模排斥了98教育产业化的绝大多数。这绝大多数需要吸收“中国梦”的雾霾，才不会走向对立，而是迷迷糊糊地团结在中南海的周围，北京的周围。

89后的中国梦，两大板块就是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与富人中产阶级身份建构，还没成为的人，必须有中国梦，即将成为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吸纳了少数，制造出中国梦，然后排斥大部分人，这样有不断拖延的时间差，只要有时间差不要火烧眉毛就行，走一步拖一步。有了时间差，向心力很强，离心力很弱，反对者异议者就不会获得广泛的社会根基，而且非常容易收割收买。吸纳与排斥造成了原子化，都以个人得失作为衡量政体好坏的标准，没有在星空中的客观标准:没有公共利益如民主转型的推动，只有个体在体制中得失身份焦虑是否满足的事实。李慎之式的出世是一种身份建构，民国身份也是一样，是一个被迫活在沦陷区里面但不与体制沾边的身份建构。李慎之的文章立场，如《风雨苍黄五十年》其实与民国立场只有一墙之隔。民国立场是”中国梦”的天敌。

陈子明生前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这个宪政当立也是想保持现实路径实现的开放性。可是现实问题就是宪政旗手有没有足够的权威，来让权贵屈服于宪政。旗好，但扛旗的人”位格”不够高，不足以凌驾于权贵之上。有没有一个能凌驾于权贵与民众之上的位格，没有，这个开放性比较不可靠。我”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从民国那里分享来更高的位格。可能开放性更强一些。

过去，当下和未来，这民国从精神高度，合法性上压倒权贵是没问题的。将来国号一改回，民众会拿着民国法统痛打权贵，权贵被打倒了全砍了都没问题，担心的是砍杀的过程秩序也没了，我觉得扛民国法统即使来个毛泽东式的大屠杀，秩序还在。

转自：民主中国